本文作者
卢治安，生于1947年，天津第九十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河北围场插队落户。1972年选调回天津任中学教师。1978年3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分配至天津教育学院（后并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现已退休。
原题
塞北的第一个春天
作者：卢治安
1969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五，下午。我和晴儿的第一次接触。我轻轻的推开了方部长院落的栅栏门。栅栏是桦木的，不高，也不重。院落纵深很长，脚底下铺着有三四尺宽的青砖甬路，直通到房门口。院子好干净。一抬头，吓了一跳，窗户前的果树下，那只硕大的狼狗正蹬着前腿，眼睛放着凶光的盯着我，一副马上就要扑出来的架势。我浑身发紧，脑门发麻，急忙停住脚步，想喊方阿姨出来。再一看，好奇怪，这狗却缩回了身子，趴在了树下，尾巴不停地摇着，嘴里发出细微的嗷嗷的声音，眼光也变得好和善，甚至可以说是好温柔。我沿着甬路小心翼翼的走到房门前，轻轻地叫了几声：“方阿姨！”方阿姨满脸的笑容，从东厢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茶杯，说：“来，快进屋，屋里坐。”迎面的东山墙下，摆放着一个两头沉的写字台，很长，很宽，桌子上有笔筒、墨水瓶、台历等，桌角随意堆着几本书，一部黑色的手摇电话机，陶瓷的烟缸，还有一个大大的白瓷盘，长着半尺多高的鲜绿的蒜苗。我说；“就在这吧。”顺手拉过来书桌前的座椅，坐了下来。看到炕上铺着白色的羊毛毡子，毡子上铺着浅蓝底白条格的床单，一个原木小炕桌放在炕头，上面有一摞报纸。明亮的大玻璃窗，厚重的军绿色的窗帘。方阿姨泡好茶，把水杯放在桌子上，拿下杯盖，说：“热，晾晾。”一股清香溢出，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怎么样？听老方说你们队青年都不错？”方阿姨坐在炕沿说。她只穿着件部队的绿绒衣，对襟的，干练，明快。我一边回答，一边擦着额头微微冒出的汗，这才发现，门后有一个大大的生铁火炉，碗一样粗的烟筒，烧的是煤块，炉火通红。方阿姨笑道：“热了不是？把棉袄脱了。”眼光里满满的慈爱。然后对着西屋亲昵的喊：“你个死妮子，小卢来了，你不是要问问题吗，还不快出来待客？”对门屋晴儿的声音：“不是正在给你方阿姨汇报工作吗？”然后是清脆的咯咯咯的笑声。“这个死妮子！这么着，这屋忒热了，你到她屋去，好好说说话，我忙忙饭。”我忙不迭地说：“方阿姨，别，可别忙饭，我回营子，有饭。”方阿姨笑了，拍着我的肩说：“老方说了，小老乡，是不？等着两眼泪汪汪吧！”她一推我，说：“过去吧。”我刚出了东屋，西屋的门啪地就开了，晴儿挺直着身子，笑着站在门前。她应该是刚洗过头，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还有些湿漉漉的，只穿着件白色的衬衣，眼睛明亮，脸色绯红，脖颈白皙。“进来吧！”她说。屋子里弥漫着洗发液的淡淡的香味，还有，女孩子闺房中特有的温馨的气味。我突然觉得局促不安，好热，后背也出了汗。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晴儿竟然也是有些发窘，一句话不说，只是倚在她的小书桌前，两手倒摁着书桌沿，低着头，两只脚一前一后地别来别去。满头的秀发，垂落下来，遮住了她的脸庞，像黑色的瀑布。终于，还是我走到她的书柜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她，说：“看看都有什么好书？”她立即活泼起来，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显然是准备好的，举在我面前，说：“你一定喜欢这个诗人！”她很得意的一笑，“那天，联欢会上，你朗诵的《进村》，是不是仿照的《回延安》？”她说着，把头发朝后一扬，右手拿起条白底红梅花图案的手绢，左右手同时拢起背后的头发，捋了捋，把手绢系在头发上。在她仰头拢头发、系手绢时，她的胸高高的隆起，清晰地看到她圆润的饱满的胸，在衬衣下，耸动着。晴儿说：“不行不行，就是上学时喜欢语文课，喜欢写作文。”我看了看书柜里的书，数量不少，多是文学方面的书：古代文学作品有唐诗、宋词等各种选本；现代文学茅盾、巴金、老舍的作品都有些；“文革”中出版的鲁迅单行本也不少；当代小说最多，《红岩》《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等，反映冀中保定一带抗日的长篇《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占了一层。也有不少散文集，杨朔的，刘白羽的，都有。我取出杨朔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随手翻看了一下，看到不少文字下都画着长长短短的红笔道。就问：“你喜欢杨朔？”我说：“我也喜欢他的散文，清新，有意境。像《雪浪花》《荔枝蜜》，多好！”接着这个话题，我指着书柜说：“你也有刘白羽的啊。你觉得他与杨朔有什么不同吗？”晴儿歪着头，说：“让我想想。”然后说：“我瞎说，你不能笑话我。”晴儿看了看我，说：“我觉得风格不一样吧。比如庄稼，杨朔是青玉米苗苗，嫩，绿，刘白羽是红高粱穗子，热，红。”说完，她很认真地盯着我，小心翼翼的问：“对吗？”我一下子很振奋，说：“你说得太好了，谁教你的？你自己的感觉？了不起，很对啊！”我说：“从他们散文集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不同的风格，你看，杨朔的叫《东风第一枝》，清新；刘白羽的呢，《红玛瑙集》，浓烈。”晴儿很开心，问我：“县革委宣传部有个大学生说如今中国散文有三大家，那家是谁？他不告诉我，你知道吗？”我笑了，“三大家的说法有点太高了，冰心呢，巴金呢，往哪摆？对不？应该说是比较有成就、有影响、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三位散文作家吧，那个人是秦牧，代表作品是《艺海拾贝》。”晴儿孩子似地点着头，真诚地对我说：“你们老高三的真行，知道的真多！”晴儿一时楞了一下，说：“你们到的第一天就知道了，我娘说的。”晴儿说：“不是已经说了吗，学贺敬之的《回延安》，挺好的啊。”晴儿说：“有点假。我娘说你们来的那天好凄惶，有人都哭了。还风雪老大娘呢，还走革命的道呢？你看看除了我娘，谁还会说这些个大名词？”晴儿咯咯地笑出了声。晴儿却根本没有理会到到我的窘态，接着说：“就算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吧，也觉得你那抒情有点做作，就是假呀。”晴儿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说：“你不高兴了？我就是瞎说，是我爸说的，他说你这诗乍一听不错，挺有激情，但有点空洞浮躁的。”我眼前突然出现了我朗诵这首诗时，方部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目光很深邃，仿佛要穿透我的内心的神情。心中一热。晴儿用手不停地拍着自己的嘴，对我说：“哎呀，你可别告诉我爸，他可没让我乱讲。”门被推开了，方阿姨端着个玻璃果盘进来了，满脸的笑模样。“妮儿，过来，把小卢的茶杯拿过去。”方阿姨在外屋说。接着听到方阿姨的话：“你个死妮子，胡噙些什么？好好说话！再瞎说看我撕烂你的嘴！”晴儿双手端着茶杯进来，用嘴吹了吹，又放在自己唇上，轻轻的抿了一小口，然后递给我，说：“不烫了，喝吧。”房间热，身上燥，我确实是好渴，端起杯，扬起脖，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喝下去。晴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喊：“娘，咱家的冻梨放哪了？”晴儿披上件军大衣，转身出了屋门，开门的一霎那，冷气嗖嗖地扑了进来。不一会儿，她两手托着四五个带着冰碴的冻梨跑回来，往灶台上一扔，不停地搓着双手，在嘴边哈着气，来回跺着脚，说：“你别看这东西长得黑黢黢的，可好吃了，又酸又甜，解渴着呢。快，你尝尝！”看到我轻轻了咬了一口，在嘴里慢慢地嚼着，晴儿急切地问：“怎么样，好吃不？”晴儿开心地笑起来：“那就多吃，吃个够，仓房里有一筐呢，都给你留着。”电话铃响了。听到方阿姨接电话：“挺好挺好，说着话呢，放心。好，知道了。少喝点。”然后，方阿姨从东屋走出来，对着晴儿说：“县里下来人了，你爸得陪，不回来吃了。说吧，想吃个啥？”我忙说：“方阿姨，不麻烦了，我真的不吃了，我回去吃。”方阿姨说：“你问问妮儿，我听她的，她要让你走，你就走。”晴儿像是很认真的说：“娘，人家事情挺多的，走吧！”我有点意外，但也没多想，想到也许方部长不回来吃了，留我也不大好。”于是我拿起了棉袄，一边穿着一边说：“方阿姨，等方部长回来转告他，我回去就开始写总结，请他放心。”然后转身要出房门。晴儿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说：“你傻呀！你真傻假傻？听不出来？”方阿姨也止不住的笑出了声：“哎呀，还真是个实诚人！”然后用食指戳着晴儿的脑门，说：“你呀，就会欺负实在人！”晴儿说：“让我娘做饭吧，你也别脱棉袄了，带你院儿里看看。”那条狼狗正趴在果树下晒太阳，见我们出来，懒懒地抬了下头，摇了几下尾巴。晴儿突然“啊”地喊了一声，很惊异地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怎么没听到花花叫？”晴儿指着我，对花花说：“花儿，这人是谁？认识他吗？”花花嘴里发出很快乐的嗷嗷声，围着我，时不时的用头蹭着我的大腿，尾巴摇成了一朵花。晴儿朝着屋里大声喊：“娘诶，娘诶！快出来看看，这花儿怎么跟他这么亲？”方阿姨围着个白布围裙，挽着袖口，手里剥着棵葱，站在门边，也啧啧不止地说：“奇了，奇了，缘分，缘分。姜主任、赵秘书都进不了这院子的，疯了似地咬。你第一回来，就亲人似的，到底是小老乡，一家人呦。”晴儿一把把花花抱起来，看着我，说：“看见了吧？花儿喜欢你呢！我真高兴！”说着，眼睛里竟然有泪花在闪动。晴儿指着四周的土墙说：“开春后墙下边都种葵花，一排排，又高又壮，花儿金黄黄的，向着太阳。”她说：“这是石榴，开得花火样红。这是棵梨树，开得花雪样白。靠西墙开出了一片地，晴儿说：“我娘的地盘，种菜。白菜、黄瓜、豆角子、角瓜（西胡），好着呢！”又领我到了西山墙下，蹲下搬开一个大草垫子，站前身，搓了搓手上的土，说：“这是菜窖。有梯子，下去看看呗？”我弯下身子看了一样，里面有土豆、疙瘩白（洋白菜）等菜蔬，还堆放着几筐水果和其他食品。她用脚踢着盖窖口的草垫子，我忙蹲下，挪过垫子盖好窖口。房后是一片开阔地，几十棵白杨树，枝杈繁密，阳光星星点地透泻下来，照在地上的积雪上，一个个光点在闪，树枝上有几处鸟巢。我说：“这么多乌鸦窝呢。”晴儿说：“你又没看见，怎么知道是乌鸦窝？告诉你，喜鹊！美丽的大喜鹊！”花花早已是在雪地上奔来奔去，从这棵树下蹿到那棵树下，撒着欢。晴儿看着我说：“这里是我想事儿的地方，难过了，不高兴了，我就自己在这儿呆着，有时能呆一整天。我爸，我娘，谁也叫不动我。”我抓起一把雪，在手中团着雪球，说：“你还会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她看了看我，没回答，用脚朝地上的积雪使劲踢了一下，说：“多着呢！”那一刻，我能感受到在她快乐、单纯、率真，明亮的内心深处，和方部长、方阿姨一样，有着太多太多人生的苦涩、艰难和沧桑，让人心痛。以后，一年多的时光里，这片杨树林里，留下了我和她那么多春、夏、秋、冬的故事，无论是春的绿枝，还是秋的落叶；无论是夏的雨霁，还是冬的雪花；无论是笑声，还是眼泪，都很美好。屋顶升起了冉冉的炊烟，屋内飘出来饭菜的香气，饭快熟了……塞北的春天姗姗来迟，春节后两天是雨水，元宵节后三天是惊蛰；二月二，龙抬头，两天后，二月初四，公历三月二十一，已是春分了。只看到房顶的积雪越来越薄了，有的地方已经露出苫盖房顶的莜麦秸；房檐下挂着的冰绺子，在午后的阳光下慢慢融化，一滴一滴的水珠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水坑。只看到阳坡和平川的一片洁白渐渐变黄、变黑，裸露出山岩土地的原色。只看到大川中的冰河解冻开河，河水漫延，听得到到冰河开裂的咔嚓咔嚓声。只看到铺天盖地的乌鸦、喜鹊、麻雀还有无数不知名的鸟儿在积雪融化后的山坡、平川上觅食，稍有惊动，就呼啦啦一片飞向蓝天。只看到生产队圈养了一冬的数十只牛、数百只羊在牛倌儿、羊倌儿的吆喝声中出了圈，在潮湿的山坡和平野上啃食经冬的庄稼茬、草棵子。只看到各家的老汉们蹲靠在场院的土墙前，抽着烟袋锅，唠着嗑，挤着虱子，一整天的晒太阳。于社员和我们知青来讲，春天就是门队长营子口的一声吆喝：“来吧——嘿！”冬闲结束，一整年的土里刨食的劳作开始了，从二月二起，我们开始了农活，从牲口圈起粪、出粪，跟着牛车往平川地送粪，十几天后，快到清明了，开始往闫家沟挑粪。每人一副扁担挑筐，包工、包量，一天六趟，早完活早收工，晚完活晚收工。从沟门到沟脑二里多地，一天上下六趟就是二十多里，还是蜿蜒陡峭的山坡路。早晨吃完饭出工，收工时太阳都下山了。上山时汗水湿透了后背绒衣绒裤，下山时冷风嗖嗖，顿觉得透心的凉。这天，记得很清楚，是四月三号，清明节的前两天。一大早，我们每人歪戴着脏兮兮的狗皮帽子，穿着下乡时统一发的、肩膀已经都磨破了露着棉花茬子的蓝棉袄，腰间系着根粗麻绳，晃悠着扁担来到营子口，蹲在一面土墙下，抽着烟，等着队长老门的吆喝，准备出工。突然，看到营子外小桥上一匹白马迈着碎步朝营子跑过来。阳光很亮，有些刺眼，众人道：“白马，谁呢？”纷纷站了起来。我一眼就看清楚了，是晴儿。她来做什么？只见她到了营子口的土坡前，“吁”地一声勒住缰绳，右腿一蹁，轻轻地下了马。然后，拉着马朝我们这边走来。对襟束腰的素花棉袄，绿色的军裤，头上围着那条紫红色的羊毛围巾。白皙的脸上泛着微红，双眼明亮清澈，楚楚动人。或许是因为刚才牵着马上土坡的缘故，有些喘息，胸脯一起一伏的。我忙整理了下帽子，拍打了下棉袄上的土屑，扣了扣眼睛，因为已经有多少天我们都没有真正洗过脸了。一时觉得很窘迫，不自主的就低下了头。老门早就一溜小跑的迎过来，边跑边说：“哎呀呀，我说怎么今儿一大早树上的喜鹊就一个劲地叫呢，原来是方姑娘来了。这是有啥要事吧？”晴儿说：“那您就是门队长门叔叔了？”声音很明亮、甜美。“门叔，是这样，公社今天开会，要你们队的知青卢治安参加，电话打到大队，一直没人接。急得赵秘书在总机嗷嗷叫。”晴儿边说着，边解开围在头上的羊围巾，紫红色的围巾搭在胸前，乌黑的头发，一条粗粗的发辫。老门忙不迭地说：“辛苦了，还劳方姑娘跑一趟。”他过去接过缰绳，回头朝我们这边喊：“小卢，还不快出来，方部长的姑娘来了，通知开会。”我缩着身子，依着墙根站起来，手里还拄着那根扁担。这身打扮，这种形象，觉得很尴尬，很狼狈。周围已经围拢了不少社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晴儿透过人群看见了我，径直朝我走过来。然后，停住脚步，歪着头，上下左右的打量着我，呵呵呵地笑起来，笑声很明亮：“行啊，才几天啊，真像个贫下中农了！”我觉得脸上有些发烧，不自觉地摸了摸腰间的麻绳子。晴儿说：“这根麻绳好有诗意，我喜欢！”我正不知该怎样回答，晴儿抢着说：“当然认识呀，他是我爸的小老乡呢！”老门看着我，做出嗔怪的表情，对我说：“小卢，跟部长是老乡咋不早说？行了，快回吧，回屋收拾收拾，跟方姑娘到公社开会去吧。”我说：“门队长，你看队里活儿这么忙，我还是出工吧。”老门说：“啥轻啥重你拎不清啊？再说队里在乎你们干的这点鸟屎活儿吗？去吧，给你记大队劳务工，十分！”晴儿笑了，很灿烂：“门叔，那就请您帮着拴上马，我先跟他回屋看看。”这么多人看着，我很不自然。晴儿走近我，用手推了一下我的扁担，说：“走啊！”我用扁担穿住了两个挑筐，扛在了肩上，说：“走吧。”身后是社员们的嘁嘁喳喳的声音：“方部长的闺女，千金呀！”“多高挑的身材啊，细皮嫩肉；看那手，葱白似的；那脸，蛋清样滑溜；看那两眼，亮得能冒水儿呢！”“在家娇惯着呢，也难怪，方部长，大干部，这要在大清，也是格格呢。”老门厉声道：“都别胡噙了，该干啥干啥去！”接着是一声长长长的“来吧——嘿”的吆喝声。我扛着粪筐在前面走，晴儿一跑一颠儿地跟在后面，“你慢点，不用着急的。”进了外屋，我说：“你怎么来了？你看，影响多不好。”晴儿愣住了，挺疑惑地问：“我不能来吗？有什么影响呢？”我也一下子愣住了，“是啊，有什么影响呢？”自己也说不出来，但心里总是觉得不大舒服，脸上肯定也就带着样儿。晴儿立时显得不大高兴，可也没说什么。我也觉得自己说得有点唐突，就笑了一下，伸出双手，黑黢黢的，指甲里都是黑泥，手背也都冻得开了裂，说：“不瞒你说，我们都十几天没洗手洗脸了，太累，也懒得烧水。我这就烧点热水洗洗。”我拿起水瓢，打开缸盖，一看，满缸漂着的冰碴子；再一看灶前，也没有柴火，不由叹了口气。晴儿安慰我说：“那就先别洗了，公社肯定有热水，好好洗洗，再到卫生站上点冻伤药。”我说，“行吧。我去换件棉袄。”说着就解开了腰间的麻绳，准备脱下肩上已经磨得露出棉花茬的棉袄，走进里屋。晴儿也随即要跟进来。我一把拦住了她，说：“你别进来了，被子都没叠呢。”晴儿说：“我看你也不用换了，你换了棉袄，那棉裤呢？你看看，屁股后面也都开绽了。再看看鞋，整个一个泥窝。”我低头看了一眼，不觉笑了，说：“也是，也没得换了，就这样了，走！”晴儿也笑了，挺开心的样子，说：“麻绳呢？麻绳也系上。”我从地上拾起麻绳，紧紧地系在腰上，双手使劲儿的拍了拍棉袄下襟，说“怎么样？真正的老农吧！”晴儿左歪歪头，右歪歪头，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我娘见你这样子，一准儿高兴得笑开了花！”晴儿左脚迈过门槛，右脚还没抬起，突然一回身，双手扶着门框，扬着脸，眼睛盯着我，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对着我说：“我明白了，你刚才进屋不高兴，说影响不好，是怕人家议论，你怪我说你跟我爸是老乡，对吧？你也不高兴我来找你，对吧？”我突然无言以对。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心情不好，为什么觉得影响不好，晴儿的话，一针见血，我觉得自己的脸涨得通红。晴儿倒是没再说什么，扭身直奔牲口棚。一会儿，那匹白马就跑过了营子口的小桥，进了河边的那片白杨林。我走得很急，过了桥进了林子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一棵树后，晴儿闪身出来，那匹马用蹄子踏着雪，啃着裸露出来的草根。晴儿径直走到我面前，双手伸开拦住我，仰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不敢正视，忙低下头，正看到她高高耸起的饱满的胸，就把头垂得更低，看着自己的脚。晴儿说：“这没人看得见，接着刚才的话说，我不明白，我说你跟我爸是老乡怎么就让你不高兴了？我来找你怎么就影响不好了？”看来她真的是生气了，嘴巴鼓鼓的，挺委屈的样子。我用脚划拉着地上的雪，想了半天，说出一句绝对是真实的也绝对是能让她接受的话，我嗫嚅着说：“你看我这身打扮，你看我这个脏样，多狼狈，我是怕你笑话我。”说着，我又把泥爪子似的双手伸出来让她看了看，又耸过肩来让她看看肩膀的破棉花。我的话还没说完，晴儿就笑起来了，树林里回响着她明亮的笑声，树上的雀儿在她的笑声里扑啦啦飞向晴空，枝条上的雪花纷纷落下来，落在她乌黑的头发上，长长的睫毛上也挂上了雪花。“有什么狼狈的呀？你这个样子真好，我好喜欢！”“喜欢”这两个字一出口，她突然意识到什么，脸腾地红了，马上接口说：“我好愿意看。”说着，走近我，伸手抓住我腰间缠着的麻绳，使劲拽了拽，对我说：“这个样子，我娘准喜欢！”怎么又说到方阿姨？看到我疑惑的神情，晴儿说：“走，十几里路呢，走着说。”晴儿拉着马缰绳，我们并排走在林子的路上，积雪还没融化，在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她就在我身前边，觉得她个子真高，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她的头发时时会拂到我的耳际。空气很清新，身边弥漫着她的气息。好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就这样走着，静静地，脚下踏雪的声音，白马鼻鼾的声音，还有，偶尔的鸟鸣的声音。她楞了一下，像是刚从一个梦里醒过来似的，应声道：“嗯。”然后，又突然仰起头来，直视着我，语气很坚定说：“我说了，你别生气。我骗你们队长了，我骗你了，其实根本不是公社开会，是我娘想你了，我也想你了，我娘让我叫你到家吃饺子！”看她那神情，真像是视死如归。一副“就这样，爱咋地咋地”的样子。我性格中最厌恶的是虚伪，最容不得的是欺骗，最仇恨的是背叛，可听了晴儿的话，看到晴儿的神情，我却感到贴心的温暖，还有，莫名的一种什么情怀。我扑哧一笑，顺势用手打了一下她的头，轻轻地。晴儿立时笑了起来，很灿烂的笑。她使劲儿朝白马背上一拍，喊了声“嘚！”马儿飞也似的向前跑去。她歪着头，有些调皮地对我说：“你怎么会不生气呢？我一直特紧张的呢。”我说：“队里生产这么忙，老门还说公社开会給我记十分工，这要是让队里知道了，真的是影响不好了。”晴儿说：“让我娘跟他们说一声，你不知道，我娘的话，他们都听。”晴儿说：“没那么严重的，你们不知道，队里都不愿意你们出工，老门怎么说的，对，鸟屎的活儿，和社员抢工分，你们出工越多，社员分红越少。”晴儿说：“这不明摆着的吗？地少人多，分母越大，分值不就越小吗？我爸天天接电话，各大队都是这意见。”我不再说话，心情有些沉重。晴儿感觉到了，也不再说话，不时地仰头，悄悄地看看我的神情，默默地，走着。雪地上，我们，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快出林子了，看见了远方蓝蓝的天空。晴儿突然挽住我的胳膊，说：“别不高兴了，好吗？我娘还在家等着你呢！”我笑了一下，说：“没不高兴，方阿姨怎么想起叫我了？”晴儿推了我一下，放开手，有些怨怼的说：“今天几号了？阳历4月3号，你哪天到的我家？正月十五，阳历3月3号。整整三十天了。我娘总念叨你。”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到公社送那份总结，方部长和我聊了几句：“怎么样？我那傻丫头文学上有些基础吗？”方部长问。我说：“她看的书挺多的，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格感悟的特别好。”方部长笑了，很开心。说：“有时间就到家，你阿姨在家挺闷的，丫头也没有说话的人。”方部长说：“那就二月二，那天你阿姨忘了丫头的嘱咐，没给你做野鸡酱瓜丁，这丫头闹了好几天呢。她自己打的野鸡，说是答应过你，有你一份。”我心中好一阵热，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晴儿时，她背着猎枪，骑着白马，对我说过的“也有你的。”我忙向晴儿解释，说：“你一提，我想起来了，那天送总结材料时，真的答应过方部长的。唉，队里二月二开始干活儿，累趴下了，早忘得一干二净。”晴儿说：“你是忘了，可我娘等了一整天，连花花都蹲在院门口等你。”看着晴儿嗔怪的表情，我觉得心里好温暖。就说：“天冷，快围上围巾，走快点，别让你娘着急。”经过车马的碾压，路上的雪已经融化了，土路上湿漉漉的，走在路上，鞋上已经沾满了黄泥。天气很好，阳光照着连绵的山岭和漫漫的平川。快到二十三号大队了，过了二十三号，不到三里地，就是二十七号营子。我说：“路挺难走的，你看，你的鞋也成泥窝了。上马，你先回去，我走得快，一会儿就到。”晴儿低头看了看，跺了跺脚，又看了看我，抿嘴想了一下，说：“好，我先回，叫我娘烧火。”刚要上马，又回过头来，走到我跟前，还是用手拽了拽我腰间的麻绳，很认真地说：“就系着它，让我娘看看，她一准儿喜欢死你！”转身，燕子似地飞上马，缰绳一抖，双腿一夹，“嘚”的一声，白马就奔了出去。很快，消失在路的尽头，蓝天里。我从路边的树下捧起几捧雪，使劲地往脸上搓了搓，用棉袄袖子擦干，又搓了搓手，加快了脚步。远处，看到了方部长院落的房顶上，正升起袅袅的炊烟。白色的，轻轻的，柔和的，温暖的……栅栏门敞开着，我在土墙上蹭了蹭鞋帮子上的泥，轻轻的进了院子。花花摇着尾巴，颠颠的跑过来，围着我转。我蹲下来，用手在它头上捋了捋，花花转身朝房门口跑过去。院子西头那片菜地已经翻过了，裸露着细碎的黄土。东墙跟一堆黑煤块儿堆的整整齐齐。不知为什么，我有很亲切的感觉。“方阿姨”，我轻轻地叫了一声。花花早已经顶开了房门，蹲在门口，嘴里嗷嗷的叫着。“你够快的啊！”是晴儿快乐的声音。方阿姨满脸的笑容，迎了出来。晴儿穿着件浅灰色的羊绒毛衣，浅领的，脖颈很白，方阿姨还是那件部队的对襟绿绒衣。晴儿挽着方阿姨的手，笑着说：“怎么样？娘，像不像扎根农村的好青年？”方阿姨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一步迈到我跟前，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满眼的关切，慈爱，说：“倒是像那么回事，孩儿呦，可真是受了苦喽。”进了房门，看到堂屋正中已经放好了一把椅子，椅子上一个白色的搪瓷脸盆，方阿姨说：“小卢，屋里不冷，先洗洗吧。”说着，从东厢房里提出一个壶嘴冒着热气的大洋铁壶，哗啦啦的往脸盆里倒开水，雾蒙蒙的热水气立时弥漫全屋。“妮儿，你给兑点凉水。”方阿姨说。“来啦！”晴儿端着个花脸盆跑过来，晴儿朝盆里倒着冷水，方阿姨用手在盆里划拉着试着水温，“行了。”方阿姨说。晴儿放下脸盆，也用手试了一下水温，说：“还是有点烫”，端起脸盆要再加些冷水。方阿姨说：“你个死妮子，再加就凉了！”晴儿说：“又不是烫猪，他手冻了，太烫了不行的。”方阿姨说：“也对，我妮子真行！”听着他们娘两个的对话，不知怎的，我有些想哭。忍住了。我低头看了看双脚，水磨石的地面上，沾满泥的鞋像个大泥包，正在流着黄泥汤，我不好意思地说：“鞋太脏了。”“没关系，你先洗，洗完了让妮子用火熥熥。”方阿姨说。晴儿给了我一条蓝白道的毛巾，把一个香皂盒放在盆边。我把手轻轻地放在水里，一阵痛，一阵涨，一阵麻，一阵痒，接着，就是种爽到心的舒服，我慢慢地搓着手，轻轻地扣着指甲缝里的泥，一盆水很快变成了泥汤。晴儿过来，端起脸盆，出了门外，回来，又兑好一盆水，说：“你洗，有的是开水。”于是我开始洗脸，脖子，耳朵，搓上香皂，用毛巾擦着，热气腾腾的，把毛巾拧干，正在擦脸，晴儿又把脸盆端开，我忙说，“我自己倒吧！”晴儿转回身，说：“头还没洗呢，倒什么倒？”她端开我的脸盆，把她那个花脸盆放在椅子上，已经放好水了。我把头埋在水中，是很香的香皂味儿，意识到这个花脸盆是晴儿的。我头发上打满香皂，揉搓着，低下头，撩起水，冲洗着。脸盆里立刻成了泛着香皂泡的黑汤。晴儿又换上了那个白脸盆，我把头发扎在水里洗着。两个绒衣袖口都湿了。晴儿说：“你低下头，我给你倒水，慢慢冲。”说着，把她的花脸盆举过我的头顶，，慢慢的倒着水，“烫吗？”晴儿问，“不烫。”我说。又从外面拿来一个挺大的洋铁盆，命令似地说：“把鞋和袜子脱了，烫脚。”我急忙要拒绝，晴儿已经把铁盆放在我脚下，从东厢房把大铁壶提了出来。她扔给我一块抹布，示意我把椅子擦擦，我坐下后，她哗啦啦地倒好了多半盆水，我把脚轻轻地泡在水里。她弯下腰，一手一只地提起我的棉鞋、袜子，走出房门，听到两只鞋啪啪啪的拍打声。一会儿功夫，她转身进来，蹲在西厢房灶台的灶眼前，用一个小铁铲将灶内的红红的余灰往外掏了掏，为我烤起鞋袜来。她蹲在那里，我看着她的背影。洁白的脖颈，一根又粗又黑的辫子。方阿姨从东厢房出来，说：“妮儿啊，灶里火太弱了，还是在炉子上烤吧。”我正迟疑着，方阿姨说：“穿上吧，你那鞋一会儿半会儿的也干不了。”一阵风似的门里门外，端盆倒水；随手抓起抹布把椅子擦净，摆放到桌子下；颠儿颠儿的跑出门拿来一把墩布；从外到里的将椅子周围溅在地上的水渍拖净；从屋内到门口的将整个堂屋的地拖净。她弯着腰，双手握着墩布，前后左右的拖着地面，时不时的用右手撩一撩垂在额前的头发。脸红红的，额头汗津津的。方阿姨说：“这你是看见了，都说我家妮子娇惯，其实什么活儿都干，能干着呢。”晴儿放下墩布，胸脯一起一伏的喘着气，笑着说：“我要是腰间也缠上根麻绳，绝对的贫下中农铁姑娘。信不？”方阿姨说：“饺子早就包好了，你们先去坐着说说话，我弄几个菜，咱就吃饭。”方阿姨说：“你问问这死妮子，看她怎么说？上回忘了给你做她那个野鸡酱瓜丁，天天不顺心，给了我一个月的脸子。不麻烦，你们进屋坐，一会就好。”对着房门，西山墙下，是她的那张书桌。桌子上有个蓝色的铁皮书挡，中间夹放着十几本书，闹钟，文具，水杯，油灯。贴着后墙是她的那个书柜，并排还有一个衣柜，柜门上有面长镜子。半铺炕，炕上铺着羊毛毡，毡子上是一条单人的印着紫色葡萄图案的床单，被子方方正正的叠放在炕头，素花背面；两只枕头摞在被子上，粉红的枕套，白色的边。一条浅粉色的枕巾。对着炕的山墙，与书桌并排，是一个小梳妆桌，立着面椭圆的镜子，桌面上红红绿绿的几个小瓶子，小盒子。窗帘，厚厚的，平绒，素花。晴儿还是背靠着书桌，双手在后面撑着桌沿，说：“不是来过吗？还这么仔细。”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上次光顾了说话，没仔细看。”“屋子里的陈设，色调，风格，所有的，都好。”我答。我一下子窘住了，“我呢？”她接着问，能感受到她灼热的目光。“你当然好啊！爱读书，好学习，待人热情，还会骑马，会打猎，会做家务，勤劳……”我还没说完，晴儿朗声的笑了，打断我的话，说：“虚伪，虚伪！你这人，真没劲！谁要你给我做鉴定？你刚才还说过我可爱呢，忘了？不敢说了？”“来时，你们营子外的杨树林里，你说的，‘死妮子，好可爱’。你还用手打了我的头，你别不承认，我记着呢。一辈子都记着呢。”堂屋里，方阿姨正蹲在东厢房的灶前，灶膛里火苗通红。灶台上几个白底蓝花边的盘子里已经盛满了菜。我和晴儿把靠在后墙的方桌摆在屋中央，晴儿打开碗橱柜的玻璃门，拿出几个小碗、碟子、筷子、汤勺。晴儿指着我的脚说：“你们小老乡没穿袜子，肯定脚冷。”没等方阿姨说话，晴儿就进了东厢房，把小炕桌摆放在炕中间。随后，把灶台上的菜端了进去。我看了看自己的棉裤，有些迟疑，说；“方阿姨，我这……”晴儿在后面推着我，说：“行了，别虚伪了，放心，你一走，我娘立马会换个新床单。”方阿姨说：“老乡，自家人，没那么多讲究，你就坐炕里。”我盘腿坐在炕上，一看，六个盘子，把炕桌都占满了。切得薄薄的酱肘子，上面还撒着些蒜末；切成细长条的腌豆腐，泛着黄黄的香油花儿；十几瓣腌鸡蛋，蛋黄冒着油；十几颗红红的红果加十几瓣金黄的桔子拼成的罐头拼盘；清炖狍子肉，冒着热气；野鸡黄瓜丁，冒尖的一大盘。方阿姨说：“你不知道，这妮子就是总为别人想，心呐，善着呢！”晴儿对方阿姨说：“行了，刚才还说我给了你一个月的脸子呢。”晴儿说：“快吃吧，吃这个，我打的野鸡！”说着，就用一个汤勺往我碗里盛。看我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晴儿痴痴地看着我，说：“好吃吗？”我用力点点头：“好吃！”晴儿笑了，很开心。方阿姨从食品柜里拿出一瓶酒，汾酒，又到堂屋里拿来几个酒盅，说：“先喝着，差不多了，就去下饺子。”晴儿倒着酒，说：“又虚伪，你的酒量你们大队干部早就给我娘说过了。全公社，无敌！”她把酒盅递给我，说：“你自吹荆轲易水，狼牙壮士，对不？别端着架子了，我已经把你推荐给我爸了，做他的陪酒，今天就算考试！”我的脸有点发烧，不大好意思。方阿姨说：“死妮子，又疯了不是？”然后指着桌子，说：“来，多吃些菜。吃这个，怎么样，吃得服吗？”说实话，下乡快半年了，过年时也吃过荤腥，但都是大铁锅熬，而平时我们的饭食，没有一点油腥，就是白水熬土豆，撒上几把粗盐粒子。喝的酒也只是山药渣子酒，烈性。这些菜就是在天津自己家里也不是能随意吃到的，狍子、野鸡更是想也想不到。于是，自己当时内心涌起的更多的是满满的感动。我端起酒盅对方阿姨说：“方阿姨，谢谢您！”也用学会的当地人的酒场话说：“什么都不说了，都在酒里了。”然后一饮而尽。方阿姨说：“那就啥都别说了。”端起酒盅，也一口喝了。晴儿在炕上跪着，应该是很不舒服，一个劲地换着姿势，她半趴半跪，说：“我腻歪我爸他们喝酒划拳，咱们背诗，谁接不上，谁喝，怎么样？”她的两只眼闪着光。晴儿眨巴了下眼睛，歪着头，看了看我，说：“还真难不住你。”方阿姨说：“人家小卢六六届老高三，你初中都没毕业，能难得住人家？”晴儿说：“这个太简单了，换一个，回答问题。怎么样？”方阿姨听着，笑了。“哎呀，我这是听天书呢，死妮子懂得的还真不少哇。”方阿姨看我回答不出来，也挺疑惑的样子，看了看晴儿。“六六届，老高三，记住了，河北二安是：我爸，方梓安；还有你，卢治安！”说完朗声地笑起来。方阿姨静静地坐在炕沿边，看着我们，脸上洋溢的是那么多的快乐，眼睛流露的是那么多的慈爱。门外，花花快乐的叫声，方阿姨忙着下了炕，说：“妮儿，你爸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挪动身子下炕，方部长已经推门进来了。一边脱下大衣，一边笑呵呵的说：“小老乡来了？”我已经下了炕，站在写字台边上。方部长挥挥手，说：“上炕，该坐哪还坐哪。”方部长说：“我坐不住，说几句话，就走。”说着，又对我挥了挥手。方部长坐在炕沿边，看了看桌子上的菜，拿过一个酒盅，对晴儿说：“丫头，满上。”随手掏出纸烟，“牡丹”的，抽出一支，扔给我，自己也点上了一支。我的棉袄就在炕上放着，我忙拽过棉袄，摸索着口袋，掏出半盒揉搓的皱皱巴巴的“官厅”烟，不好意思，又赶紧放回口袋。拿起那支“牡丹”烟抽起来。多半天没抽了，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贪婪地狠狠地吸足一口，憋了好大一会儿，再徐徐地吐出来。晴儿眼睛睁得溜圆，满脸吃惊的样子，“天呀，你还学会抽烟啦？再教育得真彻底，五毒俱全了。”又朝正在堂屋的方阿姨喊：“娘诶，快来看呐，你的六六届、老高三也会抽烟啦！”方部长微笑着，对我说：“丫头就这样，这是高兴了。来，干一个！”方部长对我说：“地委已经批转了你执笔的那个总结。很不错啊！”我正想答话，方部长把手往下一压，做了个不用说话的手势。方部长问：“怎么样？有些什么体会？”说着，示意我倒上酒。我说：“刚知道所有的农活都是承包、包产、包干的，刨冻粪按粪堆大小，送粪按车，出圈包天数，挑粪包重量，据说各队都是这样，并且社员，还都是真正的贫、下中农，都完全同意这种做法。”我说：“刚开始时，觉得这不就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吗？觉得问题很严重。”我说：“也没真正想好，问了很多社员，都是贫下中农啊，他们都说，这么做对，也只能这么着做。说现在往闫家沟挑粪，一天可以送六趟，每人每次就算平均一百斤，也有六百斤肥。大锅饭时，出工不出力，上午太阳到脑袋顶了才出工，歇气一歇就过了晌午，下午再晃悠一趟，收工了。这点活儿一个月也干不完。”方部长没有说话，举起酒盅，示意我再喝一个，晴儿忙给我倒满了酒。“还有什么别的问题，生活上有什么新问题？”方部长问。“还好吧，”我还没说什么，晴儿就抢着说；“爸，你是没看见，他们队的知青，一个个鬼似的，半个多月洗不上脸，水缸里结冰，灶口没柴，可是凄惶了。对了，我娘刚才见了，破棉袄，腰里还都缠着条麻绳子，逃荒要饭的似的。”方部长抬头看着方阿姨，说：“不同于农闲了，开春了，备耕了，农忙了，知青工作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方部长看了看表，说：“我得走了。”然后，举起酒盅，说：“小老乡，你很有些头脑，不错。好好干，多学习，勤思考。有问题问老农，这个法子对头，时间长了，你会有结论，有提高的。有时间就来啊，高兴你来！”转身，伸开两个胳膊，方阿姨给他穿上军大衣，出了房门。坚实的脚步声。方阿姨说：“光是说话了，没怎么动筷子呢，快吃饭吧。”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晴儿拿来了醋，给我倒在一个小碟子里，方阿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这个是素的，鸡蛋韭菜，韭菜是从口里捎过来的呢。好吃吗？”围场不产小麦，下乡半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吃白面，在方部长家里，方阿姨做的，晴儿陪着我。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哭，并且，我的泪水已经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因为，温暖。
因为，晴儿。
因为，爱。
在离家半年的时候。
在千里外的塞北。
在塞北的第一个春天。
在方部长、方阿姨、晴儿的家里。
在他们温暖的房间里。
（作者谨按：此文为自己《情感记忆之四》的第七、八、九三个章节的节录。文中的方梓安部长（化名）为1937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因所谓“右倾”错误“下放”到塞北，时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兼武装部部长；晴儿是他的女儿，承德下乡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