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考

高考是我们的再一次分娩/降生欢欣和绝望

——题记

高中最后一年，我变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装模作样地复习，等死一样绝望地等着高考到来。高考像女人腰间仗剑，是幸运儿生之门，是倒霉鬼死之穴，是每个人内心认定的惟一出路，也是每个人的生死大限。在有知识的人成为“臭 老九”多年以后，读书不再是无用的，知识重新吃香，变成了人们希冀改变命运的金光灿灿的钥匙。每年高考后有服毒的，有上吊的，有离家出走的，有精神失常的。我认识的一个女生，坚强异常，为了跳出农门，从一九七七年起连续考了七年才服输，她简直是新时代的“范进”，要是考上了，不知道是否也会像中举的范进那样疯掉。

（老家）

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如果考不上我会怎么样呢？是否也会像她一样考下去，生命不息，高考不止？我喜欢文科，看了太多小说，从初中起就把习作写在作文簿上向《儿童文学》投稿。我一门心思要当一个作家，考的却是理工科。高中分科的时候，父亲说学文科不好，学理工艺不压身，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一碗饭吃。我还记得一个顺口溜：第一工，第二理，实在不行学文艺。我的数理化糟糕透顶，特别是数学简直是我的梦魇，从小学起就不只一次在睡梦中因为答不出数学题而憋醒，我对所有的数学原理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让我考理工科，等于要公鸡下蛋，母鸡打鸣，让不会游泳的我横渡长江，不会走路的我去爬珠穆朗玛峰。我设想数理化每科最多能考二十分，加上语文八十，政治六十，加起来顶多两百分，名落孙山的命运等着我，它就像家里养的那条每个星期六回家时都守在走廊对我摇尾巴的黄狗。

我不再和那个女同学来往，想到她会考上中专或大学，然后我们就天各一方，我觉得人生对于我已经变得无所谓。我刻意躲着她，劳动课不在一起淋菜或扫地，早上做操排队她在前排，我一定躲到后排，找老师辅导也会避开她。她见到我也昂然而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咬着嘴唇，对我斜仰下巴、视若无睹的模样。我们完全成了陌路之人，甚至说互相视若仇雠，我每次远远地看到她走过，就往旁边呸地吐一口唾沫。与其说是表达对她的不屑，不如说是表明自己已改邪归正，坚决撇清早恋的嫌疑。她也如法炮制。

一九八零年的高考，考点设在二十公里外的六陈高中。一条水渠从学校旁边经过，从六陈水库流出的水照影如镜。记不清是那一年还是后一年，有人高考后顺渠而上直接跳进了水库。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忙乱得像搬家一样，折腾到半夜才躺下来。第二天一早在睡梦中被一阵尖锐的哨子惊醒，像失火一样慌忙爬起来，到水渠边漱口、洗脸，拿着饭盆到饭堂早餐，匆匆忙忙站着或蹲着填过肚子后，像一群放下枪的俘虏一样，在老师的监督下走进考场，接受命运的裁决。

我们从浑然无知中走来，向无极的空洞中走去。七月的早晨，空气中有一种热烘烘、湿漉漉的感觉，期待、慌乱，害怕、侥幸、决绝，吵吵哄哄，杂乱无章，校园像一个圩场，树上的知了疯狂嘶鸣，家长们在大声交谈，还有不时响起的自行车铃声。想到现在每年高考，学生像“大熊猫”一样入住宾馆，交警封路，家长在考场外手牵手连自行车不让经过，真有如隔世。每考完一科，父亲就叮嘱我把它忘掉，别去管它，考过了，零分与一百分都是一样的。话虽这样说，但我还是幻想我能考一百分。当我像度劫一样考完最后一科出来时，虽然心里没数，却突然间感到命运给自己打开了一道缝。

二零零九年我调离新华社办理人事手续时，看到了一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八零年高等学校招生报考登记表》，记录着我的高考成绩：政治71，语文71.5，数学58，物理82.5，化学54.8，加上考了11分按30%计分的外语，总分347。我居然成了平山公社那一年高考的“状元”。

大学的门朝我訇然洞开。

(摘自我的长篇纪实《生于六十年代》（东方出版社，获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铜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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