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5 至 13 世纪中国砖石佛塔塔壁装饰类型分期研究
佛塔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广泛，历时悠久，现存数量较多，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和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物史料。对佛塔的研究，揭示文化的传播、流变，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社会，同时，对佛塔历史演变和区域关系更深入的认知，也必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佛塔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座中国佛塔完整的外观一般由台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依其建筑材料，中国佛塔主要可分为木塔和砖石塔。
本文以传世数量较多的砖石塔为研究对象，运用建筑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尝试探索公元5至13世纪，中国砖石塔塔壁面装饰类型的分期、流变及其文化背景。
塔身壁面装饰形制类型
中国古代砖石塔有覆钵、亭阁、楼阁、密檐、花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等多种造型。其中，以楼阁塔和密檐塔最为常见。砖石建造的楼阁塔，其台基、塔身部分多模仿中国传统多层木楼阁建筑的造型；密檐塔普遍用砖石建造，与楼阁塔多以中国面貌示人不同，密檐塔的造型表现出更浓重的异域特征，其塔身最具特色的密檐部分，形似层叠的相轮，整体造型有如放大的塔刹（图一）。
〔图一〕 砖石造楼阁塔与密檐塔举例
左 楼阁塔：北宋开封佑国寺塔
右 密檐塔：辽中京大明塔
中国砖石塔的壁面装饰题材主要有三大类型：仿木构建筑型、佛教题材型和仿木构与佛教题材共存的混合类型(图二）
〔图二〕 砖石塔塔身壁面装饰形制类型示例
根据宋代《营造法式》，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形制可分为大木作制度和小木作制度，在塔身装饰上，大木作和小木作皆有体现，最常见的仿木构装饰有门、窗、栏杆、柱、阑额、斗栱等，其中，门、窗和栏杆属于仿小木作，仿木构窗的形制主要有直棂类（包括直棂窗、破子棂窗）和格子窗类；仿木构门的形制有板门和格子门两类。柱、阑额、斗栱等本文统称为仿大木作。
在仿木构形制的确认上，本文以是否完整表达了中国传统木构件为依据，如嵩岳寺塔身上所表现的柱式，不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的造型和结构特点，不计入仿木构做法；又如，塔身上若仅开券洞，没有仿木构门窗造型者，也不归入仿木构装饰类。“佛教题材”指，塔壁面装饰以诸如佛、菩萨、天王、力士、飞天、弟子、伎乐、供养人、塔、瑞兽、法器、经文等具有佛教含义的题材。仿木构与佛教题材共存的混合类型是指，塔壁面同时表现了仿木构建筑和佛教两类题材。
塔身壁面装饰形制标尺
本文将中国现存的公元5世纪至公元13世纪间，建造年代可考且塔壁面装饰具有原真性的砖石塔，按其年代顺序，归纳如［表一］（表格文字涂灰色底纹者为密檐塔）：
［表一］ 砖石塔壁面装饰略表
砖石塔塔壁装饰形制分期
根据［表一］中的标尺案例形制的历史演变规律，本文将公元5至13世纪中国砖石佛塔面壁装饰类型形制
分期如下图（图三）所示：
（图三） 砖塔塔壁装饰类型分期图
第一期
佛教传入至北魏孝文帝初年
这一期为佛塔的原型传入期，主要特点是源自印度的佛塔原型开始在中国传播，典型实例为现存北凉纪年石塔，其普遍形制特征是：覆钵形塔身，圆形平面，八边形塔基，塔壁饰以佛和菩萨造像等图像（如〔图二〕之“佛教题材型”所示）。佛塔作为佛的象征，随佛教流传，所以本期的上限，原则上应不早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北凉纪年石塔已处于本期的末段，圆形塔身已经出现变化，其塔身圆形、基座八边形的造型证明，八边形与圆形具有密切的渊源，且八边形在塔体上出现的年代当不晚于北魏，所以，中国佛塔平面方形早于八边形之说，当可斟酌。第一期佛塔实例存在于印度与中原联通的交通必经之路——河西走廊地区，应可视为中国佛塔西来的传播物证。
第二期
北魏孝文帝初年至北宋初
本期为佛塔的原型继承与本土化创新期，主要特点是塔壁上仿木构因素的出现、发展和传播，佛塔塔身的壁面装饰因此出现了类型的多样化，壁面装饰题材的混合类型和仿木构类型次第出现。从现存实例看，楼阁塔壁面装饰题材的混合类型首先出现在北魏时期的中心区域——大同和河南地区；楼阁塔壁面装饰题材的仿木构类型首先出现在唐代的长安地区；密檐塔壁面装饰题材的仿木构类型同样首先出现在唐代的长安。以上类型先在都城地区出现，经过相当时间后，北方其他地区和南方地区始见同类型佛塔。特别应注意的是，在本时期的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区，塔壁装饰仍在沿用佛教题材类型，且其与第一期下限的年代差，与实例所在地和佛教传入地的空间距离成正比，宛如文化传播的足迹，表现出形制传播的时空历程。
第三期
北宋初至十三世纪
本期为佛塔的多样化共存和繁荣发展期，主要特点是佛塔壁面装饰的三大类型共存，其中，主流形制是分别存在于砖石楼阁塔和密檐塔上的混合型和仿木构型（见〔图三〕）。这一时期，仿木构题材和佛教题材均有深度发展，且广泛分布，形成了一些鲜明的地域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要探求这一时期内不同地域间的形制源流影响关系，必须扩大视野，梳理各类型完整的历史演变脉络，并综合考虑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传播特性，方能避免陷入现存实例不足而产生的认识误区。
例如，有学者认为，辽塔壁面上的佛教装饰手法源自江南地区。据［表一］可知，现存最早的密檐塔混合类型实例是位于今江苏南京建于五代宋初的栖霞山舍利塔。但其与燕云和东北、内蒙等辽国地区相距上千公里，历史上未找到发生跳跃式传播的证据，那么，只有在江南和辽国之间的北宋地区找到次第传播的物证，才可证明这种假设成立。而这种自南向北传播的假设如果得以成立，则江南在五代宋初时，一定影响了开封的佛塔。历史上，吴越国著名工匠喻皓曾入宋建开宝寺塔，似可从旁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不过，这种影响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背景下由中央而地方的主流文化传播模式相反，所以需更加谨慎地求得实物证据才可予以确认。
在本文所举案例中，混合型楼阁塔首先出现于北魏都城所在地区，数百年后的五代宋初时期，在杭州和开封均有实例遗存，由于杭州遗存佛塔的建造年代稍早，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文献上记载的喻皓入汴京从事营造而给北方地区带去江南建筑影响的物证？笔者认为，结论是否定的。因为杭州的混合型楼阁塔与开封的混合型楼阁塔，在具体装饰手法上截然不同，开封繁塔壁面饰以千佛龛，其手法与河南现存隋代修定寺塔相似，也与晚于繁塔数十年的开封佑国寺塔（见〔图一〕中左塔）相似。从修定寺塔到繁塔再到佑国寺塔，显示出一条传承有绪的清晰脉络，而同期江南的佛塔装饰形制，无法纳入其间。虽然五代时期，江浙割据政权与辽存在一定程度的贡使往来，但从现存江南木构建筑与辽代木构建筑形制分析，两者没有直接的传播关系，所以，日本学者所提出的由江南而北上影响辽代佛塔建筑的形制传播路线，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实物证据支持。
又，北魏大同曹天度塔的壁面装饰有双塔，而类似作法在东北地区的辽塔壁面装饰上亦多有显现，如辽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塔壁均有双塔装饰。同时，壁面装饰双塔的作法并未出现在南京栖霞山舍利塔和杭州闸口白塔上（图四）。
〔图四〕 塔壁双塔装饰分析图
①北魏曹天度塔 ②辽上京南塔 ③辽庆州白塔 ④五代栖霞山舍利塔
这种长城以北的辽代砖塔与大同北魏石塔在壁面装饰题材上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相对于江南，辽塔与北方建筑传统的渊源更为显著。
分期所示重点举要
通过分析现存砖石佛塔情况和塔壁装饰形制分期结论可知，砖石佛塔壁面装饰题材类型与佛塔的建造时代、所处地域和塔体造型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其部分规律性特点总结如下：
1.自公元5世纪后，塔壁面装饰题材类型按其出现时间的顺序依次为：佛教类型、混合类型、仿木构类型；上述三个类型自出现后一直延续下来，宋、辽时期，塔壁常见混合类型和仿木构类型装饰，较少出现单纯的佛教类型。
2.混合类型和仿木构型在密檐塔上出现的时间，均晚于其在砖石楼阁塔上出现的时间。按学界的一般观点，佛塔上的仿中国木构建筑的装饰因素，反映了佛教的汉化程度，那么，密檐塔似存在汉化进程较为迟滞的现象，这一现象似可以说明，与楼阁塔相比，密檐塔更接近印度塔的原型，具有与印度塔更近的亲缘关系。
3.砖石楼阁塔壁面装饰的混合类型，现存最早实例为北魏时期大同曹天度塔，南方现存最早同类实例为五代的杭州闸口白塔，南方明显晚于北方。
4.仿木构类型装饰的发展历程为：首先是对木构建筑外檐部分大木作的主要构件——如斗栱进行局部模仿；再到对外檐大木作的系统模仿，如柱、阑额、斗栱等成组出现；最后是对外檐大、小木作的全面模仿，如柱、阑额、斗栱、窗、门、栏杆等成组出现。在对斗栱部分的模仿上，由仿写简单的栌斗、一斗三升、人字栱发展到模仿具有完整铺作次序的复杂斗栱形制。
5.现存宋代砖石塔以楼阁式为主，辽塔以密檐为主；仿木构类型和混合类型均见于宋、辽砖石佛塔，但宋塔的仿木构类型多于混合类型，而辽塔则以混合类型为主。宋塔和燕云地区的辽塔，壁面常见对木构建筑的直棂窗、破子棂窗或格子窗样式的模仿，而山海关外辽塔的壁面上少有对窗的模仿。整体上，自东北至西南，辽塔越接近宋土，其壁面的仿木构装饰愈突出。
6.圆形平面是印度塔的母型，中国塔的十二边形、八边形皆是对圆形的模拟，现存最早的实例出现于接近佛教传入路线的北方地区。而方形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典型平面形状，在木构佛塔兴起时，方形平面随中国传统木构建筑融入佛塔，改变了塔的形态，因此，方形塔身或可视为佛塔中国化的表征之一。
7.政治的中心地区，总是率先产生出塔壁面装饰风格的新类型，并传播影响到其他地区；由于文化传播存在时空的滞后性和叠加性，所以，当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已流行新形制时，边缘地区仍流行前期形制。当边缘地区接受中心地区的新形制影响后，有可能将新形制与前期形制相叠加，进而创造出新形制的亚型，从而产生地域性特征。
本文运用建筑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勾勒出中国砖石佛塔壁面装饰的宏观演变脉络。中国古代社会是皇权至上的人本社会，外来宗教在中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佛塔上所呈现出的各类仿木构建筑装饰，将原本象征“佛国”的塔，演绎成世俗的“人间”。但在历史上，佛塔的中国化进程并非简单的直线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塔方形平面和多边形平面的反复交替；一塔之上仿木构装饰与佛教题材装饰交融共存；以及与楼阁塔相比，密檐塔汉化进程具有迟滞性特点等。而佛塔形制在地区间的传播关系、新旧形制的共存与创新，使我们看到不同地域间、砖石佛塔壁面形制的时空差异与渊源流变。总之，在各式佛塔外观异彩纷呈的背后，在“佛国”与“人间”意向的背后，是中国历史文化悠远、复杂而深刻的变迁。
本文作者：徐怡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工程、安防工程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研究方向：建筑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遗产地建筑设计。曾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北京大学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 年，第一完成人）、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8 年，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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