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记忆 ||周长荣
作者:周长荣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于1955年摄于清江浦亦庐照相馆。已经保存了60多年，虽然影像的四边都模糊了，背后的故事却让终身难忘。
座者为爷爷，后排站立者为父辈兄弟三，爷爷前为作者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已经保存了60年，影像的四边都模糊了。
照片上穿着棉袍子棉袍子上别着一个手帕的孩子就是我，我后边座着的是我爷爷，站在爷爷后面的分别是我父亲，二叔，小叔。这张照片我还隐约记得是在现在人民路和西大街的十字路口面朝西的一家叫做“曙光”照相馆拍的，那是当时清江市内仅有的两家照相馆（另一家叫“亦庐”）之一，时间应该是1955年。
爷爷排行老二，辈分较长，村子里人大都称他“二老爹或二老太爷”。他个子不高大概有一米70左右吧，留着一嘴稀疏的山羊胡，平常不苟言笑，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庄严，我们小时候有点惧怕他。小孩子吃饭比较慢，爷爷就会教训“男子汉吃饭赛如虎”，然后狠狠瞪了我一眼。直到现在，我吃饭还是很快。不过这种吃法不科学，还是要细嚼慢咽有利于健康，但小时候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
爷爷老年时眼睛生有白内障，他自己说叫“长幔子”，因此晚年看东西模糊不清。他平常身体很好，从不见他有过头疼感冒的时候。但不知什么原因，1962年过年据说是吃了汤圆以后发现吞咽困难。经过一年多的疾病折磨于1963年的深秋去世，终年73岁。
爷爷早年很苦，年轻时扛过活，雇过工，不到40岁又中年丧妻。奶奶去世的时侯我父亲才12 岁，那时候最大的大姑才14岁，父亲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爷爷一个人用他雇工扛活挣来的的两亩多地把6个未成年的孩子拉扯大，想想那是何等的艰辛啊？。
爷爷一生勤于劳作，七十开外还能自己挑着一百多斤的水担子浇菜。记得小时候我会学着他的样子背着手用两只脚把韭菜行里的土拥到韭菜根部，形成一条条土垄。待到春天，韭菜芽从土垄里冒出来几公分的时候，他就会用镰刀开割了，割出来的头刀韭菜埋在土里的部分胖胖的透出一丁点鹅黄，而冒出土的部分则是嫩嫩的泛着青紫色。这个韭菜老人家是舍不得吃的，他把割好的韭菜放到柳条框里带着我去街上卖，卖完了到南门小街的面摊子上就会下一碗阳春面给我吃。现在每当经过南门小街总会回味起那碗阳春面的味道。那个味道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至今难以忘却。老人家不识字，会一些粗木工活，家里的什么钉耙犁锄，花生筛子之类的农具都是自己制作，有时候别人请他帮忙他都会把自己的活放下替别人先弄好。家里有着一套完备的木工工具，直到我父亲退休以后，爷爷的一些锯子凿子之类的工具父亲还在用。父亲去世后，这些东西就零落了，不过那个爷爷用过的锤头我还是从拆迁时的老房子里拿了过来，那应该是他老人家的唯一遗物了。看到它，我就会想起爷爷 那勤苦的一生
照片上爷爷后面左侧站着的穿着大衣戴着棉帽的是我父亲。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上过私塾，读过小学，考上初中。他在自传里描述过他的就学情况“7岁在小学读书，11岁进城里读完小，入学半年，后因家母病亡，紧接着日本鬼子侵占淮阴，以至失学，13岁进私塾读书三年，16岁到小学补习半年，便考入初中，入学一学期，后因家中苛捐杂税太重，生活日渐困难故未能继续求学，回家帮助生产”。在解放前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爷爷拉扯六个孩子已经不易，节衣缩食再供父亲读书那是要有着一种远见卓识的。大概老人家自己吃了一辈子不识字的苦，寄希望于儿子的一种发奋吧！那时候的父亲算得上是村子里的文化人，大家都叫他“大先生”，每逢过年，不少人就会拿着红纸来我们家请他写春联。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淮阴县的农场当会计，起先在新渡，后来到渔沟，中间曾经到南京江宁财经学校进修过半年。父亲一生兢兢业业，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晚上做账常常熬到深夜。当我夜里睡醒一觉的时候，他还在油灯下滴滴答答地拨拉着算盘，桌子上的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一摞摞地摆着，直到钱帐相符，分文不差，他才把一摞摞的硬币用白纸裹成卷用胶水封好收起来，安心上床睡觉。解放以后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什么“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每一次查账，父亲都是首当其冲，但每一次他都安然无恙，轻松过关。待到文革，他在劫难逃，那不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而是因为解放前一段曲折的历史。文革期间，会计不能干了，除了接受批斗，就在大田劳动，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公路边炎炎烈日下脖子上挂在着黑牌子的饱受屈辱的父亲。文革后期，反复核查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后，恢复了他原来52年的政治结论。先调到堤防管理所后又到杨庄水电站继续干他的本行。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了，政治气候宽松了许多。五十几岁的父亲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了家。他在老房子门前的自留地盖起了鸡舍养起了鸡，把老房子旁边的偏屋改为炕房，用自己的鸡蛋再孵小鸡。像在单位工作时一样认真，他把每一天种蛋的变化都一一作出记录，每一笔收入支出都有详细的记载，每天呆在昏暗的炕房里，细心观测种蛋的温度，苗鸡的变化，出来时，脸都被煤油灯熏得焦黄。这样鸡生蛋，蛋孵鸡，孵出的雏鸡除了自己养，多余的还可以出售。鸡落下的鸡粪又可以长蔬菜，那几年，我们家的蔬菜被母亲拉到市场卖总是很抢手。几年的功夫父亲的养鸡场居然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观摩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为此地方乡政府还给了他一个什么代表的头衔。
父亲1999年大年三十去世的，终年73岁，和爷爷同样的寿命。
紧挨着父亲站着的是小叔叔。照片上的小叔叔还一脸的稚气。他的个子在兄弟三人当中应该是最高的。小叔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爷爷喊他“小六子”。小时候的他很顽皮，记得解放后淮阴通往南京的公路（即现在的淮三路）重新修复铺上沙石后第一次有客车从路上开过，扬起一溜灰尘，在地里种田的十几岁的小叔叔大概是没见过这样的汽车，竟然恶作剧地用泥块砸向客车，不料客车噶然而止，从车子上下来几个人，要把小叔叔拉上车，小叔叔吓得扳住车门死活不上车，在地里干活的其他人赶到才为他解了围。
小叔叔没有进过学堂，解放以后在扫盲班认识一些字。一直务农，八几年后在烟厂做过一段时间外包工。小叔叔很能吃苦，1961年作为民夫到杨庄挖现在的淮沭河大闸，从早到晚，几百斤重盛满土的大柳条筐抬出十几米深的闸塘子，小叔叔一干就是几个月。那个年月干这样繁重的活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家里更穷，有人回来时只能托人给他带去一点萝卜干。六九年我们家翻盖房屋的时候，买不起砖头，，在料峭的春寒里穿着单衣的小叔叔自己挑泥自己和泥，一个人硬是用砖头磨具脱出几千块土坯。我们家的隔墙都是小叔叔制作的土坯砌成的。
小叔叔吃了一辈子苦，几乎没有过过多少好日子。56岁时因胃出血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每想至此，我总不禁黯然。小叔叔在世时我无以为报，现在的坟地和我父母靠一起，每逢节气扫墓时，我会同时为他烧些纸钱以解思念之情。
小叔叔的旁边是二叔。兄弟当中，二叔的个子最矮。因我的三爷爷没有子嗣，小时候我爷爷就将二叔过继给了他。虽说过继，其实还在一个院子里住着。三爷爷1960年就去世了，留下的就是院子里门朝西的两间草屋由二叔继承。大概是1964年，二叔另外下了宅基，搬走了。二叔不识字，兄弟中最老实巴交的一个。他重复了我爷爷的悲剧，四十多岁我二婶就去世了。他一个人拉扯5个未成年的孩子。直到孩子一个个成家，他才好了一些。二叔不识字，一辈子用我们这里的话说叫做“死苦”，就凭着这个“死苦”，他终于完成了作为父亲的责任。二叔一辈子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地里自己长的好蔬菜自己从来舍不得吃，都用来卖钱养家糊口。当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后，将自己最后一点点积蓄买好丧事所用的物品，不愿给儿女添麻烦。每想起这些，我就感到很心酸。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兄弟三人中他最长寿，活了82岁。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岁月如梭，一晃一甲子，现在，我的头发已经都白了，在我后边的人早已都不在了。
想到他们在世时吃的苦和经历的难，我不免有些伤感。从爷爷的勤苦，小叔叔的刻苦，二叔的耐苦和敬业一辈子的父亲未能逃过的劫难相比，我们这一代要好了许多。照片里的先辈们面对困苦坦然坚韧执着走过了他们的一生，他们那不畏困苦的基因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让我一生受益无穷，无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还是一生中坎坎坷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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