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俘小正龙三郎生前接受日媒采访时说:...

日军战俘小正龙三郎生前接受日媒采访时说:“(去西伯利亚)一路之上没少死人,到战俘营第一天晚上就有100多人被冻死,身上的衣服立即被人扒走穿,尸体被整齐堆垛起来,成为烧锅炉用的'柴火’”…

面对采访小正龙三郎缓缓展开了自己的回忆:我当时是在满洲国“新京”(长春),担任关东军司令部的警卫兵,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不久就兵临新京城下,留守的士兵们都被强令抱着手榴弹“玉碎”去炸苏军的坦克战车,结果极其悲催。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士兵不愿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就偷偷藏了起来,到了14日那天,突然接到停战命令,所有日本士兵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不想做苏军的俘虏,想抢一些值钱的东西,然后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就在去金库抢金子时,却落入了苏军手里,原来精明的苏联人早已占领了金库。

于是我们变成了俘虏,关在阴暗潮湿的战俘营里,受尽欺辱,苏联士兵对我们说打就打,动辄扇耳光,尤其哥萨克人还以比试刀法的名义砍死了不少被迫应战的日军俘虏。

不久之后我们被押赴西伯利亚做苦力,在又闷又挤的铁皮罐车里,呕吐物和便溺到处都是,连牲口圈都不如。

到站下车透时又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洗劫”,尽管上车时苏军士兵已经把值钱的东西早都搜走了,但剩下的东西比如一支钢笔、一个记录本老百姓也抢走了,有的军官甚至连裤子都被扒走,只有极少数人用“直肠”忍着剧痛保留了一点贵重的物品,实在是“皇军”的羞耻。

押送路途上战俘死亡很多,本以为到战俘营后会好点,但到了挪波比克斯战俘营的第一天晚上,就有100多人被冻死,西伯利亚太冷了,战俘身着单衣又住在不保暖的简易棚子里,那些死掉的人身上的衣服立刻就被人扒走接着穿。

死尸不需要也不可能埋掉(冻土无法开挖),而是被整整齐齐地堆放起来,成为烧锅炉用的“柴火”,看到这个场景,战俘营里的所有人都很害怕,想要竭尽全力让自己存活下来,因为谁也不想变成“柴火”。

战俘营里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德国人,平日大家在一起伐木、修路,但不允许互相交流,如果被苏军看守发现上前就打,不仅如此,德国战俘还瞧不起日本战俘,不知道哪里来的高傲让他们对日俘充满了怨恨和歧视,经常一言不合就和我们打架。

饥饿始终困扰着战俘营里的每一个人,有时候苏军为寻开心就故意把吃剩下的骨头丢过来,数不清的战俘就会为争夺那块啃得没了肉的骨头而殴斗,就连昔日最要好的朋友,也会因此拳脚相向。

有时苏军看守会组织战俘营进行“联欢”,说是联欢,可除了苏军看守没人真的高兴,只不过是苏军拿日俘取乐罢了,但即便这样,大家也争先恐后地踊跃上台表演拙劣、下贱的“节目”,以博得苏军一乐——因为表演者会得到一碗可怜的“稀粥”作为奖赏。

@历史看历史 口述这些亲身经历的小正龙三郎在几年之后幸运的回到日本,当初和他一起参军被俘后去西伯利亚的伙伴,都永远留在了冰天雪地的异国,他的这些口述被收录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一书中,他本人则于2011年87岁时死去。

幸存日俘对于西伯利亚战俘生活的记录文章很多,但很多都是对于他们自身“痛苦”感受的回忆,却鲜见能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受到“非人”对待的语句,这里面其实很微妙地反映出日军对待二战的态度。

他们说苏军对待自己很残酷,但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却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他们形容的所谓“噩梦和魔鬼”般的经历,相比所作之恶已经是很优待和宽容的了,但从回忆录里却丝毫感觉不到他们清楚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于日军,他们绝对服从尊重上级却又动辄对下级大扇耳光惩罚,他们喜爱烂漫的樱花热爱生活却又动不动“剖腹自杀”,他们对自己人和强者彬彬有礼却又对异族和弱者残暴到令人发指,他们倔强顽强不屈却又对强者特别是征服者似乎发自内心的恭顺……,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着内在的性格和文化逻辑。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1946年写的一本书《菊与刀》,相当深刻地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分析了日本人特别是二战中日军的种种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读后觉得很有道理。

在日本的文化里,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耻感文化”、“负恩逻辑”以及“倔强而驯服”等性格特征,这种耻感文化认为以适当的方式自尽可以洗刷污名获得好名声,所以日军失败时经常剖腹。

日军非常勇敢倔强顽强,但在遇到更强大的征服者时又会非常驯服。

而负恩逻辑则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负债者”,这种债来自父母、皇恩以及其他人的恩惠,所以他们的服从意识非常强,在战争中就表现为对上级和天皇的无限、无条件服从。

在这种逻辑下,就比较容易理解日军在二战中特别是在中国为什么能做出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的滔天罪恶了——天皇要“布国威于四方”,所有人都身负皇恩,为了天皇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报恩行为,而且内心完全不存在负罪感,而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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