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2020 ASLA 获奖作品解读：与自然共生—“让自然做工”恢复生态海岸线
2020 ASLA 学生奖
分析规划类荣誉奖
获奖项目：STANDING WITH NATURE:RESILIENCE OPPORTUNITIES FROM
CURRENT, SEA-LEVEL RISE, AND TYPHOON
获奖团队：WEI LEI; JIAXIN WEN; YINONG LI; YURONG XUE; SHIMIN ZHENG
TINGTING LI; ERKE ZHANG
院校：TIANJ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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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一个沿海的区域都可以不计成本地修建坚固的海墙而得以庇护。题名为“与自然共生”，项目从洋流、海平面上升和台风中发现了可以恢复高雄当地已经被严重摧毁的滨海红树林栖息地，其核心概念挑战了那些很长时间被认为是灾害性的自然现象，提出可以采用特殊的方式利用自然去激活远离以港口为核心的高雄中心城区以外的边缘滨海地带。
通过自然灾害胁迫下的主动后退，这样一种过程在生死存亡的更替间为自然做工和低影响的人工介入留出空间。通过构建一种向内陆延伸的亲生物的景观缓冲区，海岸整体的韧性得以提升。与此同时，契合于该过程的永续发展模式可以使逐渐衰落的边缘滨海地区迎来新的发展生机。
| 面临问题 & 应付手段 |
“多米诺效应“在现状下所指的是过去破坏整个沿海岸后的不可持续发展，即如今所见的快速发展的低端工业产业不在后整个边缘地区呈现各种衰落。与此同时，其面对自然灾害的低韧性必然会在未来加剧这样的情况。概念中反转现状“多米诺效应”中的关键“牌”主要是指高雄当地可能恢复的红树林原生群落和每年大量的漂浮木沉积现象。
基于对现状和未来边缘地区发展潜力和需求的特殊性的思考，在洋流、海平面上升、台风等自然现象下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诸多关键性要素背后的潜在机遇（图中从蓝色到橙色的一个转变）。随后的几张图纸即是阐述在这样的机遇是如何被利用的，不同尺度下的原理是什么，以及如何达成一种基于长期过程和多尺度下的逆向连锁效应。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来看，我们需要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能力，都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投入巨额拨款大刀阔斧、人定胜天。这是目前很多景观领域前沿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考虑到景观不再是一种服务增量发展、迎合“小脚”审美和辅助地产开发的工具。而如何让景观承担更重要的中间角色、发挥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探索“我们是谁”和“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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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红树林这个切入点是何时发现的？您的场地分析流程是怎样的？您对设计中的“非线性”概念怎么理解？
A：红树林不是一开始的切入点。我们当时接手的课题其实是研究高雄内陆的湿地系统的，但经过一定的研究之后我们觉得高雄内陆的湿地已经算是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了。
ALSA的分析规划组的方案大多都是问题为导向的，所以我们将目光转向了问题更显著的滨海边缘地区。我们的作品不是一个“速成品”，分析多少和呈现在图纸上多少是一个反复斟酌的过程，这很难去定义。
所谓“非线性”，我认为这是映射一种复杂系统，即我们的方案叙事和解决策略、预期等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析推导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Q：您是否有建立某种分析模型来预测您的策略在生物质、经济产值、人口等方面建树呢？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量模型的逻辑和预测结论？
A：我们提案的野心是来自于高雄内陆湿地系统自身的成功经验，在此之上我们希望去讨论一种将这种自然演替结合低影响的人工介入方式如何化用到滨海区域的可能性。数字模拟和一些计量模型必然可以生成一些数字甚而是空间形态，但谁都清楚那些“简化”的处理只是一种带有上帝视角的自嗨。我们更关心的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提供一种契合于变化的可能的畅想，而不是去定义什么地方必须怎么样。我们的场地是如此巨大而复杂，我们给不出一个确切的完整答案，我们只能基于分析在有局限的规划层面给出一个答案。
Q：您对不同尺度的界定依据是什么？您是怎么避免生活场景、生产场景对自然场景的干扰的？您是依据什么组织“Buffer”空间的？
A：方案没有严格遵崇狭义景观生态学所指的概念和方法论。尺度划分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定义，我们在题目上强调了XL-XS这件事情主要是为了避免读图人迷失于我们在不同事情讨论上不断切换的尺度，图面上可以看到我们在Master Plan这张右侧有特别强调这个关系。
生物栖息本身不是我们方案的重点，我们只是排除了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矛盾。“Buffer”指的就是滨海片区在我们提案下所重点恢复的区域，这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Q：很多滨海项目都进行历史追溯，例如Peter Walker的Brangaroo Reserve就追溯了悉尼港的原始海岸线。在您的前期分析中提到了工业历史和工程化防波堤，您是否有调研过工程化之前海岸的形态、位置、生物构成？这些信息是否指导了后续的形态生成？
A：PeterWalker的这个案例很有名，但海岸的原始形态显然不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由于边缘地区想要做传统生态恢复实践的可能性太低，我们更多是就事论事，分析层面主要就是把现状问题阐述清楚。
关于追溯历史层面，我们调研是有发现两种在高雄本土灭绝的红树林其原生的主要群落就在如今的高雄港和旗津港，这点图纸上是有强调的，也算是我们引入红树林这个策略的契机吧。
Q：您是否担心过重新引入红树林会打压其他原生物种的生存空间？
A：这点不需要我们担心，事实上我们在前期研究时已经知道台湾有在叫停部分地区红树林的复育。叫停的主要因素是早期一些志愿者在生态相对稳定的沼泽中种植红树林小苗导致那些在相对裸露的沼泽中栖息的生物受到威胁。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张弦图是在说明红树林，以及漂浮木沉积这样的策略并不是适宜于所有区域，比如靠近港口的区域是非常危险的。
Q：在设置渔业和农业产业时您是否考虑过生产行为本身会破坏红树林的生长？请问养殖业和农业对红树林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您是怎么进行处理的，是否在“Buffer”区域有所应对？
A：可行性是一个竞赛中的经典话题，不仅仅是养殖的问题，比如红树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恢复、极端气候和产业转型下未来几十年后高雄还需不需要传统养殖业等等都是可行性上的未知挑战。我们是在一定的合理性下去讨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这个方法在经济上、技术上、政策上等等必然可行。
其次，问题是无穷的，提案也没有完美的，有限的图纸中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和我们解决的问题所带来的新的问题，这不过是14张小小的图纸，对吧？对于一个篇幅有限的设计项目，展示最核心的手段即可，这也是设计“非线性”的一种体现。
Q：您在后续的效果图和分析图中有考虑过添加极端天气下的场景展示吗？
A：我们后面三张场景更多回归于“人”，但我们不是在设计防灾避难体系，而是讨论人与自然可能的一种新关系。因此，极端天气下的场景对于我们的方案呈现并没有太大意义。我们有一张做到了台风后的效果图，呈现海边人们的志愿行动。这个场景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我们对于高雄市民对于湿地保育运动的热情的和台风过后志愿清理海岸活动这些事实的推测。这本质上是想佐证我们方案想要依托低影响人工介入的经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