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格尔之乱（三）伊犁将军松筠
松筠，字湘圃，姓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出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三十七年（1752）20岁的松筠踏入仕途，主要担任翻译、文秘等工作，也就是秘书出身。乾隆四十八年（1783），因得到乾隆赏识，破格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按今天的说法就是礼部的副部长，31岁就身居高位。后来松筠先后被派往东北处理对俄贸易、派往西藏处理边境事务等等，工作都得到了乾隆肯定，虽然中间也曾因为与和珅不睦，受到一段时间的打压，但最终还是一路坦途，历任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吉林将军、户部尚书、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衔，位高权重。
松筠像
嘉庆七年（1802），松筠升任伊犁将军，松筠一共当过两次伊犁将军，这是第一次。在新疆期间，松筠兴修水利，大力垦荒，成绩不错，但因为滥杀所谓“宁陕降匪”而被降职处分，降职为参赞大臣，但不久后再次被重用，任两广总督、吏部尚书等。嘉庆十八年（1813），授御前大臣衔，第二次出任伊犁将军。嘉庆晚年到道光时期，松筠的官职是起起伏伏，一会儿被降职到六品，一会儿又恢复到三品。道光十四年（1834），松筠以都统衔退休，次年逝世，享年八十二岁。赠太子太保衔，按照尚书之例赐恤，谥号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
松筠的后代改为汉姓“言”，后来京剧中有个“言派”，就是其后代开创的。
一般对松筠的评价，都是称其具有不错的工作能力、对外善于斡旋，对内做事果断，所谓“政绩颇著”。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松筠的职场生涯的话，就会发现，松筠的能力的确是有的，但其最大的特点则是善于揣摩圣意，为了自己的仕途可以不择手段、残忍狠毒。换句或说，对于松筠这样的人说，一切的一切，都要围绕着自己的仕途，服务于其往上爬的欲望。
这一点，从松筠于乾隆五十二年“绞杀伪皇孙案”和前面提到的 “杀宁陕降匪案”中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简单的说，所谓“绞杀伪皇孙案”，是当年乾隆第四子早逝而无子嗣，谁知十几年后在乾隆一次南巡归途中，冒出来一个僧人带着一个孩子，声称是皇四子履郡王永成早年所生，寄养于民间。经过初步问讯，乾隆对此事将信将疑，因为当年永成的确生了一个儿子，时间也对得上，只不过自己接到的报告是这个孩子出生后就出痘死了。
因此乾隆便将孩子带回京城让大臣们判断，并让履郡王永成的侧福晋，也就是这个孩子所认的妈来辨认。而侧福晋则声称当年那个孩子就是出痘死了。虽然永成的侧福晋这么说，但是宫里的太监、宫女们却并不这么认为。按照当时宫里的传言，当年这位侧福晋生子，被永成的另一位侧福晋所嫉恨，因此暗地里派人用一个死婴调了包，真王子则被丢弃野外。
没错，不用怀疑，这就是一出真实的宫斗大戏，比现在的清宫剧还狗血。而诸大臣审定的结果，是认为这个孩子是假冒王子，因此最终僧人被杀，孩子被发配伊犁，但这个孩子即使是在发配中，仍坚称自己是“天家骨肉”。乾隆随后又将这个孩子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途径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时，遇到了在库伦任办事大臣的松筠，未曾想松筠一见到这个孩子，立即斩钉截铁的认为这个孩子是假冒王子无疑，并以这个孩子索要财物为理由，下令将孩子绞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大戏。此事先斩后奏报到京城后，是“举朝大骇”。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松筠此举却得到了乾隆的高度肯定，赞扬松筠“明决”，即明察秋毫又行为果断。而松筠之所以冒这个风险，就是揣摩透了乾隆的心思。乾隆虽然对这个孩子难定真伪，但内心则很清楚：这事儿如果是真的，其实就是一起皇室丑闻，就算这孩子是真王子，也不会认，杀了之后，一了百了。
而“杀宁陕降匪案”，则是嘉庆十一年（1806）初的时候，驻扎在陕西宁陕镇的士兵，因为军饷问题，引发哗变。而这支队伍的领导则是杨遇春和杨芳，二人当时分别任固原提督和宁陕镇总兵，上下级关系，但当时因杨遇春的母亲于嘉庆八年去世，请假回籍丁忧守孝，便由杨芳代理其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人，正是日后平定张格尔之乱的两个重要人物。
杨遇春的母亲是嘉庆八年去世的，怎么到了嘉庆十一年才去回乡守孝呢？其实还是因为杨遇春太忙，嘉庆八年的时候，朝廷本来给了杨遇春四十天丧假，但杨遇春还没来得及回家呢，白莲教的一支余部再次起事，清军连连失利，没办法只好让杨遇春先别休丧假了，打完了这拨再说。这样，到了嘉庆十年（1805），终于彻底平定后，杨遇春才被“诏许回籍补持母服百日”，就是把前面的丧假补上，而且还给了一百天。但是当杨遇春前脚刚走，宁陕镇这边就闹了起来。
驻扎在陕西宁陕镇的这些士兵，原本是因平定白莲教而招募的乡勇，白莲教平息后，大部分都被遣散，而这些留下的，则是从众多乡勇中筛选出的精锐，共5000人，编入了清军的正规军序列，纳入了清政府的正式编制。
宁陕的位置
当时的情况是杨遇春回家完成丧假，杨芳代理杨遇春的固原提督，宁陕驻军则暂由副将杨之震统率。然而这些驻兵却因为当地的财政官员——布政使——停发军饷，以玉米充饥等问题群情激奋，副将杨之震于是强行予以压制，结果导致矛盾激化，全军哗变，杨之震等军官被哗变士兵所杀。
也就是说这场哗变是在杨遇春和杨芳都不在军营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哗变的时候，杨芳的夫人还在军营之中。但是因为杨芳平时对属下们甚是关心爱护，这些反叛的兵士对杨芳颇为爱戴，因此不仅没有加害杨芳的夫人，反而将杨芳的夫人龙氏一路护送出军营，送到了二十里外的石泉镇。
也正因为此，事后杨芳被认为“平日驭兵不能严明训练，一味姑息，以博宽厚之名，致令兵丁不知军纪，桀骜者纠众倡乱。”而被革职发往伊犁，只不过很快在第二年就又被重新启用，任守备、千总。而杨遇春，则一方面因为“战功较著”，另一方面任固原提督后“并未到任”，“皆非伊任内之事”，因而“量予从宽”，但即使如此，也是降职为宁陕镇总兵，也就是杨芳前面的职位。
宁陕镇哗变发生后，清廷立即组织兵力进行征讨，杨遇春则还没走出陕西呢，也只得掉头回来平叛——反正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看来这个孝是守不成了——然而这些士兵都是从乡勇中筛选出的精锐，身经百战，非常能打，攻城略地是异常彪悍，清军连连受挫，就算是急忙赶回来的杨遇春和杨芳，率领着其他清军征讨，也反被自己带的兵打败，而且杨芳还在救援陕西鄠县的战斗中臂部受伤。当时是“鏖战终夜”，打了一晚上，等到天亮，这些哗变的士兵才发现对面的是自己的老领导杨芳，所以“自引去”，自行撤退，给了老领导面子。
不管怎么样吧，由此我们也能看出，至少杨遇春和杨芳平日对士兵的训练还是练的不错的，打起仗来还真没问题。所以《清史稿》记载：“贼锐甚，兵交数失利”。
那么后来这些哗变士兵，远远望见了战场对面的杨遇春，是“下马遥跪，哭诉营官蚀饷状”，就是向杨遇春哭诉被逼造反的情况。杨遇春一看，有戏，这样看来完全可以对这些士兵进行劝降啊，于是便与杨芳商量对这些士兵进行招抚，杨芳也认为可行，但当时的其他将领则心里没谱，杨遇春下令“按兵缓攻，令芳单骑入贼营谕之。”就是派杨芳单骑只身，前往兵变营中劝降自己的老部下。
杨芳到了对方军营后，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声泪俱下的说：“吾与若曹戮力数年，同患难生死，今对垒如仇敌，吾不忍见若曹罹族灭祸，请先杀我。”
这样，这些哗变士兵的心理防线终于被攻破，杀了起事的头目投降，杨芳当天晚上还住在了对方的军营中。变乱平息后，这些士兵“遣散者三千八百余名，仍归伍者二百二十四名”，也就是还有224人继续当兵。
但对于这样哗变后再投降的士兵，清廷肯定是不放心，至少也是属于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当时就有人建议，不如以新疆换防为名，将这些人送往新疆，等到了南疆后，再全部宣布他们为奴，分给各城伯克。但嘉庆考虑来考虑去，不同意。嘉庆认为这样做岂不是等于朝廷的话不算数吗？失信于天下。这样的小计谋实在不够光明正大。因此最终将这224人分成几拨后遣戍新疆各地，“分赴各城，充当戍兵，永不换回”。
伊犁将军府
而当时松筠便在新疆任伊犁将军。松筠的做法是，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首先以“聚谋不轨”的罪名，将发到塔尔巴合台（今塔城）的三十一人处斩，接着下令，将其他发往各城的所有人，统统调往伊犁，然后全部在赴伊犁途中，以“殊不知惧”、“任意索食”、“强赊强买”，也就是没有显现出害怕、悔改的样子、吃饭不给钱、买东西的时候耍横等理由诛杀，是一个都没剩。
在松筠杀了第一拨三十一人时，嘉庆还认为做得不错，等到了二月，接到松筠又杀了第二拨的时候，嘉庆觉得有点不对了，立即下旨，批评松筠杀人的理由牵强，一再要求松筠不可草率，谁知道圣旨还没到呢，松筠的奏报就已经到了，是全部杀完。
嘉庆这个气啊，怒斥松筠是“草菅人命，暴戾残忍，荒谬已极”，下旨“松筠不胜伊犁将军之任”，不胜任伊犁将军，撤职，“交部严加议处”。但是很快，嘉庆就回过味来，领会了松筠对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一个月后下旨，称“松筠办理此案，并非滥杀无辜。”至于那些士兵，从松筠后来的辩解来看，也的确有不少问题。“姑念松筠平日操守尚好，熟悉新疆情形，著加恩赏给头等侍卫，授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其实松筠后来的所谓辩解还是老一套，所说的完全没有实证，根本没什么新鲜的证据，即使松筠所说的都是实情，也完全够不上杀头。
与“绞杀伪皇孙案”一样，松筠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揣摩准了皇帝的心思。这些哗变的士兵，虽已投降，但对皇帝来说，总是不放心，是个隐患、是不稳定因素。但是你又不能名正言顺的去杀这些人，朝廷失信、道理上站不住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后再有类似事件怎么办？你还叫不叫人家投降？
而松筠正是抓准了这一点，干净彻底地解决了皇帝的这个心病，既消除了隐患，又没让皇帝失信于天下，做了皇帝想做又不能做的事。
其实像松筠这样的干部，自古至今，比比皆是，只不过少有像松筠这样既善于揣测领导意图，又胆大心狠，敢于冒险的，倒也真的符合乾隆对其“明决”的评语。
嘉庆十八年（1813），松筠在先后担任了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等一系列官职后，兜兜转转了一圈，再次被任命为伊犁将军。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人，对新疆的治理，对萨木萨克的的态度，自然是非常清楚的了。正因为如此，当松筠到任之后，很快便在南疆炮制了两起大案，不仅严重削弱了乾隆一朝在南疆打下的根基，更是为其后张格尔入侵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