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的妩媚（躬耕）（凌鹰）
凌鹰
被唤醒的古国
湘江下游支流沩水河畔，一片正在抽穗的稻田，在夏季的阳光下泛起一层深沉的墨绿。
这本来是个盛产水稻的大粮仓。如果不是那个叫姜景舒的农民在一次挖红薯的时候一锄头挖出了那件四羊方尊的国宝，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大片辽阔的稻田里，居然沉睡着一个青铜王国。
黄材炭河里遗址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因为那只四羊方尊而让这片土地成为全球焦点，但2001年6月19日这一天，对于这片皇天后土来说，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宁乡县黄材镇四个在沩水河中游泳的学生，居然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兽面纹青铜瓿。
这件兽面纹青铜瓿口沿斜折，短颈，圆肩，腹下收。肩部有四处铸造时留下的痕迹。腹部和圈足上有四道矮而薄的扉棱，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饰夔龙纹，以云雷纹为地，腹部和圈足上饰兽面纹。
这是炭河里遗址已经出土所见商周青铜瓿中最大的一件。
兽面纹青铜瓿既然是在河里发现的，这就值得深究了。于是，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所在地理考证，专家得知，出土这件铜瓿的地点，在商周时期并没有河流，而是后来雨水冲刷形成的，此瓿可能就是被雨水冲刷到沩水河的。而沩水河与黄材炭河里遗址相距又只有一公里，随水惊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与黄材炭河里遗址自然就有了丝丝缕缕的必然联系。
炭河里遗址为椭圆形山间盆地，东西长，南北窄，地势平坦，中央是浩浩荡荡将近千万平方米的冲积平原，三面都是高山环抱，盆地中央一马平川，塅溪、胜溪、蒿溪分别从北、南、西三面冲出山口在盆地西部汇入黄材河，遗址部分已遭河水冲洗。
被四个学生发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也许曾经就静静地躺在这片冲积盆地的某个角落。
其实，早在1963年，炭河里遗址附近的塅溪河中也出土过“癸”兽面纹提梁卣，卣内装满玉珠、玉管1174件。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相关专家经过调查考证后就确认，这里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遗址。这个结论，在2001年到2005年对炭河里遗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更多出土实物的佐证，证明这里曾是商周时期的一座城址，面积达23万平方米。城址四面夯筑城墙，有内外护城河。从残存的城墙推测，城址可能是圆形。城内宫殿坐北朝南，排列有序，城外还有西周时期的墓葬。这样的古城址遗迹，很显然地再现了商周时期都邑的元素。
远去的时光，早已湮没了那座商周古城青铜的撞击声。现代人探微历史源头的心跳，却又重新将这座商周青铜王国唤醒。
这座商周都邑的城内宫殿是多层重叠的。它的第一期（第5层）宫殿建筑的废弃堆积，经C14测年为2965±40;第二期宫殿建筑废弃堆积为2925±30，一般认定为公元前1055-975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标准，西周纪年始自公元前1046年，可炭河里城址已经超出了西周纪年的范围，其使用时间应在商周时期。
年代虽然被确定，然而，另一个新的质疑又一直在困扰着国内外的史学家们：这些古老的青铜器，又是何人何地铸造的呢？原材料从何而来？铸造工艺技术从何而来？冶炼遗址在哪里？
这就要说到三苗部落了。
据《韩非子》描述：“三苗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有彭蠡之水”。
其意就是说，三苗部族的范围大致包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部、安徽省西部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要想解开这个疑团，我们只能从黄材炭河里城址出土的青铜器与北方中原出土的铜器特征比较去寻找答案了。
以四羊方尊为例，其造型非常奇巧，它以四只羊身组成器身，尊的肩部四角以立体羊首装饰。再以虎食人卣为例，其造型是一只立虎，口内衔有一人。这些青铜器的造型，既生动又写实，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所表现的庄严古朴的风格。
在纹饰上，炭河里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比如人面纹方鼎，不仅还是写实手法，而且以四个浮雕的人面作为器身主体装饰，这种风格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更是绝无仅有。
远古的天籁
看过电影《英雄》和《藏龙卧虎》的人都应该还记得那件古老的乐器，而且可能还会对它被敲击出来的那一缕缕洪亮悠扬而又沉厚旷远的音韵感到新奇并为之震撼。可是，也许并不会有太多人知道，那件出现在这两部电影里的体型庞大的乐器，就是中国打击乐器的老祖宗铜铙，而且，还是1983年从宁乡黄材镇月山乡转耳仑出土的象纹大铜铙原件。
大铙又称大钲或早期甬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打击乐器。
现在就从电影回到现实，让我们再看看这件铜铙的真实本色。
从整体视觉看，此铙的主体就像两片合拢起来的大瓦片，上宽下窄，下附圆筒形甬或者说柄，近口部正中饰一对卷鼻小象，两只小象相互对视着，好像正在叫闹嬉戏。其器表饰有粗大线条组成的兽面纹，整个铜铙纹饰细腻。使用时，口朝上，柄置于座上，只要你一敲击，哪怕是轻轻地敲一下，它都会发出悠长的声音。
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湘江流域，尤其是洞庭湖及其周围地区，这种令我们完全陌生的打击乐器就已经成了当时最流行的音乐器物，就成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所说的一种时尚。而且，仅在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就出土了近20件之多。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时的湖南居民在青铜乐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已然領尽一时风骚。
似乎有一种神灵在驱使那些沉睡了几千年的铜铙应该现身于世来证实这个南方青铜王国曾经的风骚和风流一样，1959年，在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又发现了5件窖藏的铜铙，分别为两件象纹、两件虎纹、一件兽面纹。其中，象纹铜铙是最精美的一件，呈土褐色，器表主纹为粗线条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左、右、下三边饰6鱼、6龙，近口部正中饰一兽面，作牛首状，两侧饰倒垂夔龙，兽面纹两侧各饰一卷鼻立象。这是目前所见最为精致的铜铙。其器身的粗犷厚重和纹饰的繁缛精美，兽面的抽象神秘和象纹的写实鲜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一只随时都会奔跑的神象。
如果说，在同一个区域先后两次出土这种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是一种巧合，那么，十八年后的1977年底，老粮仓毫明大队在北峰滩修筑公路时再次发现一只铜铙窖藏，就不得不令人想到几千年前响彻在这片土地上那此起彼伏长年不断的一种古老音乐的天籁之音了。
这次出土的一只兽面纹铜铙，重达154公斤。而且，与此铙出土地点相距五、六米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件通高70厘米、口部最宽处47厘米、重109公斤的四伏虎兽面纹铜铙。这只铜铙的独特之处是在口沿内铸有四只圆雕的小卧虎，经过测音，此铙不同部位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到，那四只圆雕小卧虎，可能是为了调节音的频率而设。
奇迹还在继续。
1993年8月，宁乡枫木桥乡船山村村民在师古寨山顶劳作时，不经意之中就挖出了2件铜铙。同一年里，又在师古寨一椭圆形土坑中出土了10件铜铙，其坑口长约1米，深约1.5米，分4层平置，下面3层每层3件，最上层1件，距地表约半米之深，器物放置无明显规律，坑内填土为本山的砂土。除1件形制纹饰迥异外，其余9件形制相同，大小相序。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椭圆形土坑距山脊约5米，与1959年出土铜铙地点仅仅相距20米。尤其令考古人员惊讶的是，通过对另外9件铜铙进行测音，发现敲击其每件的正面和侧面，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且C、D、E、F、G五种调的音俱全，能组合奏出多种不同的调式。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这9件铜铙应为一组编铙。
在同一山坡竟然出土如此多的大铜铙，学者们对其用途自然也就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最终的结论是，它们既是演奏当时的流行乐曲的一种实用乐器，也是当时“望祭”山川的礼器。
因为铙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甬钟，且在西周中期以后广泛流传，至春秋战国时期，则诞生了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大型编钟，所以，完全可以说，铜铙就是后世编钟的鼻祖。
铜器上的温情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湖南的古代历史是从长沙郡开始的。
实则不然。
有个最本质的事实就能向我们揭示湖南的历史源头。
那就是1986年，在湘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永州市零陵望子岗商周墓葬群。这个遗址充分证实，这里就是湖南境内发现最早的古越人聚居地。因为望子岗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代的大量墓葬群、建筑、陶器等实物资料的出土，委实就是古代百越人——湖南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土著人日常生活起居生活的全盘再现。
然后，我们再追溯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的土著居民或者说古越人的历史背影。
古越人有崇拜蛇的习俗，这与这个地域多毒蛇有关。所谓“东越蛇种”，说的是越人自认为就是蛇的后代。这种崇蛇习俗，在已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就有最切实的体现。1988年，衡阳县赤石乡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的动物纹提梁铜卣，就是最好的证实。这件动物纹提梁铜卣，直口，椭圆体垂腹，高圈足;弧形盖，尖顶方柱抓钮，龙首龙身提梁。通体以云雷纹和几何纹为地纹，腹部以凸起的蛇纹和蛙纹为主纹;上腹两边各施一卷曲向下的蛇，中间缀一浮雕蛙纹，下腹中部双蛇逆行向上，与上腹蛇纹近相呼应。器盖以抓钮为中心，四面各施一镂空扉棱，将器盖等分为四个小区。每个小区内二蛇卷曲相向，间饰蜥、蛙、龟、蛇、鸟纹。龙身提梁上施有三角纹，三角内施鳞纹。其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卣极为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在中原商周同类器物中又是见不到的。这种形制、纹饰相近的铜卣，在湘潭市荆州乡金棋村也出土了一件。如此易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铜卣，显然就是湘江流域的古越人对中原西周铜卣的一种仿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件国宝还非常荣幸地在首都博物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展出过。
这种凝聚着古越人崇蛇习俗的实物，在1960年衡山县霞流出土的蛇纹尊上也可以得到呼应。这件蛇纹尊，敞口，束颈，腹下垂，圈足;颈部和圈足饰分割成三角形的几何纹，腹部饰蛇纹，每一组纹饰的边缘都饰有鳄鱼纹;口沿饰有一周头部突起、身尾卧伏于器壁上的蛇纹，多为两头相对，其中一处三头相对。其中的蛇纹，因为身、尾变化不大，所以也把这种纹饰称之为蚕纹和叶纹，名之为桑蚕纹铜尊。后来之所以改称为蛇纹，是源于湘江流域出土的同时期的铜器上多饰蛇纹，而古代越人又崇拜蛇，称为蛇纹更能彰显古越人崇蛇的精神信仰。
这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口沿处作如此装饰的尊。此尊形制，在中原地区常见，多为西周时期，但尊上纹饰，却又不同于中原地区。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很有意味的地域文化趋向。
湘江流域出土的动物纹提梁卣在造型上虽然凸显出中原文化影响的烙印，但胎薄质脆，器形轻巧秀丽，全无同时期中原青铜器雄浑凝重之感。尤其是纹饰，无论主纹、地纹均具有越文化的秀雅韵致，且繁缛的地纹与简洁洗练的主纹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机巧与灵动。其中的蛇、龟、蜥、鸟、蛙等生灵看似随意点缀，没有法度，却又浑然天成。整个器物的装饰运用浮雕、圆雕、镂空、线刻等多种手法，构思精巧自然，于规整华丽中透出盎然生趣。
除崇拜蛇外，古越人的炊器也别具一格。
望城高砂脊遗址4号墓出土一件铜鼎，盘口内敛，口沿上立耳，鼓腹，蹄形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下部为蝉体蕉叶纹，鼎足上部都有兽头纹饰。此鼎最大特点就是盘口，从现有资料查证，它应是湖南地区土著越人的一种创造。这种后盘口鼎在湖南其他地方和两广等地也都有发现。其中，衡阳市衡南县胡家港的春秋墓葬中出土的盘口鼎，两耳立于口边，束颈，鼓腹，圜底，三个直条形足外撇，足内空，腹部有两道凸弦纹。经考证，这类铜鼎已经历经战国和汉代，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就是古越人的炊器，被称为越式鼎。
越式铜鼎形制多样，在春秋时期还保留着商至西周以来的立耳。战国时期，部分越式铜鼎出现了附耳，且耳的式样也较多，除常见的长方形耳外，还有半环形耳，牛角形耳等，好像我们的古越人是要借助那些抽象的耳，让后人去聆听那个时代的风声过往。再观其鼎足，也特色独具，春秋时期多为半圆内空，有的为尖足外撇，战国时期多为斜直足外撇。有的鼎身还可以见到烟炱，看那情形，就能想到是一件实用器具。
而实用，不就意味着一个时代有了更持久的生活温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