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平：重回浦东历史现场，发现社区与人
《城市中国》第89期课题《浦东30年》试图重新发现浦东：从1990年陆家嘴成立全国首个国家级陆家嘴金融开发区开始，向2019年多元、复合目标转型的过程。在本期课题中，我们希望明确地呈现出“浦东的声音”，重新思考在国家级政策中浦东内部板块的复杂性，即当浦东与浦西发生联动且始终联动时，其仍需要努力保有自身鲜明的区域视角与文化特性。
吴建平的摄影，首先做的就是让你“看见”浦东。因为，今人对浦东的记忆已经被后来的城市影像语言所困。1990年代之后的时间场景下，大量沿江地标和新建筑，尺度巨大、以车行为主的城市空间持续不断地覆盖着理解原有浦东的各种可能。
在杭州的工作室，吴建平挑选出400多张样片，只是10年浦东摄影的“零头”。影像记录着1990中后期老浦东沿江地带的历史性遗存空间：无论是冰厂田路的带者观音兜石库门大院落、东昌路本地三进绞圈房、沿街单开间的深阔老宅、银城中路边联排石库门，或是十八间的密集自建房，以及那些多层工房，都可以让你重新收获一种丰富的城市形态。
在现场，吴建平还结合着照片，进行了“画外音”式的快评，让这些带有历史感、经过美学构图的场景呈现出一种社会意义。他会说，“这个人就是刚刚那张照片里吹萨克斯风孩子的母亲”或是“这还是那对夫妻”，又或者是“这男人不是这女人的丈夫，他们是邻居，处久了就非常随便，在一个公共大庭心里一起吃饭，她可以首先动筷，评论一下。”
这也就是说，无名或有名者们并不是孤立地出现在影像的空间中，他们反复出现，并真实地处于一种人际关系的网络中。通过吴建平的回溯，这些早已分散、搬迁至金桥、花木、周浦等地的人们重新被一点点放置回到那个时空之中，社区关系也重新编织在一起。
Q=城市中国 A=吴建平
您是浙江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发现了浦东大片待改造的居民老宅？
1997年6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们公司的一位上海朋友请我小聚，午饭后他领我上东方明珠游览。我上去一看，唷！真没想到浦东是这个样子的，原本以为都是农田，没想到生活气息这么浓——1993年，我站在浦西外滩的位置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再环顾周边是正在扩张成型的交通干道和高楼大厦，我偏好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摄影题材，当时觉得这里可能有戏。
但我纳闷要如何过江。打出租车，走南浦大桥有点远，也比较贵。我的朋友说，“你可以坐摆渡！”第二天，我就空手从十六铺轮渡码头乘轮渡过江到东昌路轮渡码头上岸，在这片老城区快速转悠了大半天，目的是想对这个题材的可拍性做个判断。这片老城区的位置就在当时的望江路、海兴路、烂泥渡路、东宁路、银城南路、东昌路、仁记路等区块。
1998年，第六次拍摄。拍摄地点位于今银城中路与陆家嘴环路路口。彼时金茂大厦的裙房尚未完工。其南侧的地块仍有各种不同建筑形态的社区正在拆迁中，18年后，在该地块上，上海中心竣工。
1998年，第七次拍摄。拍摄地点位于今天的银城中路。两位衣着摩登的情侣在空无一人的大道散步。
2000年，第二十四次拍摄。清晨，烂泥渡路（今北段为银城中路，南段为浦明路）与东昌路交叉口附近。烂泥渡路两边的旧房已基本拆完，东昌路扩建工程已全段铺开。
每次来上海拍摄浦东专题，如何安排拍摄行程，包括从杭州来上海的频率？
当时一般是每隔一个半月左右去一次上海，基本利用双休日、元旦、五一、国庆长假。每次回杭州得花上一定的时间在暗房把胶卷冲洗出来，再做成样片。去上海时基本都乘火车，单程最快也要两小时。有时为了周六早晨能拍片，周五晚上下班后也会赶去上海。我所在的单位有办事处在宁波路，在北京东路还有两套职工的公寓房，来沪拍摄我就暂住那里，自己置办了柜子和自行车。后来发现在浦东那块地方拍摄，还是步行最方便。
您当时准备了哪些拍摄器材，是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胶片拍摄？
在摄影器材方面，我选择画质更高的中画幅120相机，放弃了使用135相机，这样虽然会大幅提高拍摄成本，但想想能有幸记录浦东变迁这个载录史册的宏大题材还是值得的。1990年代末，手机、数码相机还没普及，是胶片的末班车。但胶片较贵，需要一些专业驾驭，还涉及到洗片、归档、整理。每次买胶卷也是看当时那个阶段的经济条件，手头宽裕时用柯达400，为省钱也买过过期的，使用完全没问题，手头紧的时候就用上海胶卷和乐凯胶卷。
这种拍摄浦东的持续的驱动力来源于哪里？当时记录浦东的摄影者基本以供职于报社的摄影记者为主，在这个意义上，您的自发性更高，这是否跟您的经历有关？您在拍摄浦东专题之前，是否有过类似的专题操作经验？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这句话一直激励、鼓动着我。时代很快就会过去，人的一辈子又很短。对我而言，个人喜欢做专题摄影，慢慢做，5年、10年，20年都可以，还可以同时做多个专题，这样不至于太单调。
最早开始关注摄影是1982年，是买些画册看。那时买不太到相机，即便能买到也要凭券，包括上海海鸥DF系列相机。一台相机400-500元，是普通人的一年工资。在浦东的拍摄上，摄影师徐勇在1980年代拍过《窑洞集》《弄堂集》《胡同集》，其中上海的部分给了我一些影响，尽管他拍的是浦西。
在拍摄浦东之前，1987-1992年，我曾在闽江水口水电站工作过一段时间，参与记录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承包的水电站土建工程施工，单位有70多个来自日本前田工业建设株式会社的工作者，他们与所有工作者一样，特别吃苦耐劳。我给一位日本人做助手，他喜欢摄影，离开中国时将自己的三部相机以外汇兑换券的低廉价格卖给我，还送我一本1987年出版的中日联合考察队考察黄河源头纪实照片，记录地质地貌类的照片质量非常高，对我颇有启发。1995年，我为单位拍摄的“水口专题”曾以《水口风采》为名，在金华举办过一场个人摄影展览。1997拍摄浦东时，我还在做“三峡移民”的专题，由于工作太忙，时间、精力实在有限，这个题材没完全做到位，待未来有空时或许会做个整理。
1997年，第一次拍摄。家住海兴路的这位先生正在搬家，他手中所捧的是20世纪40年代在洋行上班的爷爷留存至今的音响。
1998年，第十五次拍摄。吴建平曾多次跟拍这个家住东宁路的吹萨克斯风小男孩，也拍下过他在家练习的情景，及其父母。这一天，男孩来到上粮一库附近练习。
拍摄浦东时有怎样的工作方法，比如如何解决拍摄中的方言差异问题？
刚开始时是有点难度，我不会说浦东本地话，但大部分能听懂。通常来说，我问问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家庭人数等等。不过，我遇到的上海人不排外、善解人意，绝大部分都配合我的拍摄，几乎没有遇到被拒拍的情况。那时，大家对镜头都没那么敏感。有些上海人似乎还有一种意识或自觉，动不动会跟我说“你这个照片要值老价钿。”
我还是喜欢跟人近距离、零距离去靠近，到人家家里去拍，会经常给他们拍些家庭合影或个人纪念照。在每一次出发去浦东拍摄前，一定要把前一次的胶片全部洗出来，一方面是看拍得如何，是否需要再补拍，还有就把这些纪念照放大到10×12英寸送给他们，他们一般都乐意在居住多年且即将告别的老宅门前或家里留影，或是把纪念照分享给邻居们看看。
拍到后来，和他们混熟了，有时为了图省事，提高次日的拍摄效率，偶尔也会在居民家留宿而不回浦西过夜。在居民家吃个便饭也会时有发生，如果吃便饭，我就立刻转去附近的小卖部买点水果，成熟社区的周边服务设施都很方便。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摄影对象或事件吗？
1998年国庆节，我当时坐慢车去上海。赶到上海已经是凌晨。早上，遇到这位老人后非常认真地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家的背景就是金茂。不过这栋中西合璧的大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她是否就是后人？我没有细问。
隔了两年，我刚好又到附近转，想顺便去看看她。刚到门口，遇到他儿子。“你妈妈怎么样？”他认识我，拉住我的手说：“我妈妈走了”。他说从母亲箱底翻出了那张我拍的照片，他去图片社抠出了一个圆形肖像作为遗照。他主动提出“你可以帮我们拍一些守灵的照片吗？”一般来说，这是有点忌讳的，没有信任，根本不可能。我说，“明天来得及吗？”他说，“来得及”。守灵一般要三天。第二天我带个广角的镜头拍了这个仪式，还拍了四兄妹和大家庭在家门口的合照。隔了2个月，我把照片带去了上海，他儿子买了一件T恤衫、2包中华烟以示感谢。他一再说：“我妈妈一辈子没有拍过这么好的照片。”
在高资路，我也碰到过一户人家。最初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就跟进去看一下，房子已经搬空，他们拿出了祖宗的照片，似乎有一些仪式性，我拿出相机，大家也没有排斥，所以我留下来记录了这个时刻，之后他们烧了一栋纸房子，告诉自己的老祖宗即将搬去的他方。
对着这些照片，还能想起当时的很多的情景和不同的浦东人。比如这个住在东昌路东宁路附近的中年阿姨，当时她泡了杯茶给我，说龚学平跟她是同学。她插队过新疆，回来还做过服装生意，对人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态度。
1999年至2000年跨年，冬天的午间11点钟。我进到东昌路一户沿街老宅，有个睡懒觉的单身汉住在二层阁楼上，正在看一本爱情小说《私生女》。我自我介绍“正在拍老浦东的照片，给你拍两张可以嘛”。他说可以。我就架起三脚架，他也不管我。墙上贴着女郎海报，床前是一只痰盂。在东宁路、烂泥渡路的地块，拆迁已经开始了，我还给一对爱好唱黄梅戏的夫妻留影。那天他老公不在，我就说你老公什么时候在，我来给你拍照。后来两人凑齐了，唱做一番，我也拍了不止一卷。他们就在推平掉的一个地方开始唱戏。
一位上钢三厂的老工人也很有意思，在上粮一库的地方，我碰到他在一棵伐倒的树上挂鸟笼。他养鸟，也用气枪打鸟。我后来还拍摄他给孙子喂饭。在十八间那边，我拍过一个正儿八经接大哥大的小女孩，穿着时髦，手上抱了只小狗，特别气派，她妈妈正催促她回家做作业。
2000年，第二十七次拍摄。在高资路，一辆自行车带给三个孩子以十足的快乐，在他们的头顶上方，出现了大幅金桥现房房产的广告，而公平搬场的墙印广告则出现在一栋房屋窗下，默默招揽生意。
当时的人们对于拆迁的整体态度是怎样的？
我个人的感觉是，大部分人对拆迁的态度还是接受的，有些人对要换新地方挺高兴的，但是很多老人不愿意走。有人认为这块地未来还会有更高的价格，他们回不来了，没有份儿了。我当时走进一栋多层住宅楼，进到一户居民家聊起搬迁的事，居民说不想走，说新地方不方便，当时东昌路的新房售价3000元/平方米，离开陆家嘴很近，但是这些房子他们买不起。
还有一点比较我触动的是，浦东人那种凌驾于日常生活的超然态度，知命、豁达、忍耐。绝大多数浦东人都理解、支持政府开发开放浦东的各项政策与举措。记得有一天在复兴东路至东昌路的轮渡上，我问了一位浦东居民如何看待浦东开发，他望着浦东拔地而起的高楼，诙谐得说:“浦东再不开发我连个乡下人都不如了。”
在您拍摄的《浦东人家》一书中，能够从鸟瞰图和一些中景照片发现这块区域还是有不少体量较大的建筑？
是的，浦东沿江的地块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位于仁记路东昌路的东边的冰厂田路有不少大房子，房子又大又深，冬暖夏凉，房前还很宽敞。这条路现在已经消失了。2000年左右，为开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地块突击性拆除，很多场地先做成了草坪。
还有一些今天已经几乎不被提及的道路，反而是您拍摄的主要地点？
东宁路在我印象中，是陆家嘴这一带日常商业相当热闹的道路，所有人的生活场景都围着这里转。它靠近东昌路码头和金茂大厦，今天的香格里拉酒店也在这附近。在东宁路、东昌路之间，起码有五六条便道，如东昌路60弄、121弄、255弄、266弄等，我当时总是反复在这里拍摄，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另外还有彭家宅、姜家弄，都属于“弄堂的弄堂”。
1998年，第七次拍摄。拍摄于仁恒滨江园。从滨江园上俯瞰彭家宅小区。中景有梧桐树处为东昌路，而更远处与东昌路平行的即是东宁路、银城中路。
1998年，第九次拍摄。东昌路某弄堂内。院子里的邻居在露天空间中同吃一桌饭，人来人往，信息交流随时发生。
1999年，第十二次拍摄。冰厂田一栋大宅子外，一位老妈妈捧着碗倚着电线杆吃午饭。
根据您的观察，“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是否就是浦东人的普遍想法？
这种感受可能是更多的来自于浦西人的视角吧。在我拍摄浦东时，浦东人似乎很少有这种想法，在日常招待来自浦西的亲戚朋友时的言谈举止中，没有那种“床、房”的落差。倒是1997年6月，请我上东方明珠游览的朋友居然在1999年果断、明智地放弃了在浦西的生活，把新家搬到了浦东八佰伴附近，宁可每天起早贪黑赶到浦西上班的奔波。
事实上，住在大宅院、小弄堂里的居民，虽然居住条件一般，但邻里关系和睦，人气很旺。一碗毛豆大家抢着剥，一只煤炉接龙为大家供应开水，一条刚洗完的被单、毛毯可以呼唤邻居帮忙拧干，会理发的爷叔阿姨可以在周末日头好的情况下，无偿为有需要的人献献手艺。阿姨手里的一碗饭可以从东家一直吃到西家。一方环境孕育一种关系、一种秩序，待人们搬进各自封闭的居民楼里，这种社会关系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2003年“非典”前一个礼拜，我在陆家嘴的吴昌硕纪念馆老宅子做过一次展览，由陆家嘴开发集团、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我当时留有一些被拍摄者的座机、手机，通知他们后，有些居民还特意过来看，尽管当时他们已经搬家了。那天，我还听到有两个上海人逸兴踹飞地边看边笑，他们用沪语互相调侃着说，“当时辰光的上海人，就是这副腔调！”。
《浦东人家：1997—2006十年变迁图志》（中英对照），作者吴建平，译者黄协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7月
（全文将登载于《城市中国》第89期，本文稍有删节）
文+采访/袁菁
插画/林大悦
吴建平，1958年出生于浙江衢州，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过《藏族人像写真》、《山里的太阳》《浦东人家：陆家嘴1997-2006十年变迁图志》等摄影集；1999年，在德国柏林举办“西藏人像”和“浦东老家”摄影展；2003年，在上海陆家嘴举办“浦东老家”摄影展；2006年，受邀赴美国参加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黑白暗房表现”学习班；2015年，《长城》系列作品获巴黎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摄影类金奖、终身成就奖。
内容合作联络 cgcuiguo@urbanchina.com.cn
其他对文章的意见和建议，或新奇有趣的话题问题，都欢迎您微信留言或邮件联络我们。
email：00urbanchina@urbanchina.com.cn
微博/ 豆瓣：城市中国
App：App Store搜索 城市中国
官网：www.urbanch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