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复制的终极自圆其说思想
如果大家认可，或者因为否定不了而不得不接受，在宏观层面的可常识化普及，是检验哲学在个体层面进行终极理论创新成功的唯一标准，那么透过常识化视角便不难进一步发现，相对于我所建构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旧哲学一边在整体回避本体论冲突的终极调和，一边却在极力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高明，这就使丧失整体一致性的旧哲学所展现的一切深奥与晦涩，不论是宏观层面的，还是微观层面的，均构成束缚人类无法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天花板。但其实，深奥、晦涩的西方哲学虽然构成人类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天花板，但相对于没有逻辑认知的其他文明在文化认知体系上的整体混沌，当西方哲学用自己的逻辑认知帮助人类发现逻辑天花板时，也就同时有了帮助人类整体突破逻辑天花板的终极文明意义，也即发现逻辑天花板是突破逻辑天花板的前提。可惜的是，正因为只是发现逻辑天花板，而不是终极突破逻辑天花板，所以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西方文明虽然至今仍是人类当下的主导文明，但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表现来看，相对于西方文明与阶级属性相关的日益保守，具备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帮助具有泛阶级特征的中华新文明逐步染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一旦哲学实现常识化转向，具有泛阶级特征的中华新文明将迅速获取人类文明主导权，其中的内在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但有与西方逻辑认知异名同出的理认知，更在理认知之上具有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认知，这是一种跨越不同认知维度的立体认知，因而相对于西方逻辑认知只片面强调对立，却不能统一于一致性所导致的思维的扁平化，中国传统的道认知与理认知通过跨维度的对立统一认知关系，实际形成的，是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具有一致性的立体认知，因而相对更完整、更周全。用西方哲学观点表述这种类比关系，展现的，就是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是扁平化的，而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是立体性的。中西方文明之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差异，是因为用逻辑认知建构的语境相对于理认知建构的语境太过单薄，而理认知语境又相对于逻辑认知语境太过粗放，二者融合后的相得益彰，既具有终极哲学意义，又具有终极文明意义，因为只有将中西方哲学基于整体一致性而进行常识化互译，才能发现哲学与人类文明之间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可以简称为知行合一性。中西方文化之间之所以既有如此大的差异性，又有如此大的一致性，那是因为西方哲学语境是建立在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对立统一方法论基础上，而中国哲学语境是建立在阴阳互根的方法论基础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在具有一致性的方法论视角下，西方哲学的对立统一性认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互根认知之间是异名同出的关系，但通过中国传统的阴阳互根认知，很容易通过进一步常识化解读的“阴即阳，阳即阴”而得出，任何对立统一命题之间都具有同生共死关系，但单纯通过西方哲学的对立统一认知，却很难做出类似的常识化解释，因而从认知的难易程度上，显然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互根方法论更通俗，因而《道德经》就是这种方法论的集大成者，反之，西方哲学的对立统一的认知虽然实实在在地体现着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进步，却仍因认识论层面的过于深奥与晦涩而尽显整体一致性缺陷，于是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的坐井观天特征更明显。通过常识化对比，中西方哲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之所以会展现出上述差异性，是因为我通过本体论视角发现，西方哲学用不能自主调和的本体论冲突，在肢解了哲学的整体一致性的同时，却不能通过逻辑的多维结构重构一个更清晰的整体一致性。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早就通过阴阳互根性认知而朦胧地掌握了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却因为在方法论层面缺乏比理认知更精准的逻辑认知，因而也同样不能建构相对更清晰的整体一致性认知。具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以阴阳互根性为基础，通过进一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生万物认知，虽然建立起具有整体一致性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认知，但这种整体一致性毕竟很朦胧，所以通过形而上学思考，虽然同时又获得了朦胧的主客观一致性，但也正因为无法像逻辑分析一样精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把脱离整体一致性基础的因果一致性追求做到玄而又玄。正因为基于朦胧的整体一致性和主客观一致性而在因果关一致性研究方面做得相对透彻，所以相对于根本无法终极自圆其说的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才具备了准终极自圆其说的能力，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明白“吾道一以贯之”的道理，中华文明才有机会因此而成为有文字可考的世界史层面唯一一以贯之的人类分支文明。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会有朦胧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认知，是因为相对于西方文明的对立统一性逻辑认知，中华传统的“道理”认知的逻辑结构本身就是立体的，因为道生万物，所以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道是相对于理的高维形而上学存在，所以道与理之间构成的是跨思辨维度的对立统一关系。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逻辑认知则只能在对立性当中认识统一性，正因为本体论冲突的自主调和不能，所以这种认知明明以一致性为逻辑前提，但建立起对立统一性认知的西方哲学却从方法论层面彻底丢弃了一致性，因而导致西方哲学对自身的几个基础概念造成只知对立不知统一的认知分裂，因而从自圆其说程度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较低的角度看，西方哲学语境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更显平面化的二维结构。但其实，只有经过中西方哲学进行常识化互译之后，世人才会常识化地明白，原来人类的主观逻辑认知是比客观物理世界的多维结构更丰富的立体认知结构，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发现的朦胧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用西方哲学进行终极常识化解析，进而通过宏观层面的哲学常识化普及，人类文明才能因微观层面的个体主观成熟而实现整体和谐。下面我会通过几个关键基础概念的常识化解析论证清楚中西方哲学之间的完美互补性，从而为终极哲学的终极建构提供明确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路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从常识化的认识论视角而言，经过中西方哲学常识化互译，人类文明必因此而实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而且实现常识化转向之后的哲学，不但是已然成熟的终极哲学，而且是我们每个人知行合一的人生的主观再现（其实以前也是如此），因而并不神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同时认为，方法论视角下的旧哲学，之所以一直不能自圆其说，是因为旧哲学人都不懂，“知行合一的人生的主观再现”中的主观又细分为客观见之于主观和主观见之于主观，这其中，客观见之于主观又是主观见之于主观的逻辑前提，所以从没有脱离客观的主观和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的主客观一致性角度，旧哲学不能纠正自己此前对主观和客观的错误解释，就必然一直深陷不能自拔的语境陷阱，当然也就无法实现具有整体一致性的终极自圆其说。正因为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对主观基于感知而后的认知而进行这样的细分，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本体论视角对逻辑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解释——逻辑是一切主观存在的本体，因进化论而与自然规律之间具有主客观一致性。这里对逻辑解释的具体而微，是相对于西方哲学史早期把逻辑设定为一切存在的本体而言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西方哲学之所以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因为受语境陷阱束缚的他们不能主动把存在区分为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因而也就无法从本体论视角分别探求主观存在本体和客观存在本体，因而本体论冲突的不可调和使西方哲学的语境陷阱一直存续至今，只能借助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实现最后的突破。从本体论视角把存在区分为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既是建立主客观一致性认知的逻辑前提，又是本体论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更是人类通过哲学认识论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整体认知的逻辑前提。比如人与动物之间，虽然在意识活动方面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但只有通过把行为上的主客观一致性进一步理解成由自然规律与逻辑所共同主导的生物进化进程上的因果一致性，人类的相关认知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这种一致性认知具有里程碑意义，既是个体层面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又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开始走向成熟的逻辑前提。对哲学了解不多的人，可以参照数学、语文教学与逻辑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进一步理解哲学与逻辑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相对于学生而言，如果数学的每个解题步骤就是一道道可常识化逾越的逻辑天花板，那么相对于新生儿而言，任何一个字词也同样是可常识化逾越的逻辑天花板，可见逻辑天花板的存在，对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言，具有普遍性，因而用常识化视角很容易理解，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包括哲学家在内的任何人，曾经用整个人生也未能破解自己的全部逻辑天花板，因为曾经的任何人都未能实现对世道人生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是因为终极自圆其说与可常识化普及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性，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这既事关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终极成熟，又事关人类在方法论层面的终极成熟，因为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人的生活语境的基本构成，都靠语言文字营造。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预期的理想化终极整体成熟的生活语境，现代基础教育语境虽然附属于现实生活语境，而且其中的数学普及教育程度和语文同等重要，但大家都能看到，尽管初级数学都是些死规律，但老师们想尽办法也不能让每个学生都打满分，而语文就更难了，学的越深，打满分的可能性就越低，为什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把这其中的原因归于逻辑天花板的普遍存在，因而从相关教学大纲从不要求老师向学生讲明自己教授的是逻辑而言，老师和学生一样有不可突破的逻辑天花板，这就意味着，不追求终极自圆其说的老师，必然教不出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学生，因而可以断言，世人在局限文明条件下至今都无法对逻辑天花板进行终极突破，这显然与哲学和文明一致展现的非终极成熟直接相关。经过以上分析，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给出的终极答案：始终未停止进步的旧哲学，之所以始终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就是因为从未就逻辑的定义给出标准答案，因而终极正确定义逻辑，既是建构终极本体论的前提，又是建构终极方法论的前提，更是以终极本体论和终极方法论形成终极认识论的前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随着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将不再有老师和家长会担心孩子的成绩，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必以可终极自圆其说地突破一切逻辑天花板为前提，届时，没有逻辑天花板的人将没有理解不了的常识，而现代义务教育体系教授的，就是这些常识。在现代基础教育中，语文和数学之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基础学科，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文科教育和理科教育的逻辑前提和基础。这其中，语言又是数学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因为没有语文做前提支撑，就不可能有脱离语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数学。这样就不难理解，之所以有同样的老师教，学生的成绩却随着教育周期的延长而呈现更大的差异性，就是因为人的早期的逻辑基础训练是家教，而非学校教育，所以在学校教育不能对家教的逻辑认知缺陷进行终极互补的情况下，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性首先体现的，是每个家庭对逻辑认知的差异性，其次是学生成绩差异，在宏观上，与家教水平之间具有一致性。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旧哲学人之所以不敢把学习成绩差异源归因于家教，是因为不真懂逻辑的他们不善于从一致性角度展开专业论述，因为当他们在专业方面放弃终极调和本体论冲突时，就已然在基础语境上肢解了专业语境的一致性。比如有人做了一个错题或者错事，其他人在批评他时，会说他的解题思路或者行为模式不合逻辑，这就是想当然地把逻辑以偏概全地等同于正确逻辑了，但其实，只要稍微一较真儿，任何人都可以用常识化视角分析清楚，错误的逻辑也是逻辑。面对如此明确而又不易察觉的语病，旧哲学和现代教育都束手无策，即便偶然有人察觉，也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这就说明，不能正确认识和定义逻辑的任何人，对某些常识问题的反思只能进行不自觉的选择性回避，是故相应的专业思想必然无法实现与终极哲学相关的终极自圆其说。正因为专业人士的思考在潜意识里尚且有无法厘清的一致性基准，所以普通人的日常思考就会更加无视语境上的一致性基准，于是语境陷阱的存在对人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构成了绝对束缚，因此也就主导着延长了人类自主步入终极文明的时间成本。正因为哲学理论体系当中的本体论就是专门纵向挖掘这种一致性基准的，所以回避本体论冲突的终极调和的人，他的任何形而下学的专业写作都必然会下意识地回避运用一致性说理，这才是导致哲学与任何其他学科一致性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真正内在原因，当然也是人类整体不成熟的内在制约原因，因为任何人都必须知行合一地活在一致性当中，即使是动物也是如此。正因为对本体论冲突的视而不见，所以在不能就纵向挖掘一致性基准的本体论方面率先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在逻辑认知上，仅靠方法论的横向发展拓展人的认识论视角的西方哲学，会显得相对扁平化。只有通过本体论视角发现逻辑是存在纵向的立体维度区分的，人类的整体哲学认知才能真正丰满和成熟起来。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渐进成熟过程中，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最终认为，在宏观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一直相对成熟于西方文明，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的逻辑认知，但中国传统的理认知与西方文明的逻辑认知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因而通过道与理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道与理之间具有跨维度认知格局下的对立统一的互补性，因而相对于西方文明的逻辑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理认知的逻辑维度显然相对更立体，因而中华文明的因果认知才能相对更成熟。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朦胧的因果一致性认知能够因“吾道一以贯之”而相对更成熟，不难理解，西方文明因为一直有不能自主调和的本体论冲突，所以具有先在性的因果一致性也就一直被他们人为肢解至今。明白了上述道理，自然也就明白，哲学常识化转向即使成功，其间也需要一个过程来实现哲学的常识化普及，这样一来，任何一个新生儿都能在出生之后通过社会教育接受到标准的基础逻辑认知，因而终极文明状态下的学校教育才能培养出标准化的学生。相对于终极文明状态下学校教育的标准化，非终极文明状态下的学校教育只能展现差异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微观方面，差异化的成绩，在相同的非终极文明背景下，是具有同样自我意识的人被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不同逻辑认知潜意识异化的必然。在宏观方面，只有靠哲学的标准化，人类才能通过文化的终极融合而终极改变在文明层面的整体一致性尴尬，在整体终极主观成熟之余，实现整体终极和谐。既然在非终极文明背景下的人必然被不同的逻辑认知异化，那么透过数学、语文与哲学之间的差异性而分析出来的逻辑是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可以进一步推断，逻辑，是人类一切主观认知之间的一致性，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把逻辑设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是人的知行合一人生的一致性内部控制力量，与进化论视角之下的自然规律具有内在的（主客观）一致性，这就是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从哲学与文明不成熟的一致性角度，造成哲学无定论的逻辑前提，是逻辑自身定义的无定，所以终极定义逻辑，既是终极定义哲学的前提，又是可常识化普及的由逻辑主导的哲学标准化的前提，所以哲学理论创新在个体层面率先实现本体论视角下的终极自圆其说，既是哲学常识化转向能否在认识论层面最终成熟的关键前提，又是从人类整体文明角度顺利建构终极哲学的前提，因为从专业角度对逻辑天花板进行突破，不能指望一般性的专业思考，只能依赖有确定创新追求的专门思考才行——只有不给自己退路的哲学人，才能通过触及人类的整体认知边界而实现与语言文字相关的逻辑天花板的突破，直到以常识化转向为名的终极突破。在明确了逻辑天花板的隐性事实存在对人和人的文明造成现实性束缚之后，既然又同时明确了逻辑天花板被终极打破的可能性，那么在终极方法论视角下通过终极理论创新建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的具体指向就明确了——一切皆服从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语境的营造。透过这其中若干个“终极”的连续运用，大家可以发现，我在搞哲学常识化转向研究时，并未给自己留有任何退路，因为经过对哲学进行系统了解之后我发现，人类文明积淀至今，已经为这种终极理论创新提供了完备的外部条件，所以我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既是认识论层面的终极追求，又是在方法论层面探求终极哲学的内部建构标准，当然，这一切又必须以本体论层面彻底化解本体论冲突为前提，可见通过比对发现中西方哲学之间在自圆其说水平上的差异性对哲学常识化转向的重要性。相对于哲学专业语境，人的文明以自觉自己活在某种情境中为前提。正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是这个前提的标志，所以有自我意识的人会在各种情境以主体性与其他一切客体进行感知与认知的互动，正因为这其中的认知行为深度无限指向终极自圆其说，所以这就是区别于其他自然存在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的主观文明行为，所以人生情境无论贤愚，皆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认知基础能力，因而决定一个文明情境高低的，是其中曾经不自觉地展现和追求主客观一致性的哲学语境，而哲学语境中最高级的，即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追求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语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境界被定义为个体层面的天人合一和集体层面的天下大同。正因为大同即终极一致性的具体表现，而且天人合一又有人神平等的意味，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宏观层面当然高明于以信奉基督教为荣的西方文明。单纯从感知和认知的角度，所谓人与其他一切客体进行互动，完全是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其他客体没有与人对等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根本构不成互动，但在哲学语境下，之所以又必须要这样说，是因为唯心主义认为，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均为神所创造，因而自然文明与人类文明是平行存在，这样一来，当面对人的生存又确实离不开自然文明这一客观事实时，唯物主义就不得不认同，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伦理关系。正因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有如此众多的一致性认知，所以西方哲学只能接受和纵容两个互不相容的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并存，所以本体论在微观层面的差异性的不可调和，最终又演化成在宏观层面具有一致性的逻辑天花板。但其实，人都是活在情境中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相对于情境的主客观一致性，这其中的语境则首先是单纯的主观理论体系，其次才是人据以深入认识情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前提。关于这一点，旧哲学所不能真正厘清的是，语境虽然是“深入认识情境”的前提，但不是“认识情境”的前提，因为认识情境的前提是意识，动物也有。正因为旧哲学深陷明显不能自圆其说的专业语境陷阱不能自拔，所以不能从本体论视角正确认识意识，就不能从方法论视角正确认识逻辑，进而必然导致无法从认识论层面实现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因为认识论层面的认知以方法论层面的感知为前提，但无论是认识论层面的认知，还是方法论层面的感知，都必须以本体论层面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形而上学认知为前提。正因为在本体论视角之下，人类能区别于动物具备深入认识情境的能力，所以区别于动物，只有人是类似造物主一样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所以不可知论会因为过于固步自封的消极而被可知论步步紧逼地逼退。正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从建立初期就追求彻底战胜不可知论，所以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一旦建构成功，随着不可知论的彻底消失，终极哲学将在终极一致性认知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建构出来。从旧哲学曾经的一切深奥、晦涩均与语言文字表义所形成的语境具有相关的一致性角度，再考虑逻辑天花板在宏观和微观语境存在的普遍性，自然不难理解，正因为哲学的每次转向都与新语境对一贯隐性存在的逻辑天花板突破尺度之间具有一致性，所以哲学转向的终点就是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的建构终极点。这样的哲学转向一旦成功，就是可知论终极战胜不可知论之时，所以看似苦思冥想于什么也不创造的哲学家，其实一直在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在知行合一地探求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他们创造的，是新语境。任何新的哲学理论体系，一旦建构成功，一定不仅整体引发一次哲学转向，从常识化视角而言，他们的理论体系，只要对旧哲学当中的任何一个哲学命题能实现超越同时代的其他解释，那么从语境的一致性角度，这个解释就相当于一次微观层面成功的哲学转向。哪怕相关转向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不改其曾经实现过微观转向的本质，因为错误的逻辑也是逻辑，因为哲学理论创新与科学实验一样，也必须建立在频繁试错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试错的理论成果积累不足的情况下，终极自圆其说的内在一致性标准才一直让旧哲学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在现世被称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人很多，但并不是他们当中的所有人都能名垂青史，就是因为不能因为触及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而推动哲学转向的伪哲学家太多。从广义认知的角度，也就是从广义哲学的角度，大家还要明白一点，任何科学之真，在广义上一定附属于哲学之真，因为指导科学试错的形而上学思维，与指导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不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所以从语境的一致性角度，任何科学语境都附属于哲学语境，并接受哲学语境指导，因为只有哲学才在语境上有明确的跨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而其他学科则只有方法论视角上的自圆其说追求，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继续循序渐进地通过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给大家讲清楚这其中的终极一致性——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这样再回看懵懂初开的儿童的每次提问，表面上，虽然没有明确的一致性要求，但最终无论是否得到家长的正确回答，在其不成熟的个体生命中也相当于已然完成一次个体层面的哲学转向——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水平无论怎样不同，却因为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而导致根本没有合格的家长，这就是文明的根本局限。在非终极文明环境下，正因为儿童的问答都无法在家庭得到具备整体一致性标准的全面解答，所以只要相对更专业的学校教育不能让学生掌握到人类知识体系在认识论层面的终极因果一致性，那么学校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标准化的学生。认识论层面的终极因果一致性从哪儿来？显然是从方法论层面的因果一致性堆砌而来，就像一个文字构成的人类的整个语言体系一样，以本体论视角下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代表着逻辑天花板的事实存在。正因为人类整体的非终极文明环境完全受哲学理论水平制约，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在终极文明环境下，初等教育应该已经被家教所完全取代，所谓的学校教育，将直接进入高等教育，这其中节约的，是大量的时间成本。这样再比较分析当下日渐富裕的中国家庭，当大量的家庭财富被投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补课上面时，其盲目的重复性学习所必然引发的高投入低产出现象，就是现实的必然，因为从整体一致性的角度而言，这种过度教育首先扼杀的是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扼杀的是大学教育之后学生的创造力，因为过分的功利追求一旦形成畸形价值观，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自觉投入到相对肤浅的功利人生追求中。从必然整体扼杀孩子创造力的角度，那些鼓励孩子与老师积极互动进行自我教育的家长才更见理性，毕竟像哲学理论创新一样，只有自我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关的生命个体才能展现出无穷的创造力。这是每个智力正常的人的文明义务。反之，稍具哲学理性便不难发现，围绕分数所展开的功利性重复教育，在浪费大量时间成本之余，因为侵占了学生通过休息时间对其他兴趣的培养，所以这种无谓的繁复脑力劳动，对一个个体生命创造力的伤害，是与日俱深的。相对于差异化的成绩对学生的逻辑人生的异化，在与异化的逻辑人生具有一致性的差异化身份中，便体现着逻辑认知能力的参差不齐对人的主体性的异化结果，比如旧社会贫苦人家的孩子进入军警机构，却反过来是欺压贫苦人的工具。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这种结果虽然残忍，却不足以据此判定人性本恶，因为这只展现了社会集体层面的知行合一性，一旦割裂开来，就是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旧哲学一样的以偏概全，因为在非极端情况下，军警组织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又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透过任何军警组织内部与严明的纪律相关的下级服从上级的主体性异化，一旦新的世界大战爆发，这种有组织的恶必将再次得到全球性释放。正因为其他任何政治、经济组织内部也都存在一样与逻辑认知能力相关的主体性异化，甚至包括家庭，所以从资源分配的组织化角度，依附于组织的人都在自觉把自己的主体性异化于组织，这在本质上与人把自己的主体性向神异化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非终极逻辑认知所形成的逻辑天花板的束缚的历史必然。人是社会性存在，社会正常运行又离不开组织化，即便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实现终极和谐之后也是如此，所以从人人平等的口号在组织内部完全行不通的角度，难道人类就没有实现人人平等的终极可行性了吗？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当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适时出现后，人皆因此而实现终极主观成熟，这样一来，在人皆终极自律于完整主体性的人类文明内部，虽然仍有人与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但这种依赖已经具有备主体间平等的交互性，所以在终极和谐状态下的组织关系内部，至少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将因为只有默契而不再有人格上的异化现象。推而广之，当整个社会层面都不再有人格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时，当然也就不会有人与神之间的人格异化，因而只要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便意味着阶级政治和宗教渐进消失的历史必然。在哲学史层面，透过认识论视角下可知论对不可知论的步步紧逼，不难发现，不可知论的频繁退却，与哲学的频繁转向之间具有旧哲学所未明确的一致性关联，因此上，当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系统阐明这种一致性关联与逻辑又产生内在一致性关联时，便不难预见，在不可知论退却的极点处，是终极可知论的已然诞生，因为相对于终极哲学所内涵的终极可知论，旧哲学当中的可知论也是一种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不可知论。在类似的辩证认知中，既体现着逻辑是一种有着不同维度的立体性存在，又充分说明，此一逻辑维度的真理在彼一逻辑维度变成谬误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所以哲学的终极追求，只在于能否终极自圆其说，不在于真理层面的是非真假追求，因而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辨别是非真假追求，只是构成并服务于在认识论层面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局部方法和手段，所以在方法论层面对本质做以偏概全的是非真假判断，是哲学研究的阶段性目的，一定不是终极目的。如果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成功即等于终极哲学的顺利建构，那么结合终极哲学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建构标准，是否可以判定，在不可知论退却的极点处，是否可以把可知论相对于不可知论的胜利理解成是唯物主义哲学相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胜利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一切对立统一命题之间，表面对立的任何一对儿命题，在具备统一性的同时，也都具有同生共死的一致性，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唯心主义思想，虽然即将因为保守而彻底从现实文明退场，成为历史性存在，但历史性存在也是存在，所以这种退场可以代表唯物主义革命的胜利，却并不等于唯物主义哲学的胜利，因为唯物主义哲学也是哲学，而且前面说了，哲学的终极目的在于终极自圆其说的实现，因为狭义哲学是抽象的形而上学，是作为知行合一人生当中局部的“知”的部分，是狭义的“知”。由此可见，正因为任何曾经知行合一于现实人生的哲学思想退场后的历史性存在也是存在，所以人类文明才在文化层面具有继承性发展的历史一贯性，就像我们的先辈死后，我们后辈要在心中缅怀他们一样，存在于心中的先辈，也是存在，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主观存在的例证，我们要用这种认知建立起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一致性。正因为人类文明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体生命的有限必死，只与人的物种延续直接相关，所以旧哲学只要不能利用终极一致性认知彻底否定唯心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成熟。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旧哲学之所以一直不能自圆其说，首先是因为受语境陷阱束缚，无法通过本体论视角把存在明确区分为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其次是因为始终未能从方法论视角厘清，哲学理论创新所要营造的语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因为又必然以客观见之于主观为基础，所以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哲学理论体系，只追求并服务于与终极自圆其说相关的人的物种永生。从人是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的角度，相对于旧哲学的语焉不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终极哲学所研究的存在，虽然包括自然文明，但最终却只服务于人和人类文明存在的永恒追求。旧哲学，正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一直不能正确理解存在的终极哲学意义——在终极哲学语境下，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理论必须建立在不存在“不存在”和“非存在”的存在认知基础之上，这是狭义哲学与广义哲学对立的内在逻辑基础。关于不存在“不存在”，我在此前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中已经阐述清楚，正因为逻辑是立体的多维结构，所以相对于存在与“不存在”的对立统一性，此一维的“不存在”在彼一维却因为在更高维视角下与存在构成对比关系，因而“不存在”在高维认知视角下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正因为抽象的不存在也是一种形而上的高维主观存在，所以人类对存在的感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客观见之于主观，一种是主观见之于主观，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直观，这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创见。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正因为通过这样的创见彻底否定了直观的非辩证性，所以才能通过辩证思维的绝对动态特征彻底瓦解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静态思辨，还辩证法一个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清明——辩证法在方法论视角下的终极自圆其说，是哲学在认识论视角下的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如果大家因此而不难理解，终极辩证法是建立哲学终极方法论的前提，那么自然不难理解，终极方法论是建立终极认识论的前提。这里我又本着一致性的角度提示大家别忘了，终极本体论是建构终极方法论的前提，这就是终极哲学的唯一正确建构脉络。这样我们再看常识化视角下的抽象存在，类似唯心主义的灵魂不死。如今我们已经彻底否定了唯心主义，那么关于人死了之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之所以判定死人仍然是一种主观存在，首先是因为人是主客观一致性的存在，其次才是从与认知相关的认识论的角度判定，历史上的一切死人，无论能否被历史铭记，都因在自然文明留下印记而成为历史性存在。这一切解释的成功，就是通过哲学理论创新对旧哲学所谓超验的终极瓦解，是建构终极哲学的前提，都服务于人的终极自圆其说需求——相对于“不存在”的抽象存在属性，与所谓超验的不可知一样，在与之相对的高维抽象认知维度中，超验本身也是验的一种，是与感知相关的不全知，并不是全不知的绝对未知。总而言之，只要承认了逻辑的多维结构，不可知论的荒谬就显而易见了，而旧哲学所语焉不详的形而上学，在此可以理解为人的思维在不同逻辑认知维度之间的动态穿越。从整体一致性角度，只有这种穿越的永不止息，才能确保人类文明的永恒存在。只要认不清这种整体一致性，旧哲学将永远无法终极自圆其说。换个认知维度，与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配套的终极可知论认为，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仍然可以形而上学地解释清楚不存在“不存在”，比如相对于人类文明，自然文明因为是已然的永恒存在，所以要确保非永恒的人的思维的永恒存在的可能性，人就必须在人类集体层面通过主观能动性自救。进而言之，从进化论角度，人类作为一个文明维度，从属于派生人类文明的自然文明，这意味着，在哲学语境下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除了受物质决定意识制约外，还有一个已然的和先在的自然文明作为永恒的背景存在，不容忽略。正因为旧哲学一直无法从专业语境上论证清楚，自然文明相对于人类文明，是基于进化论的永恒背景存在，所以饱受不可知论困扰的人类才一直受逻辑天花板的束缚，无法顺利进入终极文明状态。如今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既然已经通过终极一致性认知体系论证清楚，自然文明是相对于人类文明的永恒的客观背景存在，那么自然容易理解，人通过哲学研究所真正追求的，只是人作为自然存在所派生的局部存在能否自主实现永恒的问题，不是与谬误对应的什么真理问题，因为在多维的逻辑认知下，任何真理都具有相对性，只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知行合一运行的理的低维局部存在，不具有终极哲学意义，更不具有终极文明意义。因此上，只有承认进化论，人类的哲学认知才有可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反之则不能，因为不可知论认为，人由神创造，有先天的原罪，对必然的灭亡只能听之任之。但其实，相对于人与作为人存在的背景的自然文明，两者之间确定地存在着的两个不同的文明维度，因此人的哲学思想要想实现理论上的终极自圆其说，就必须学会在明确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中形而上地排斥一切“不存在”，然后才能在存在的已然的不同逻辑维度和空间维度找到人类文明实现终极自由的科学路径。从语法的角度，同样运用“相对于”，“相对于自然文明，人……”句式所表达的逻辑认知结构就是平面化的。反之，“相对于人与作为人存在的背景的自然文明，两者之间……”句式所表达的逻辑认知结构就是立体的。相对于后一种句式显而易见的超然，前一种句式就坐井观天的意味明显，而且观得的天还是平面化的。明确了可终极自圆其说的超然的必要性，就容易理解西方逻辑学的排中律只在低维认知中有效，在高维认知中就无效，这样人类就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逻辑学而建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方法论和终极认识论了。因为建构新的逻辑学相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相对形而下于具体而微，所以不熟悉旧逻辑学的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有兴趣的人可以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建构终极逻辑学而尽自己的文明义务。以我个人为例，早期数学成绩还可以，后来就停滞于中游了，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就是与语境相关的一致性没建立起来的原因，而我又不愿意脱离整体语境而片面追求数学语境的断章取义的自圆其说，不然我就不会有开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研究的机缘。面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所提供的上述旧哲学所从来不曾论及的各种问题，可能有人会觉得理解起来有些吃力，如果大家知道，我是用200万字的形而下学写作才把自己的说理水平提升到这种水平，那么希望大家能提升自己自主开展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的信心，因为上述内容已经基本涵盖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冗长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诞生心路中，既有包括我在内的人与人之间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差异性，又有常识化视角之下显而易见的一致性，只是随着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日益深入，这种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的难度肯定会越来越低。参照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旧哲学研究的坐井观天视角，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角度，其实很容易理解，哲学研究，虽然必须兼顾自然文明和从属于自然文明的人类文明之间的一致性，但常识化视角之下的兼顾后的终极焦点，却只从终极价值观的角度关注人类文明的持久性，因而从一致性的角度，人类以哲学为名的一切认识论，最终都只服务于这个终极价值观命题的终极实现，因而狭义哲学又必须相对于广义哲学表现出以偏概全的一面，至少在正确理解“存在”这个概念上，只能如此。当然，洞见广义哲学，也必须借助广义哲学与狭义哲学之间的一致性才行，这就是曾经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我通过坐井观天的形而上学思考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的逻辑内因。正因为曾经对终极价值观在于人类文明的永恒这个焦点的明确不能，所以旧哲学一直深陷由本体论冲突主导的语境陷阱而不能自拔，直到近现代，因为现代科技文明的出现，才使众说纷纭的本体论冲突得以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但其实，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整体理论创新思路的真正来源，却更多来自于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小众的心物一元论。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的角度，在曾经的一切旧哲学思想中，笑到最后的，之所以既不是唯物论，又不是唯心论，反而是非主流的心物一元论，因为类似道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心物一元论，不但隐晦地表达了哲学的整体一致性和主客观一致性，而且一直在朦胧地系统论述哲学的因果一致性，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才具备准终极自圆其说的能力。事实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之所以能顺利建构，恰是因为我发现了，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西方哲学与心物一元的中华传统道文化之间，在具备完美的互补性之余，既有附属于同一人类文明的一致性，又有附属于同一文化的一致性，所以当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被我常识化互译出来之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创新在个体层面的主体框架也就显现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具体推动社会整体在宏观层面的常识化转向了，这其中，又以说服一切旧权威为全部新起点。现在让我们换个视角再看与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相关的可知论对不可知论的绝对胜利，之所以不能同步认为是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胜利，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必须明确：首先，哲学理论创新的真正目的，只在于对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终极追求与把握，从狭义哲学附属于广义哲学的角度，这是一种因个体而及于整体的贯穿狭义哲学和广义哲学的构成人类文明的内在自省机制，是专属于人类文明的文化现象。相对于世俗意义上的胜利与人际间因知行合一的外在立场冲突胜负相关，哲学学术立场上的对立，仅是文化领域的内在主观思想分歧，并不直接引发外部的社会伦理立场对立，是知行合一人生中通过形而上学进行断章取义的“知”的部分。因此上说，凡在哲学领域追求胜利的比较研究，最终都注定因终极自圆其说不能而失败，比如与政治挂钩的哲学研究，因为过于强调与立场相关的斗争需求，所以在结果处都注定深陷南辕北辙的尴尬，因为狭义哲学是提升人类整体认知的工具，不是直接调和人际间冲突与斗争的工具，至少在狭义哲学终极成熟前不是，所以越内耗，越无法实现更大范围的自圆其说。在哲学终极成熟之后更不是了，因为哲学的终极成熟与人类文明的终极成熟具有一致性，到那时，已然没有需要直接调解的人际冲突了，因为那时的人类文明已然整体成熟到终极和谐的境界。其次，是因为在终极哲学语境中，随着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唯心主义的消失，唯物主义也将同步消失，因为唯物主义哲学也和唯心主义哲学一样，从未在理论层面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也就是一样未能通过现象看清一切本质。最后大家会发现，在哲学领域内，凡被冠以主义的理论，都在用自己坐井观天的以偏概全在肢解哲学的整体一致性，因为只有在系统应用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对一切本质的宏观把握而做到无困于心，至于微观层面的终极把握，只能靠科学哲学所指导的科学研究了，那才是事关人的终极物理自由的终极哲学命题，更是旧哲学所从未涉猎的未知领域。综上，哲学的终极成熟，必须以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为前提，因为只有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哲学思想，才能在终极文明条件下，让每个人都在个体层面知行合一地通过终极价值观的形成而实现个体成熟，所以通过终极理论创新，使哲学具备可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也是人类在宏观方面以打破逻辑天花板的方式步入终极文明的前提。这里所谓的终极文明条件，是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一旦出现，一切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将自动消失于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会因此而迅即进入整体和谐的终极主观文明状态。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之所以会这样乐观，是因为人从古到今都是知行合一的存在，一旦有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面世，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将不再被选择，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先天具备这种鉴别力。要正确认识人的这种先天鉴别力，首先要从本体论视角看清，人的这种先天鉴别力与后天产生的自我意识之间具有一致性。其次要看清，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人类因终极自圆其说不能而导致的集体盲目，与哲学家个体理论创新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一致性。最后要看清，哲学家的个体理论创新能力基础与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具有一致性。旧哲学界之所以不能这样解析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因为他们的认识论视角缺乏与终极本体论相关的终极自圆其说认知标准，因为受逻辑天花板束缚更多，所以他们的思想还未进化到这种境界，因而坐井观天的他们，只能看到统一性对哲学理论的促进作用，却集体忽略了，在对立的差异性当中隐含的一致性，既是正确认识统一性的逻辑前提，又是建构终极哲学的逻辑前提。关于统一性和一致性，二者之间虽然是同义词，但在哲学语境的构成上毕竟不能完全同质化，所以细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不是一般性的语文命题，而是与哲学常识化转向相关的终极本体论命题，具有哲学终极理论创新意义。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终极哲学意义，旧哲学语境之所以更多谈及统一性，却从不论及其中的一致性，是因为旧哲学界一直深受本体论冲突困扰，只能以坐井观天的视角思考哲学命题，所以统一性认知是形成非终极哲学语境的基础。反之，终极哲学则必须在理论创新初期就由创新主体意识到主动突破坐井观天的视角局限的必要性，即便暂时不能上下贯通地用一致性视角俯视哲学命题，也要用整体性视角发现本体论之间的一致性——所有的本体论认知都附属于人类文明的一个认识论体系，人类文明不可能永远接受两个以上的认知体系——所以相对于旧的整体性视角下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只有新的一致性视角才是终极哲学语境的形成基础。这样就不难通过对比发现，以统一性为基础所建立的旧哲学，其坐井观天的仰视视角体现的，是认知主体的不成熟与作为狭义哲学的认知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反之，以一致性为基础所建立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其俯视视角本身就已然与认知主体的确定性成熟展现出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才能有机会最终诱变终极哲学。这样参照数学解题思路再看看所谓的逻辑天花板，便容易理解，如果数学解题思路是层层推进的多维结构，直到与物理学问题最终合流，那么逻辑就是并未被西方哲学全然解析清楚的多维结构，这样就可以判定，西方哲学曾经的逻辑认知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扁平化特征。正因为通过对立统一命题所形成的西方哲学语境是平面化的，所以当西方哲学把主观解释为被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一切、把客观解释为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切事物时，就把主观与客观完全对立起来了，从而直接割裂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在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语境中，既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更没有脱离客观的主观，这意味着，作为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的人，他的主观和客观认知之间存在着观的行为上的一致性。可是西方哲学不但未赋予自身的哲学语境具备这样的认知能力，反而用权威的专业语境陷阱肢解了主观与客观之间一致性，进而导致无法冲出语境陷阱的西方文明，又通过迷信宗教伦理把人的主体性彻底抛弃，于是甘心为上帝奴的基督教文明才能以跪得虔诚为荣。这样的基督教文明，实际是对人类早期原始落后的主观文明的不变延续，必须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彻底纠正之，西方文明才能与中华文明一起进入具有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的高级主观文明，然后整体解绑之后的人类整体文明才能基于终极一致性认知而实现共同的终极和谐。试问在这样的认识论视角下，西方文明是不是当然就再没有任何沽名钓誉的空间了？！那么人类文明往何处去的中国方案上位的难度是不是也就顺便归零了呢？！相比于难以理解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立体交叉关系，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立体交叉关系更容易被理解——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既没有脱离感性的理性，更没有脱离理性的感性，因为在生物的任何感性行为当中都同时包含潜在理性，比如与繁衍相关的取食和交配等行为。关于逻辑的多维结构，从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性角度，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理之间就有明显的跨维度的对立统一性，所以在语境上具备多维立体结构属性的中国人，在日常语境的思维结构上，不但具备朦胧的整体一致性认知，更具备朦胧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高明的因果一致性认知就更明显了，因而相对其他文明语境更富先天优势。仍以主观和客观为例，任何一个中国人用主客观一致性观察它们的解释时，都可以发现，“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一切”解释的是主观存在，而不是主观，“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切事物”解释的是客观存在，不是客观。由此可见，正因为不能正确定义主观和客观，所以才导致西方哲学受专业语境陷阱束缚相对更多，所以不懂主客观一致性的西方文明，难免比传统语境一直有朦胧的主客观一致性的中华文明更分裂，因为仅凭错误定义主观和客观，西方文明就在难以调和大我与小我认知的先天分裂基础上，又用错误的哲学理性加重了自身对人的主体性的分裂认知，所以基督教文明的物质人生越进步，他们的精神人生就越分裂，因为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之间的一致性即主客观一致性，所以一贯南辕北辙的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只能靠实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的中华文明来帮助拯救。其他文明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他们的哲学理性比西方文明更保守、更落后，所以人类文明的整体局限依然只能靠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来整体（一致性）拯救。正是基于全人类在主观能动性上的一致性，所以每个人的生命现象当中都包含潜在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所以在普遍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世人才会展现知行合一和自欺欺人的一致性，所以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人的灵魂才一直都是孤独的，因为对世界的许多本质，我们曾经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只有靠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才能通过终极瓦解不可知论而实现终极自救，这样实现终极和谐之后的人的灵魂才能不再孤独，因为任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人的小我人生都将因为与大我人生合二为一而不再分裂。难道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后的终极哲学会帮人认清世界的全部本质吗？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因为让人的灵魂彻底不再孤独，只需哲学通过终极理论创新发现世界全部本质之间的一致性即可，有了这种一致性认知，人类首先实现的是与灵魂不再孤单相关主观思想自由，其次才是实现与物种永生相关的客观物理自由，最后才是按部就班地探求世界的全部本质。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对本质的认知所进行的终极历史性规划。哲学视野中的历史，不仅代表过去，而且从来直通未来，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一定无法真懂哲学，无论其曾经有怎样的哲学光环。从历史直通未来与真懂哲学的相关性角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然把绝大多数哲学人排除在真懂哲学范围之外，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只有从本体论视角把握到哲学的整体一致性的人，才是真懂哲学的人。这样的人，可以未从理论上表述其掌握了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但从轴心时代之后，只要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相对于其他一切人实现了最高层次的自圆其说，那么他就是接近于真懂哲学的人，比如老子，比如佛陀，比如其他一些符合相应标准的人。正因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具有同生共死性，所以在本体论视角下的终极哲学，其实是心物一元的，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解释，就是作为主观存在的心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物，在本体论视角之下，同时具有基于进化论视角下的内在一致性，具体包括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详见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将这样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与旧哲学做比较，不难发现，旧哲学之所以无法就进化论视角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本体论达成一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对心与物做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区分，归根结底，是旧哲学没弄明白，在哲学语境中的存在，具有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绝对性。这其中，因为客观存在的永恒性可以借助现代文明得到很好的理解，所以客观的永恒背景一旦明确，哲学语境下的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主观性也就凸显出来了，也就是说，在不包括自然文明的人类文明范围内所探讨的存在，都有纯主观的背景。哲学要想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正确理解存在这个概念在人类文明范围内的纯主观背景是难点，也是重点，这就是我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的最后才发现的——在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视角下，也即在人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语境中，根本不存在“不存在”或“非存在”，因为在认识论视角下，“不存在”和“非存在”只存在于人类诞生前或者灭亡后。这种认知对于维持人的永恒存在，只有基础的参照作用，没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而狭义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只为寻找维持人的永恒存在的决定作用，因而相对于广义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狭义哲学又必须在适当的断章取义和以偏概全之后自觉与广义哲学母体保持一致性，这其中反复穿越的，就是逻辑的不同认知维度，实现的，就是对存在的整体一致性的肢解认知后的再整合，因而人的任何知行合一思考也就都有了辩证的方法论背景。正因为曾经的人虽然都有主观能动性，但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却都未意识到人的哲学认知对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进行先肢解再整合的一致性追求，所以导致旧哲学语境中会有非辩证的直观概念的错误存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人的思维中从没有直观的非辩证性存在，是哲学能否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关键临界点。这样一来，在认识论视角下，如果我们非要超越旧有的探求人类文明本质的哲学语境探讨存在的一致性，就必须通过基于洞见的进化论视角下的终极可知论判定——人类文明附属于自然文明，并随时面临被灭亡的危机——否则，不但哲学无法终极自圆其说，人类文明也无法迅速实现主观成熟，因为唯心主义神学早判了人类文明的死刑，唯物主义却无法从对方的理论基础上找到相应的理论突破点。由此可见，旧哲学之所以无法帮人实现以终极自圆其说为标准的主观成熟，那是因为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世界和人都是由神所创造出来的，神的意志是世界的本体。在这种认识论和本体论视角下，人与自然是平行存在，与上述人类文明附属于自然文明相悖。这样一来，只要唯物主义哲学不能从本体论视角通过终极说服唯心主义而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当然在认识论视角中就根本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当然，相对于唯物主义曾经的束手无策，唯心主义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本质，在于无法从方法论视角论及，上帝创世时如何实现因意志而促生物质，因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这不但明显违背科学，而且还事实肢解了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比如人的精神生命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支撑，比如人具有类似上帝一样的创造性，因此终极可知论可以这样说，脱离方法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均无效。比较之下，旧哲学却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理论视野从未突破统一性和一致性之间的逻辑天花板。进而言之，所谓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创世者、人类文明和自然文明三者之间关系的判定冲突而已，正因为这个关系是哲学的本体论范畴，所以率先调和旧哲学在本体论视角下的广泛本体认知冲突，是建构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的唯一正确切入点，因为人类最终只能接受一个本体论。正因为一直找不到隐藏在一切本体认知冲突中的整体一致性与人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之间的内在（因果）一致性关联，所以在一致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旧哲学界根本找不到建构终极哲学的任何通路，结果就只能在选择性回避本体论冲突之余，不能终极自圆其说地卖弄自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高明，于是现代科技文明始得超越精神文明而出现，进而诱变资本主义文明，实际却成为诱变终极哲学与终极文明的前提，因而资本主义文明的适时退场，就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存续太久，因为社会主义的主导性上位必以理论先行，而这个先行的理论又必须具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能力才能迫使资本主义适时退场，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紧迫性是由其历史必然性决定的，而迫使资本主义退场之后的社会主义文明也将因为人类文明的迅速整体成熟而退场，天下大同于是就此便得以顺理成章以实现。回顾近现代科技文明，虽然在帮助西方文明摆脱政教合一的双重压迫之余，又通过物质文明异军突起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带入资本主义文明，西方文明也就此成为人类当前的主导文明，但也正因为本体论冲突的不可调和，所以西方文明并不能像中国传统政治一样，把宗教势力逐渐彻底排除在政治决策机制之外，因而从资本主义文明不能全球化普及推广的角度，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像曾经的其他制度一样，是过渡性文明存在，因为它不能给人类的存在以整体一致性。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角度，缺乏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支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不能帮助人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人类文明史才会演绎反复的所有制更替，比如经过2008年经济危机的洗礼，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内涵的共同富裕需求，公平的国际竞争趋势使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制度创新方面的回转空间越来越小。面对普遍尖锐化的国内矛盾的难以调和，在没有外力帮助下，看不到未来的选票政治只能日益走向保守，因而在苟延残喘的表象论中，展示的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过渡性，这说明，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红利释放完毕后，束手无策的西方世界必然因文化上的保守而丧失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因为脱离本体论的方法论先天很狭隘，注定在认识论层面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因为脱离方法论的认识论为无效，脱离终极方法论的认识论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因为这其中的社会进步转型必然涉及所有制类型的变革，所以新的大变革时代又来了，希望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能通过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思想说服一切保守的人，和一切由保守的人所共同构成的利益集团，因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先天具备排他性接受可终极自圆其说思想的能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然的衰落趋势，至少体现在作为二战后世界秩序主导者的美国正在通过全球性敲诈让自己在国际政治领域基本丧失领导全球的比较优势，因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不但更富在现实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集体富裕内涵，而且明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层面更能彰显人类的集体理性，这对提倡信奉上帝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才是真正致命的，因为经过西方哲学精华补强后的中国当代文化，其共产主义哲学背景与不乏人神平等意味的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从来相合，这相当于用朦胧的整体一致性和主客观一致性认知下意识补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先天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一致性一旦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而实现终极常识化解读，显然足以代表人类文明的整体一致性，当然更符合人类的集体追求，随之而产生的文明和文化红利，显然不仅属于中国人，因为随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共同退场，哲学的大一统既代表人类文化终极融合的彻底实现，当然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终极和谐的最终实现，这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排他性的追求终极自圆其说理论的功劳。相对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和制度红利的逐渐消失，曾经在近现代没落的中华文明，而今通过有不断理论创新支撑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文明复兴发展机遇。遗憾的是，基于自身的成功经验，我们虽然为世界的整体和平与稳定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但世界文明整体保守的现实告诉我们，只要不能通过哲学理论创新终极瓦解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冲突，那么与本体论配套的意识形态冲突就会加大中国方案占据主导地位的推进难度，这其中增加的，可是人类迈向共同繁荣的时间成本。相对而言，类似美国因保守而开启的全球性讹诈，是人类文明在弱肉强食的政治领域内的一贯表现，是帝国政治色厉内荏地走向没落的开始，本质上，是全人类在哲学方面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痛苦成本通过政治异化之后的再次集成，只有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终极化解之。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提供的终极解决方案，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旧思想界，总有人卖弄一些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命题，以彰显其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洁癖，其本质与宗教的末世论无异，都是在下意识地固化卖弄者本人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权威性，因而在哲学常识化转向视角之下，都是显而易见的伪命题，因为只要不能进入终极主观文明，人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就必须自行消受自己所制造的一切人间罪恶，实际却只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所必然展现的更多消极性而已，只有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才能终极压抑曾经必然存在的一切消极性。这其中明灭可见的因果一致性链条，直到以最大的恐惧激发并终极诱变出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为止，这其中体现的，既是人性善恶具有同生共死的对立统一的一致性，又是人类文明始终不变的自我发展与自我成熟的一致性。这些成体系的一致性认知，既是建构终极哲学的逻辑前提，又是我在常识化视角层层突破相应的逻辑天花板所形成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创新成果，实际建构的，就是终极文明语境的理论模型，在可复制性当中仍需丰满更多方法论内容。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将旧的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维调整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思维，其难点在于如何打破旧有思维的僵化，建立起动静结合，但以动态思维为主的新思维模式。旧哲学之所以不能常识化地建立起这种动静结合的思维模式，是因为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相对中国传统的理认知太过扁平化，不够立体，所以才一直无法摆脱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束缚。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已经发现导致上述哲学理论认知缺陷存在的内在本质原因，首先以本体论层面不能正确认知逻辑为逻辑起点，其次才体现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终极方法论缺失，最后才体现为认识论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人类在动静结合，并以动态思维为主的思维模式下的基础认知之一，即人类始终在由非终极文明状态缓步走向终极文明。可惜在曾经的一切思想交流中，正因为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人尚且难以始终保持自身的非终极文明状态的基础认知，所以导致世人会经常下意识选择性遗忘自己的非终极文明存在状态，从而事实构成普遍低层次知行合一人生的逻辑天花板普遍存在，以专业和非专业语境陷阱的形式让世人只能坐井观天地活在非终极文明状态下。正因为专业哲学人尚且认识不清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终极一致性，所以普遍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世人之间的立场便有了自以为是的普遍性，也正因为这种立场认知既有显意识的，又有潜意识的，更有下意识的不同区分，而且每个人的行为又一定同时受这些有不同区分的立场意识支配，所以在人类文明内部才会产生相爱相杀地主导这个世界的政治文化，最终依然只能靠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才能终极化解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明确了专业语境陷阱与逻辑天花板共同束缚人类不能通过终极自圆其说建构终极哲学的一致性，自然不难进一步明确，在一个日益走向成熟的人类文明中，相对于旧哲学对逻辑概念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语焉不详，所谓的终极打破逻辑天花板的理论创新过程，即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语境的建构过程。具体而言，即从本体论视角入手对逻辑概念进行终极常识化解析，直到可常识化普及的逻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最终形成。在上述步骤与过程中，体现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对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内在一致性的终极把握，因而也是创新建构终极哲学的唯一正确思路，一旦普及开来，便可知行合一地为人类文明的终极成熟节约大量时间成本。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在日益成熟的人类文明中，正因为没有脱离语言文字的会意机制而独存的逻辑，所以就当下的人类整体文明状况而言，只有通过中西方哲学的常识化互译，才能透过“强名曰道”中所隐晦表达的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而发现终极常识化解析逻辑运作机理的最佳切入点——人能认识逻辑，源于自我意识产生后，能通过自我意识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感知逻辑，这个感知过程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客观见之于主观，其次是更高维的形而上学的主观见之于主观，最后是形而下学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广义）哲学理论成果。关于人的自我意识是进化产生，还是神的创造？既是本体论产生的原因，又是本体论冲突的焦点，所以常识化解析由自我意识主导的逻辑的运作机理，既事关对人的主客观一致性的终极认知，更事关人的主体性的终极常识化建构成熟，所以是建构终极哲学的不二前提。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具备通过终极自圆其说的能力诱变终极哲学的能力，是因为上述分析体现了主观与客观之间在观的主体行为上的一致性，也即所谓的主客观一致性，可惜西方哲学对主观和客观的专业解释却肢解了这其中的主客观一致性。西方哲学语境对主观的解释，是被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一切，对客观的解释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切事物，透过这两个一切，任何人都不难理解，“被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一切”是主观存在，而不是主观，“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客观存在，而不是客观。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一直存在对观的视角和结果之间的认知错位现象，这显然是导致西方哲学无法终极自圆其说的内在原因，更是导致西方文明在人格和人性的专业认知上一直存在南辕北辙的先天分裂缺陷的直接原因。相对而言，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当我们谈论客观与主观时，我们作为不真懂西方哲学的人，会下意识地把二者理解成观的视角，而不是西方所专业解释的那样，因为丧失了一致性，所以这其中的认知障碍，就不仅是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那样简单了——从狭义哲学附属于广义哲学的角度，这意味着，一贯背道而驰的，正是专业的狭义旧哲学。这其中，因为西方哲学在给主观和客观定义时，给的是错误的所以然，所以导致南辕北辙的西方哲学肯定无法自圆其说，遑论终极自圆其说，这就是语境陷阱的存在对专业的西方哲学建构终极哲学不能的绝对束缚。同理，如果我们把这其中的客观见之于主观和主观见之于主观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形而上学，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形而下学，就可以发现，原来只有通过这样的主客观一致性分析，中国传统道家思想才能终极克服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在常识化解读哲学与人生之间一致的知行合一性之后，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这同时意味着，曾经作为玄学被广泛传播的中国道家思想，只有经过西方哲学的补强，才能彻底摆脱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玄幻色彩，进而与西方哲学一道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人类文明才有机会共同步入终极主观文明，实现整体和谐。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当中西方哲学因互补式互译而同步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之后，其终极哲学和终极文明意义在于，为人类文明在文化层面的终极融合提供了规范模板。从知行合一的一致性角度，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将同步成为人类哲学史上的历史性存在，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之后，便意味着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的已然诞生，其中隐含知行合一的一致性将使人类文明迅速进入天下大同的胜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