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空融会的人类文明（连载三十五）
正因为有自圆其说层次很低的宗教的干扰，处于非终极文明状态的人始终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人类文明局限于相爱相杀的非终极文明状态就有了全部合理性，因为这既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的主体性不自觉地向外异化的必然，又是非终极主观成熟的人必知行合一于知行不一人生的必然。面对中西方思想精华经过互译而得来的这些结论，当我们将人的主体性不自觉地向外异化与文明局限建立起明确的一致性关联时，社会心理学将因为哲学母体的常识化而从科学领域率先退场，因为通过进一步明白非终极成熟的人必知行合一于知行不一，是人性潜意识自我钝化的内在逻辑机理之后，随着哲学语境的终极拨冗之后的终极哲学的普及，人皆终极知行合一之后，社会心理学的先行无用，是人的文明存在因为人性的自我成熟而渐进瓦解阶级现象的前提。如此一来，通过人类文明融合趋势自然不难发现，当古希腊文明以哲学为名明确了哲学有认识自己的主体性内向建构功能起，不但哲学理论创新的终极文明意义得以明确，而且直接注定了近现代西方文明必然武装侵略中华文明的历史必然，这是野蛮人走向文明的捷径，是人的文明存在心向终极文明的内在趋动力使然，因为从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所内涵的感性与理性交错的一致性角度而言，中华文明过分成熟于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而西方文明则过分执著于片面依赖形式逻辑的形而下学人生，而人的文明存在终将因为中西方文明的深度碰撞之后的深度融合而直接诱变终极哲学所主导的终极文明，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就是其中应有之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比较于因信仰辩证逻辑而排斥了宗教伦理干政的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因信仰的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局部，所以在以点带面的辩证能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西方人因为整体仍心甘情愿地跪拜在上帝面前，所以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所映射的社会整体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理性的有效管控角度，西方文明的人化水平至今仍相对中华文明为不高，因为他们的社会整体一致性仍需要宗教伦理帮助维系，而中华文明的家国一体的民族精神却是发乎本心的，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教化的内在驱动力使然，如今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脱胎换骨的洗礼，中华文明已经剥离了陈腐的阶级压迫，所以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崛起为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同理想提供了全部的主客观基础条件，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不过是基于主客观一致性对其做以最后的显化解读而已。既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的人化水平尚且不高，其他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更保守的文明体的主体性自我钝化现象当然就更严重了，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举世只有中华文明的人化水平一直史上最高，就因为中国传统道认知内涵朦胧的整体一致性、主客观一致性、因果一致性，所以中华文明早在周朝就开始通过尊尊亲亲的政治伦理和世俗伦理共同排斥宗教伦理，直到汉朝的独尊儒术，意味着中华文明成功实现了在政治领域终极排挤宗教伦理的文化自觉，转而隐性进入主导人类文明在世俗层面终极排斥宗教伦理的文化进程，所以我判定，旧民主主义之前的中国传统政治类型不但不是封建制，而且是比君主立宪制治理效率更高的君主共和制。正因为君主共和制的政治类型足够成熟于当时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所以历次域外文明以武力野蛮入主中华政治后，只有心悦诚服地接纳这种政治的优越性，才能被有效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一贯性。有人说元朝政治是个例外，但退居塞外的蒙元政治最终还是被满清政治所同化，所以通过版图的扩张，进入现代文明的中华文明彻底没有游牧文明的袭扰之后，只有被现代工业文明碾压之后，才能在复兴的过程中彻底焕发诱变终极文明的魄力，因为这是天下大同理想赋予中华文明的文化使命。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只因缺乏与现代科技相关的市场治理经验，所以在经过西方文明的武装侵略洗礼后，剔除了冗余的中华文明拒绝了西方民主的虚伪，坚定地选择了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共和制度，这其中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一贯的文化自觉。中华文明之所以至今仍是中华文明，是因为在同样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因为在语境人生层面绝对依赖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认知，所以从来不缺少辩证选择洞察力的中华文明一直在以天人合一理念追求建构人的文明，因为没有神的无端干扰，所以有统一本体认知的中华文明在生产效率方面不高才不合理。这就是勤勉的中国小商贩让西方人理解不了的原因所在，因为指向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决定，在中国人的下意识人生中没有太多可以浪费的时间成本，所以真正的中国人都下意识地活在指向天人合一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中，这就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至今的文化成因。相对于西方辩证法，中国传统辩证认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阴阳互根所内涵的同生共死的一致性，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建构，完全是因为经过常识化视角的不懈探索，让我能通过终极本体论释放阴阳互根于同生共死认知对于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的人的终极文化和终极文明意义。中华文明曾经的本体认知虽然与其他文明一样不够终极，但相对于其他文明更混乱的本体认知，靠中国传统文化维持相对最高的文明发展趋势绰绰有余，所以哲学一旦实现常识化转向，在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的指导下，人的文明存在在主体性的终极建构方面必然呈现势不可挡的普及推广态势，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内涵的爆发力。以人类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没讲明白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为例，作为现象存在的人，如果不在哲学层面明确知道在自己身上既没有脱离客观神经的主观意识，又没有脱离主观意识的客观神经，那么在现代文明条件下，即便有了明确的进化论和系统的生物学，世人也无法真正理解，人与动植物虽然有进化渊源上的一致性，却无法真正理解，借助植物和原始生命的感性生命活动所内涵的潜在理性，可以直接定义人建立在神经的感知能力基础上的意识认知本质——感官感性感知与神经理性认知之间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所谓意识现象的主客观一致性，实际就是逻辑现象的主客观一致性，更是知行合一存在的人的主体性的主客观一致性。明确了这一点，不同文明的人化程度便优下立见，西方文明注定错失建构终极哲学的机遇便已明了——在自然哲学时代，古希腊哲学明确界定过逻辑的本体地位，可惜盲目信仰形式逻辑的人一定难以理解“存在”这个可以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准终极本体概念的主客观一致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放弃了确定“存在”作为准终极本体概念，就相当于直接放弃了据此诱变终极哲学的机会，而近现代西方文明在野蛮侵略中华文明成功的情况下，却能让中华文明以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重新崛起与复兴，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根基内涵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认知，因此中华文明在没有思想包袱的时候，可以基于内在一致性而下意识地吸收与“存在”相关的一切思想精华。基于同样的逻辑内因，中华文明曾经在政治的参与下，完美地接纳和吸收了源自古印度佛学的辩证思想精华，却在政治治理层面可以完全不受佛教的宗教伦理干扰，就是因为佛学所提倡的人人平等理念相对于天人合一的人神平等太虚幻，因为佛学思想必须依赖来生与来世的帮助才能自圆其说，不如中国传统道家思想追求圆融于当下更具现实性。这样再看放弃了对逻辑的本体地位进行深入研究的西方文明，必然下意识地把逻辑降格为不言自明的语言工具，从而使自明性机理上升为西方哲学至今仍无法逾越的具有指向性的哲学命题，因为当他们错把《逻辑学》当逻辑进行教育的时候，就已然决定西方哲学只能通过频繁转向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所以至今仍在语言转向中找不到出路，就是西方文明注定丧失诱变终极哲学主动权的历史必然。但其实，通过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感官感知与神经认知之间的因果一致性，西方哲学所谓的自明性机理就已经常识化解析清楚了，这就是本书通过哲学基础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解析建构终极哲学的理论自信。此时如果您对人的自明性机理已经没有疑问，自然不难发现，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在繁复的冗余概念中不知所云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所以他们才能在极端虔诚的宗教情怀中沉迷于物质人生的自由提升，却不思通过终极精神人生自由的追求否定政治存在的不合理性。因此上说，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然对过于繁复的西方哲学进行了终极拨冗，这对人类思想发展史而言，就是对曾经整体钝化的人的主体性的终极锋化，因为具备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以只要能通过基础教育渠道全面推广，其普遍的示范效应将迅速弱化政治的存在合理性，因为在主观成熟的文明社会里，再没有人会向权威盲目异化自己的人格。只向人的终极物理自由所代表的人的物种永生追求异化自己的人格，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提供的人类文明即将终极成熟于跨时空融会的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