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谈军师:在我与非我的结合中
一
军师的话题,近来甚火,可是你知道这是中国政治学中的特色或奥秘吗?
今人知道军师,多由三国故事来,尤其是诸葛亮的军师形象深入人心。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燮理阴阳、呼风唤雨,似乎就是军师该有的本领。
没错,我国军师之出现和提倡,就始于汉代末期,而且就出于道教。
最早起事的黄巾太平道,即主张一种帝、师结构。帝王只是政权的象征,真正推动治天下之事者,为师而非帝。
因为太平道的帝王,根本不出政令;其所以能成为太平之君,纯粹是因老天派了天师来助其治,他所统治的老百姓也人人自治,故王者可以无忧而致太平。
这是极特殊的政治理论,在世界政治学说史上自有一特殊之地位。据此说,君王并不“统治”人民,因他并不管理众人之事。在名分上,臣民隶于于君;然治理之权,实另有一系统。请看经钞乙部十四:
夫道者,乃无极之经也。前古神人治之,以真人为臣,以治其民,故民不知上之有天子也,而以道自然无为自治。其次真人为治,以仙人为臣,不见其民时将知有天子也,闻其教敕而尊其主也。 其次仙人为治,以道人为臣,其治学,微有刑被法令彰也,而民心动而有畏惧,巧诈将生也……
《太平经》中这类话很多,当它说神人真人是来辅助有道的帝王治天下时,我们常会用一般的“君王任用贤人以治理天下”的模式去想象。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若君用神人等治国,那么,“神人治人,以真人为臣,以治其民” 这几句话就不通了,神人不也与真人一样,为帝王之臣吗?何以能说神人以真人为臣,而真人为治时,又以仙人为臣呢?
实际情况是:君臣结构,仍与一般帝制及其官僚体系相同,但君不出令。亦即君王为政权之最高代表,然治权并不操在君王手上,而是掌握在神人真人仙人道人等这一班人手上,他们统臣僚、治万民,君王则无事垂拱、安乐无为。
此即其“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致太平”的政治构想,是真正的君王无为之治。因为君王根本不治。治国之劳,天师自愿来替他承担了。是一种虚君的制度形态。
由于君只是虚位,故太平道之后的天师道,便干脆取消了君,只以天师治国莅民,合政权与治权于一身。此虽为太平道之继承,实亦君师并立结构之解消者。
二
但这种政治设计,并不因此便消失了,它在后代仍有很大的影响。且让我以太平天国为例,略加说明。
太平军兴起时,只称“太平”,建国后才改称太平天国。对这一政权,当时人不但觉得它教义甚怪,于其政体结构,尤感难以理解。像太平军从金田初起时便与之作战,一直打到南京,建江南大营与彼对峙的钦差大臣向荣,于咸丰三年六月廿三日《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中,仍然坚称本无洪秀全其人,说:“臣等于抵金陵后,每见城中逃出难民,必详加访问,佥称洪秀全实无其人……现在刻一木偶,饰以衣冠,㘠置天王府”。
一年多以后,他虏获了一批太平天国文书抄本,见其中有洪秀全之批答,证实了确有洪秀全这个人。但仍然抱持高度的怀疑, 上一奏云:“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辞。或云系刻木偶为之,实无其 人。今观洪逆尚有批答之语,则又似有其人,特一切事权,皆归之杨逆而已。”(咸丰四年八月廿六日封呈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会奏稿本片)
为什么天王之存殁令人生疑?英国派去天京刺探军情的麦华陀和鲍林揭露了这个谜底。他们两人虽然也怀疑太平王可能并不存在,但他们的叙述却恰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像太平王这祥一个人是否存在,是有重大疑问的事。因为在我们同将军等等的所有往来书信中,只是把东王的意愿、权势、威严和影响,突出地显示在我们面前。而对他那驰名的首脑,仅顺便提了提。显然,东王在他们的政体和宗教体系中是原动力(1854年六月麦华陀和鲍林对南京的访问·黄光域、梁昆元译)
在太平天国的政体及宗教体系中,天王洪秀全只是个象征的存在者,“临朝而不理政”,故若有似无。军师杨秀清才是一切事权治政之所由出,如《天情道理书》所谓:“东王为王国左辅正军师,总理天国军务”。
此非杨秀清怙权的结果,乃政体使然。故杨氏被杀后,起用洪仁玕为军师,李秀成也说玕王“为朝纲之首领”(《覆英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政体并未改变。
正因为如此,所以天王不出令。曾国藩所编《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吿·伪诰谕》曾云:“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伪示》也说“贼伪示多出自东贼……洪贼则绝无。”
军师的地位,在诸王之上,与天王是平行的,故洪仁玕《致英翻译官富礼赐书》云:“本军师……身任军师之重,虽英王、忠王、辅王、赞王、章王等逢有大事,即传到本府会议。从未尝亲往各府,并各府亦不敢相请”。权位何等尊重!
当时人因习见中国正统的君臣制度,对于此等现象,殊感怪诧。所以才会疑天王已死或本无其人;要不然则谓杨秀清逐步夺权,架空洪秀全。其实太平军初起时,制度便是如此。
罗尔纲曾考察了太平天国的官制,发现属于供职天朝宫殿以及左史、右史、掌朝仪、通赞、引赞等共一千六百二十一员,都是天王侍从仪卫之官,没有一员是管理行政的。可见太平天国的天王只是政权之象征者,虽具无上尊荣,却不主政治民。主政治民的权力全在军师手上。
三
这种虚君制是如何产生的呢?罗尔纲认为它有两个来源,一是源自我国古代限制君权的丞相制。此说,我以为不然。太平天国据《周礼》设官僚体系,置六官丞相,“官居极品”;但丞相只作为官阶,并无职掌,故《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朝内官》说:“贼政令皆归东王,次则伪北王、翼王与议,六官丞相仅有其名”。是太平军非无丞相,然于中国之相权传统并无继承,它的“王、师并立”制,应该是从罗尔纲所说的另一渊源来;远承《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政治理想。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重事”,刘备、刘禅都放手让他去筹斡。《水浒传》里,“执掌兵杈,调用将校”的也是军师吴用。晁盖、宋江等“主公”,但为山寨之号召而已。这确实与太平天国的政体十分类似。明清的造反家,运用这模式,也确实很多。
惟此一“王、师并立”的虚君制,并不始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考晋惠帝时李雄起事,自称成都王,天师道领袖范长生“自西山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门,执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雄于是僭即帝位……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见《晋书》卷一二O),不就采用这种制度了吗?师的地位,是辅佐帝王的,但它又不只是丞相。它比丞相高。跟帝王不是臣属关系,而是并立关系,且为实际主政者。
注意:本来李雄是要“迎立(范长生)为君而臣之”的。范长生不愿为君,却倒过来,让李雄为帝之后,他才来当国师。个中奥妙,不通过道教这种思想传统来看,实无法解释。范长生他们,正是天师道政权。
换言之,道教的帝制主张,其实是下开了我国另一种政体传统,足与正统朝廷之帝制政体分庭抗礼,对后世影响深远。
四
这种制度在政治学上有什么理论意义吗?
由于他们所构想的是虚君政体,因此,它替君王消解了政治责任。帝王既不主政,对于治乱,他当然就没什么责任。自然无为,坐待太平将至。
这个讲法是古天命说的变貌。某帝王便是获得了上天的特殊眷顾。但旧说皆谓天命未降时,宜修德以邀之;既获天命,当戒慎恐惧,修仁德以守之。重点在于帝王本身的修养以及为政施化之得失,以作为得不得天命的依据。太平道乃不然。独谓天将佑帝王,为生善吏良民及圣人,故天下治;其所以不治者,非帝王乱政之故,而是人败乱了,罪过越积越多,遂为大害,天地共失其正。此时,天固然“大疾之”,帝王也为之愁苦不安。
但帝王本身是无力改变乱局的,犹如病人本身无法自己解脱灾病,必须仰赖医师。太平道师即是替帝王消灾解厄的人。
帝王师,可以“疗天地之病、解帝王之愁苦”。他也称为天师。
这套理论,有其保守面,也有其激进面。
所谓保守,是说这非但主张帝制,且替帝王去除了政治责任。《太平经》本来是讲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却在面对帝王时,不但不要求帝王为天下之衰乱负责,且积极构造一套巧说,替王者开脱。例如:“王治不平,本非独王者之过也。乃凡人失道轻事,共为非,其得过非一也,乃万端,故使治难平乖错也。”“人民妄为,不得天地意,反恶天地言不调,又共疾其帝王,言其不能平其治内。人人自得过于天地而不自知,反推其过以责其上,故天地不复爱人也。”
这些话,把政治之乱,归咎于老百姓。帝王纵使也有责往,其责任却甚小,时王尤其无责任可负。
从某方面看,其说亦非毫无道理。它不从帝王的道德或客观的制度面去思考政治问题,而着眼于人民之教化风俗,谓“教天下人为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确实也能发现政治社会治乱的另一重要因素,开展出一条重要的思考进路。
但是,政治之良窳能不能只从这一面论,实在是个大问题!帝王之行为与风俗的良否,也未必便无关系。像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都认为民间风俗深受居上位者的示范及影响,故人民妄为,帝王未必便无责任。
儒家政论之一般立场,即是强调君王任天下之重、掌天下之权,自应理所当然地为一切政治后果负责,不论其间直接关系为何,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汉代每逢灾变,帝王都要下诏罪己,理由亦在此。
太平道不如此想,反而叫大家不要怪罪君王,而应反躬自省。其强调反躬自省、人自为善的绝对自力拯救立场,固然不错。但在政治上却忽略了君王责任问题,变成万方有罪,君独无过的怪说。
制度里的虚君设计,更彰显了君无责任的特点。这个特点,固然能产生制衡君权膨胀的作用;然君无罪、万民有罪的想法,却可能造成政治上可怕的后果,具有专制主义之气质。人不能批判时政、抨议时主,只能自怪罪孽深重。批评时王时政,便是推卸责任、 便是“愚人无知”。
这对老百姓显然不公平。为什么它说“人人自得过于天地”,要人悔罪时,这个“人人”中不包括帝王呢?
其实《太平经》也不是不承认天下之衰乱,帝王要负责,它也说先王确有过失,所以才会流毒后代。但它一定要为时王开脱,不希望大家针对时王来批评,其中却有个道理在。
盖依中国古来的政治传统,政权的正当性,并不建立在其权力来源之正当上。政权是以其已为一政权之事实,来宣称已经获得了天命或拥有了正当性。所谓成王败寇,谁、如何取天下,并不重要。判断一政权之正当性的准据,是该政权能否恰当负担其政治责任。
如该政权无法妥善安顿其人民、治理其事务,则不论它如何获得天命,天命均将转移,该政权即将灭亡。灭亡的形式,可能是内部分裂瓦解、可能是敌国入侵、也可能是被统治者因不满而反叛。此即“革命论”出现之逻辑。
早期的汤武革命,其实都属于异族人侵,替代了原有的政权。但后来在儒家等学人之解释中,却将之处理为被统治者的反叛,认为是人民不愿再服从其统治。到了陈胜吴广、刘邦刘秀的例子出现后,揭竿而起,更代表一种政治上正义的伸张。政权会转移,人民对政治不满时,可以行使革命权,几乎成了汉朝人论政的共识。“灾异”对主政者的警惧作用,也即建立于这一基础上。
但《太平经》是反革命的理论。它不主张人民有反抗统治者的权力;它也讲灾异,但对灾异说作了新的解释;也讲五行气运,然非所以戒时主,乃用以证明或说明太平将至。它的“承负说”,大意是:时代之衰乱,是长时期累积造成的,现在大家在承担这些苦果而已;大家都是受害者,大家也都有错,不能把罪过全推给国君一个人去承受;必须齐心协力,从自己做起,大家都把自己管好了,天下自然太平。如何相信大家能把自己管好呢?天书及天师,就是天下即将太平的保证;只要照着做,天下便平治了。
此说之主要倾向,系替帝王分忧,是以帝王之安全及利益为考虑的焦点。因此它强调臣应顺于君。这种顺,与儒者不同。如《韩诗外传》也讲顺、也要巩固君臣关系,但韩婴说:“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便不是《太平经》所能说的话。
《太平经》是要避免发生革命。彼视国如人,人得病,只能救治,不可能把此命给结束掉,另立一命。而且,凡得病,皆积渐而成,责怪眼前事,没什么用,应该从根本救起。所以它才会要人知道,并回归天地生命的本源处。此一思路,自成一逻辑,亦自有其价值,问题只在于国命并不能等同于政权之生命!
五
此为其学说之保守面。然而,其奇特处,在于它同时又是激进的夺权理论。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格局中,讨论者往往只注意其权力运作面,而未注意其宗教面。然自周朝开始,封建体制与其宗法制度即是结合为一的。天子为天下之大宗,既主政也主祭,所以“朝廷之重,宗庙为先”。其统治之原则,是以天统万物,以宗庙统朝廷社会,君统百姓以上附于天和宗庙,宗子统族人而奉君而宗庙,宗庙又涵邦国君臣,成为一切政治社会之“本”,与天相配。所以孔子才会说:“明乎郊社之义、褅尝之礼,治天下其如示诸掌。”
由于天子为天下之大宗,故政教皆统于宗庙之下,不祭者刑之、不祀者伐之、不享者征之。宗庙不仅为宗教祭祀之场所,也是敷教设政之地,庙受、庙见、制裁、移国、即位、誓师、献俘……都在此举行。天子的教育机构:辟雍和诸侯的泮宫,也是宗庙之一部分。国君是透过宗庙,敬事天命,以确立其统治权及教化权的。
春秋以后,封建宗法体制逐渐崩溃,政治联结之架构,在于具体的权力关系,而非精神上的天命归依感。宗庙郊祀遂逐渐只成为一种仪式性的功能。宗法宗庙制度及其功能,乃由政治领域退缩至社会宗族内部,只在族内发挥其统宗收族的作用而已。
顺着这个政教分途化的趋向,让我们来看看荀子所讲的“礼之三本”。
《荀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德之本也。而社止于诸侯,禫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他把君师并称,说“君师者,治之本”是什么意思呢?早先,王者为政教所由出,典型的圣王,皆同时既是主政者又是教化的施行者,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后,“道”“势”之分,逐渐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课题。随着政治与宗教之逐渐分途,教化之权与责任,亦转移到士君子身上。君王,被认为只有位势、只具有政治上的权力,未必握有“道”。文化理想及其传承,另由士掌之。
士从学、尊师、重道,形成了另一种文化道徳的权威,足以与君王的政治权威分庭抗礼。而此等人亦自称为君,叫做君子。天子应喊君子为老师。如《吕氏春秋·尊师篇》云:“天子入太学,祭先圣,则齿当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礼记·学记》亦有云:“君之所不臣其臣者二: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荀子论治,把君和师一齐视为治之本,即是在这种思潮背景下提出的。
不过,君与师虽同为治之本,但君所代表的是政治权力,或者称为政统;师所代表的是文化道德力量,或可称为道统。这两者由于其性质不同,事实上就形成了“治之本”之中,存在着两个本的问题。这二者能否合一呢?
自孟子以降,儒家皆主张“道尊于势”。亦即强调政统与道统分立,但师所代表的文化道德价值要超越现世君主权威之上。
只不过,这种关系,不仅可能造成二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处于敌对相抗衡的位置,对儒者行道未必有利。儒者有时也不免缅怀古代圣王合政教之权于一身的典型,认为后世儒道不能施行,正是由于儒者不在位的缘故。或希望国君同时也能成为行道者,施用其道于天下。像韩愈《原道》谓:“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认为有道者若不能为君,道就只能说说而已。这几句话,即充分显示了某些儒者对君师合一的盼望。
可是君师合一有两种合法,一是儒者做皇帝,一是皇帝即圣人。曾静《知新录》主张前者,云:“皇帝合该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这与韩愈的看法不同,韩愈是主张后者的。后世帝王当然也都喜欢后者,而痛恨前者。《大义觉迷录》痛斥曾静此说,明世宗也认为:“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师治教之责,惟聪明睿智足以有临……自尧舜禹之以后,孔孟以来,上下数百年间,道统之传归诸臣下。又尽出于宋儒一时之论,此朕所深疑也。”(嘉靖廿六年策试题目)。后来更删去孔子的王号、减乐舞、裁笾豆,谓:“君父有兼师之道,师决不可拟君父之名”;并写了篇《正孔子祀典说》来申述此一“大义”。
中国的君王,可不像印度。在后期吠陀时代,婆罗门祭司阶层与军士贵族武士(刹帝利)阶层,也形成过政教分立的状态。二者互争的结果,婆罗门掌握了神权和祭祀权,主持宗教祭祀,教授经典;刹帝利则掌握军权和行政权。二者同时成为四种姓中的最高等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但刹帝利毕竟仍在婆罗门之下。中国的士、师,希望达到的,是类似婆罗门的角色,然中国之帝王却不愿成为刹帝利,他们想兼任帝王与教主。
由此一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太平道兴起于封建宗法体制瓦解,君主大一统政体已然巩固之际,重新呼唤君师并立,共为治之本的政治理想,当然有着复古以矫时变的用心。它的三统说,将“天地/人”“父母/子”“君/民”作一比配,也与荀子所说的礼之三本,有极为神似之处。因为二者都同样把政治跟天地先祖联接起来,显示了祭政合政教合的精神。而且,它比荀子孟子等儒家更积极地消解了君权。君师虽然并立为治之本,君却无治之权也无治之责;师固为教化之主,而实即施政之主。用道教的诡辞来说,这真是“君而无君”的形态。它想把已经落入君王手中的政教大权,重新拿回来哩!
太平道之后,张鲁的五斗米道,“鲁自号师君”,“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天师自兼君与师,正可以说明这个向君王夺权的企图与发展。
所以,你懂军师吗?或者,你想成为哪种军师?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