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的贱民 | 朴微·早茶夜读
上周的抄报周记中我提到，在我二十多年的生命里从来没听过贱民这一历史名词，如今却又在本月的主题书中二次读到了。为之奈何。
我是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奴婢之类的社会角色的，她们隶属于自己的主人，可以随意买卖，遭受着不平等的压迫等等，但是我所不知道的是中国还存在这样一些特殊群体，他们被排除在“四民”之外，不能享受平民的法律权利，不能与平民通婚，但又不同于奴婢倡优。在本书的分类里，奴婢倡优和这类群体被统划为“贱民”，而我想要讨论的是后者。
姑且列出这一长串名单：浙江惰民，山西乐户，广东疍户，浙江九姓渔船，安徽伴当、 世仆，江苏丐户……
1
一提贱民可能我们首先会想起印度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将被征服者划为首陀罗或贱民，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印度贱民的起源是战争双方的征服与被征服。
中国的贱民是怎么诞生的？查考资料，发现来源十分多样，譬如乐户，他们多是犯罪者眷属，因罪被打入教坊，本是之前官府内的歌妓乐工，因各种原因散落民间，无田无地，地位低下；又如浙江的九姓渔户，相传是陈友谅的九族，被朱元璋打败后贬入水居，以渔业为生，不得拥有土地；再如伴当、世仆，是因土地兼并等原因卖身为大地主的奴仆，累世相承。
良民沦为贱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原因大多与当时伦理所难容的“坏事”相关联（也有例外）。但以我来看，这并不是贱民之所以被良民贱视的直接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存在特征，可粗略地概括为：没有土地，且世袭罔替地从事低下职业。
2
贱民们在法律和现实层面都无法享有和良民一样的权利。他们无法参加科考，无法与良民任意通婚，甚至在着装、礼节上都与良民相区别，如明人记载浙江惰民“出入三尺窦，戴狗皮帽，不齿于众”，且贱民里的女性也不得裹脚——裹脚竟然成了一种宝贵的权利。
这些律法内容如此规定的目的在我看来有二，一为区别，二为固化。区别者，以着装礼仪规定的特殊，能够使良民一眼便看出其为贱；固化者，防止贱民能够任意地通过科考、婚姻脱离自己所属的群体，因此大多人只能世袭自己的贱民身份，终生不得翻身。
这样一来，社会上最为艰苦、微贱的职业便有人来做了。如《京话日报》中提到的疍户，便是以采珠为业，每年有不计其数的疍户因之葬身海底；生活在陆地上的贱民，则大半承包了收破烂、抬轿修脚等“下贱之事”。鲁迅有一篇文章《我谈“堕民”》里便记载了他小时候看见的浙江惰民：“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的事情就帮忙……”
3
实际上，据考证自明代中叶后良贱的分别便已经开始模糊与松动了，此时期已经出现例如着装混同的现象，而到清代雍正帝时，贱民政策开始受到大刀阔斧的改革，朝廷开始陆续取消贱民籍贯，编为良民，也尝试赋予其参加科考等社会权利。
然而在实际执行层面，这些政策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一则，这些政策都浮于纸面，并没有配套的具体措施，没有定向的扶助、教育以及安置，贱民们最终必然仍操旧业。二则，贱民们也早已习惯了自己长期赖以生存的职业，上面提到的鲁迅文章中就记了这样一件事：“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不同于当下可以随意跳槽的年代，职业对于那时的百姓（无论是贱民还是良民）或许是一个更为复杂而顽固的存在。理解这一层氛围，我们或许会对汪曾祺的《职业》产生更深的理解与共情。
贱民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贱民大多被划归汉族，在权利义务上与常人无异。在过去二十几年里孤陋寡闻如我者从未知道他们存在过。这个特殊群体给了我许多触动和想象，我总感觉他们中间会有很多离奇的故事，很多传奇的人物，不过可能都埋没在历史中，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杨早新书
绿茶新书
邱小石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