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峻 | 想 念 振 声

刘振声同志突然辞世，同院的老友都长时期沉寂在悲戚的思念中。我甚至常有一种天真又自欺的幻觉：振声仿佛没有“走”，仍然坐在楼前树荫下的旧藤椅上。这把藤椅是别人遗弃后被他收容的，他用绳子绑了绑，放在树荫下。他坐，别人也坐。他时常不离藤椅地跟每一个过路人说话，不管年老的、年轻的或两三岁的小孩，他总能让你驻足多呆一时，似有问不完的话儿。他去世后许多天，这把藤椅仍然放在那儿，没了他，别人也不想去坐，只有孤寂的藤椅似在那儿黯然神伤。

振声的体格一向很强壮。当年在“干校”劳动时，他的光脊背像一块宽厚的门板。干活、吃饭都属第一流的。近些年，他尽管发现了肾病、肝病，也住过几次医院，但他的身姿、气质、精神上并没显出什么病态。面部红润，体重不减。日日照常出来打拳、说笑。只是从今春起，面部才略显瘦些；他自己也说，今年不好，浑身没劲。却也照样骑自行车去医院打针、输液。按说，他去医院是可以向机关要车的。他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享受厅局级待遇，又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可他不，怕是麻烦机关，总是自己蹬着自行车，往返十多华里去省第三医院。直至七月初的一天子夜，他的病突然发作，吐血和大量便血，清晨才被送进医院。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仅仅二十来天呀，太快、太突然了，快得让老友们难于接受。

我们间相熟太久了。30年前，我们同住一层楼且是隔壁，相互每天都能听到铲锅挠勺声；近20年来，我们又同住一个楼道，哪一天都能见几回面。早在60年代初，我从承德来省文联（时在天津），就认识了时任省文联研究室副主任的振声。他衣着简朴，冬春是布料中山便服，有时外罩抗日时缴获日本兵的皮猴；夏天只穿件背心和大裤衩；还有他打饭用的日本鬼子的饭盒，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读文件、看资料，总愿靠在那矾布躺椅上。他待人热情，爱说笑，见面问长问短，有时近于刨根问底，像“查户口”，但不让人反感。1963年，他和邸惠连同志去承德看我，饭后傍晚，我们一起逛离宫，走了一时，便坐在湖滨长椅上，我们谈时事、谈生活和创作，不觉夜幕徐徐落下，星星在湖水里跳荡，楼影倒映，叠叠重重。亭栏旁，有人在吹横笛，曲调熟练、优美，音韵拨动着水面，潺声悠然悦耳。振声连连称赞：“吹得好，这环境也好，夜景太美了！咱们多聊一时吧！”当时已是初秋天气，背后凉风习习。我怕他受凉，几次催劝他走，他都不肯起身，还说难得这么凉爽、幽静之地。那晚我们交谈的成果，是他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我小说的文章，发表在64年的《河北文学》上。

前排举手者为刘振声，后面的是作家张俊。

1965年，我调到省文联，但仍在基层生活；转年六月，“文革”开始，奉命回机关参加运动。我们一起经受着红卫兵的冲击，外单位的介入、砸抢，接受解放军，工人阶级的“领导”，进学习班、干校劳动和“再教育”，我们同排、同班，朝夕共处，互相了解更深了。他为人豁达、随和，从不跟谁争吵；偶尔拌几句嘴也不生真气，是省直文艺圈里有名的和善佬。他资深不居功，也从不摆领导架子。他1942年参加抗日后，当过教师、县政府干部；1945年到华北联大学习，后来的工作岗位多与文艺相关。任过石家庄地委文艺科长，省文联秘书。他人聪明，也很有才华，尤其在文艺方面可以说多才多艺。1949年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小说；建国后在全国首次美展，就展过他的一幅画；当年在华北联大，他曾参加过著名音乐家李焕之指挥的合唱队。真可谓文美音俱佳。这些，他有时和大家说笑时，自己也夸耀，很有几分自豪感。然而，遗憾的是，他在省直文艺界忙碌一生，哪方面的才华也没能得以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为大家所共识：是党的工作需要，没有给他发展专业的条件与机遇。省文联虽然是业务部门，但他这些年多是做些行政或半行政方面的工作。1957年前后，他任省文联秘书，上传下达写报告；后又到省委编写党史。1961年回省文联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直至1984年离休，职务仍为理论研究室主任，历经20多年，只去掉了一个副字。按说，文艺理论研究也是一门专业，但在省文联“文革”前很长时间办公室没有搞文字工作的人，起草总结、报告之类，全由理论研究室负责。为此，振声要用一多半时间应付这类工作。尤其召开大型创作会或“文代会”时，领导到会报告、讲话（有时包括省领导），均由理论研究室起草，有时要提早半年动笔，反复修改。到开会时，也多由振声任临时的副秘书长，负责会议的一切文字、资料工作。当这些讲话、报告发表或出版时，自然要署上报告人的名字，振声则是甘为领导做嫁衣，而且每每都要尽全力做好，使报告人满意，自己却以此为荣。正因如此，他自己做研究、写文章，要从属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所以他当然写得少了。这些年，他见别人出书，也很想能出一本署着自已名字的书，要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可是，直至他告别这个世界这本书也未编成。也因为他离休早，连个相应的专业职称也未评上。这些于他，不能不是终生的一大憾事。

或许，他临“走”时，对此并没觉得遗憾？因为他一向把出名获私利看得很淡。他曾不止一次地同我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一点名利都不想，但若过分追求名利，有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他的看法，起码会带来两个不利：一是不利于协调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二是不利于同志之间的友爱与团结。这确是他的人生经验之谈。尤其在那“左”风盛行年代，他从没为个人名利与组织上对立，也没因自己争什么而影响同志间的关系。相反，凡涉及到周围同志的工作或实际，他总是出于公心宽厚待人。在省文联未恢复之前的“文革”后期，我和振声同在当时的省革委政治部文艺组工作，他任创评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组内只我一人搞创作，他给了我十分宽松的创作环境。年初交了个人创作计划，下乡生活或找个安静之地写作，皆由我自己决定，他从不干涉。我就在那时，创作了长篇小说《擒龙图》和部分短篇。使我难以忘却的是，在他担任我的直接领导期间，机关分了两次房，每一次他都尽全力为我力争。第一次分给我两室一堂的30多平方的小单元，他为我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又给我要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大大方便了我的创作，令我感动不已。第二次分房有了三室一厅的大单元房，我因当时没有处级官衔，不能分得三室。这时，振声费尽心思想出个变通之法：张峻是专业创作人员，可以在家办公，是否给他三室房其中的一室做办公室？这样，分房委员会才得以通过。而且那一间“办公室“还真的免交房租。他这种关爱创作人员的公心，使我深受教育，以至后来我做创作室主任，在服务于作家方面，也甘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中国人的俭朴美德在振声的意识中较浓，这是全机关的人都公认的。人生的吃穿住，他都舍繁求简，也从不羡慕奢华者，更不与之攀比。他的饮食起居，弥散着冀中白洋淀边淳朴的民风。他喜欢吃棒子面贴饼子熬小鱼，还时常显示下自己的厨艺。曾不止一次地要请我吃一顿，却总也碰不上机缘。在钱财上，他一直保持着多储少用，“摸着自己兜兜花”，也从来不向别人借钱购物。过日子的日常用具，他都自备得很齐全，谁用都去他家借，方便自己也方便邻居。平时走路遇上钉子、铁丝、螺母之类，他会像老农民那样弯腰拾起，然后分门别类地存放在不同的小盒里。有人对他的此类举动视为“俭啬”、“小气”，他则引以为乐，说：“别看东西不起眼，说不定啥时候就能用上。平时弯弯腰，免去商店走一遭。”也真是，他积赞的小物件，不只他自己用，左邻右舍谁缺什么，也习惯朝他要，他准有，不但给，还热心地帮你装修上。

在我的记忆里，振声是省文联最早办离休手续的人之一。1984年，国家刚正式出台有关干部离退休的规定，他才59岁，当时并不要求到了限定年龄一定要办离退手续，机关里有好几个人超过60岁都未退，振声则想着为年轻人腾位子，就主动办理了离休。他离休后，除了读书、写点短文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在楼前树荫下闲坐，或在院中散步。当然，院内若出现新面孔，他便主动盘问。实际上他成了家属院的义务保安员。近些年，随着院内离退人员增多，他和大家一起学打拳。中间歇息时便一起谈天说地。他是个爱凑趣、爱逗乐的人，为让大家乐，他常把没影的事编得有鼻有眼，故意戏弄人。大家一起哄，便群起而攻之，有意涮他，挖苦他，话说得多重，他也不恼。今春以来，他身体欠佳，在外面活动的时间明显少了，但他总喊我们到他屋去闲聊，照常是打趣，互相奚落。说笑得意时，他习惯地用五指梳拢着银发张着嘴笑。如今没了他，大家心里空落落的，深感痛失了许多。老友们十分想念他。

2000年8月10日

（原载2000年10月号《当代人》杂志）

前排举手者为刘振声，后面的是作家张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