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安 | 如果遵义会说话

■如果遵义会说话

孙承安

2005年12月，我第一次到贵州，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要去遵义。因为遵义，与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等一样，早已是神往的圣地。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遵义召开会议。就是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虽然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常识，而当身临其境来到70年前举行遵义会议的这座小楼，走进这间并不很宽敞的会议室时，我却有了全新的体悟。

会议室内窗明几净，不见一丝纤尘，一切是那么安然祥和。然而，我仿佛感受到了这里曾经弥漫的血雨腥风和滚滚硝烟。因为，当时的红军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党处于怎样关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何去何从的方向上会有怎样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幸运的是，就在这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幸运的是，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此，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默默问自己：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如果遵义会议上没有选择毛泽东，红军的命运将会如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否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得以成功？

我默默回答自己：历史没有“如果”，只会给人以启示——尽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绝不能否认领袖人物非同寻常的作用。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沿袭“家天下”的集权统治，皇上自诩“天子”而主宰一切。期间，但凡是政治清明、万民拥戴的君主，治下便呈现一片太平盛世的繁荣局面；而昏庸无度的统治者，只会使国家民不聊生、满目疮痍。这正反例证在历史上明摆着，无须赘述。

如今，封建帝制早已不复存在，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政治在逐步向前推进，民主集中制成为了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这是一项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但我以为，无论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还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时刻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作为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要审时度势，掌控全局，权衡利弊，协调关系，而且无疑处于“集中”的位置上，担负着“集中”的职责，，其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兴衰甚至民族安危，其权力仍然至高无上，其影响仍然不容小觑！

《周易·系辞下》中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领导者尤其是第一把手的德行、智慧、境界、谋略、视野、胸襟、气度，都是举足轻重的。其实，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镇、一所学校、一个企业、一个单位，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地位越高、影响越大而已。

如果遵义会说话，它也一定如是说。

孙承安老师

作者简介

孙承安老师，1951年10月生，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人，中学高级教师，在农村中小学任教30余年，后供职于富阳区教育局教研室。曾任富阳区第6届政协委员。已出版《且行且思说教育》《蛙声》《在龙门读中国》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