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历史进程︱陆 韧，余 华
摘要：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历史时期云南各条对外交通道路的统称，也是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晋时期开辟的“蜀身毒道”、“进桑麋泠道”以陆上交通和陆水混合交通为主，形成云南西出缅（甸）、印（度），南下越南的交通格局；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开始了走向大海的转型，“安南通天竺道”使云南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大陆桥，同时云南地方性政权南诏还积极探寻出南下东南亚各重要港口的三条出海通道；元明清时期，云南借助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河流，形成通江达海的交通态势，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通过陆、水（跨国河流水路）、海联运的方式，实现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使内陆的云南融入到了世界交通贸易体系中。
关键词：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云南；交通；通江达海
作者简介：陆韧，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余华，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对历史时期云南各条对外交通道路的统称。云南对外交通经历了汉晋时期单纯的陆路交通，在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逐渐向通江达海的陆、水（跨国河流水路）、海联运转型，实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其发展历程中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性，为今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在汉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西出缅甸至印度的“蜀身毒道”。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这条道路开辟于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3世纪，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被发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正致力于北逐匈奴的鸿大事业，为“断匈奴右臂”,张骞奉命出使大月氏，取道西域，到达中亚。这是详见于历史记载的中西交通的首次旅行。张骞于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年）回国后，向汉武帝上书：“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随后，“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张骞不仅为汉朝打通了西北一线的对外交通道——丝绸之路，而且发现了从西南地区通往身毒（印度）的古道。
这条经西南到达身毒的道路，最初的目的地是印度的孔雀王朝。印度学者R.塔帕尔认为，孔雀王朝与中国的最早接触，“必然是经由阿萨姆与缅甸方向的东北山脉”。也就是说，是经过云南出缅甸通往印度的道路。而中国大多数学者也认为迟至公元前4世纪末，蜀身毒道就已开通。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了经过云南的“蜀身毒道”，这说明到战国时期的公元4世纪，云南已经开辟了通往缅甸、印度的对外通道。汉晋时期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以蜀身毒道为主，这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交通枢纽和陆桥的中国著名的对外通道。蜀身毒道以蜀（成都）为起点，西南出邛、僰至滇，从滇越（今云南腾冲）出缅甸的敦忍乙（太公城）至曼尼坡入身毒（印度）。它由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和缅印道联结而成，是贯穿云南，北与四川、关中相接，西与缅甸、印度相连的国际大通道，具体的路线如下：
五尺道：即由秦常頞略通的从蜀深入云南的道路，它是从蜀南下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滇池的交通线，是云南与蜀之间的重要商道。从蜀到僰道的道路早已存在，汉代称之为“僰、青衣道”。青衣是今四川雅安，有青衣水（沫水）经夹江县至乐山入岷江。僰、青衣道是由蜀出发，沿着青衣江水而下，经过夹江至乐山，又循岷江而下至僰道。青衣道至僰道后，往南分途：一为南夷道，即从僰道继续南行至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再往南可至今广东南海。另一条接秦代修筑的五尺道，通往滇池地区，形成由僰道南下，过石门（今云南盐津豆沙关）到朱提，然后经由味县（今曲靖）到达滇池地区。所以，从蜀经过僰道通往滇池的道路，实际由蜀、僰道间的青衣道和僰道与滇池间的五尺道所组成，统称为“五尺道”。
灵关道：由蜀往西南方向还有一条早已存在的古商道，这条道路在汉代也经过了大力整治。汉武帝时接受司马相如的建议，在经营西夷的同时，派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关道”。灵关道自蜀经邛都等西夷地区，南下渡金沙江，到达云南洱海地区。此路线大约由今成都出发，经今双流、新津、邛崃到雅安，向南经汉源，过越嶲到达西昌，然后继续南行，从三绛（今四川会理西南）渡金沙江，过青蛉（今云南大姚县）、弄栋（今云南姚安），由云南（今云南祥云）到达叶榆（今云南大理）。
永昌道：从西汉武帝至东汉初，中央王朝全力打通和控制的永昌道，是蜀身毒道在中国境内的最西段。蜀身毒道的东线从蜀出发经僰道的五尺道至滇池后，往西到达叶榆与西线由川西到达叶榆的灵关道汇合后继续往西。故永昌道是从叶榆往西经博南山道（在今永平县境内）到永昌郡治嶲唐（今云南保山），再往西翻越怒山、高黎贡山至由滇越出缅甸。永昌道所经滇西纵谷地带，高山与河谷相间。其道自叶榆西行，翻越博南山，经博南（今云南永平），渡澜沧江，抵永昌郡。永昌是蜀身毒道上通往缅甸和印度的重要门户，为汉晋时期中、印、缅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站口。永昌西去滇越，道路艰险异常。但其至印度为径，滇越很早就发展成为蜀身毒道中国境内极西的贸易重镇。《史记·大宛列传》记：“闻其（指昆明部落）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是今云南腾冲，属哀牢地，因与昆明部族有联系，故“蜀贾奸出物者”达到这里，与印度来的商人进行交换。
缅印道：蜀身毒道从滇越（今云南腾冲）出中国国境后，经过缅甸东北高地丛林，到达印度，这一段经缅甸到印度的路线即为蜀身毒道上的缅印道。
由此可见，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蜀身毒道”是一条早已存在的道路，开辟于印度历史上辉煌且重要的孔雀王朝时代（公元前322年～前185年），发展于两汉中国与印度及西方罗马帝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拓展时代，繁荣于印度佛教兴盛时期。云南对外交通道路开辟和发展的最大动因是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有的交通干线最初都是民间商贸往来的商道，中央王朝开辟和经营主要交通方向后，确保了道路的安全畅通，云南与外界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一时之间，蜀商滇贾，熙来攘往，相望于道。云南的“滇马”“僰僮”等土产畅销于内陆，而中原的丝绸、临邛的铁器、蜀之竹杖等贩运滇云，远销缅印和越南。
在中外交通方面，贯穿云南的“蜀身毒道”还成为中央王朝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外国使臣纷纷通过云南至长安朝贡，特别是东汉时，西域道一度被西域大国阻断，“蜀身毒道”成为这一时期东汉王朝对外交往主要通道。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结果仅抵达条枝国，濒临大海边，被安息所阻而罢。与此同时，《后汉书》连续出现了永昌徼外及西域、大秦等西方国家经由蜀身毒道和南海道前来进贡和开展文化交往的记载，据方豪统计，在中国史书上有记载的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印度东游传法或中国西去求经的僧人共227人。又，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亦记：“支那寺，古老相传曰'是昔室利笈多（公元4至5世纪）王时，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在蜀川牂牁道出白莫可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供停息’。”这里所说的蜀川牂牁道应就是四川、云南通缅甸至印度的永昌道。此时的云南，无愧为中西交通的干线，在中印交通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经过汉武帝经营西南夷“通道置吏”及东汉王朝设永昌郡，中原王朝全面打通并控制了这条重要的对外交通通道，并与北方“丝绸之路”一并承担起两汉、魏晋至唐代中国对外交通的重任，这条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最繁荣时代。
二、海上丝路初辟与云南第一条出海通道“进桑麋泠道”
秦汉时期，中国的海上交通处于起步阶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经七次巡游海上，当然都是在山东半岛和东海近海的巡游。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徐福率“童男童女三千人”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乃是“有去无回”的失败航海，表明秦时期中国还没有海上远航的能力。中国海上交通第一次较详细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以合浦为起点，史称“徐闻、合浦南海道”。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廪)食为耦(偶)，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否)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后期的这次航海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大约自今广西合浦（今属广西）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再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行抵湄南河口的邑卢没（今泰国之佛统）。自此弃船登陆，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步行十余日横过马来半岛，抵达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仍然沿海岸航行，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最终抵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因为当时船只较小，无法抗拒海浪，故不能远离海岸，只能沿海岸线行进；而且船上携带的补给不足，必须在近海航行，便于船只随时补充给养。西汉时对东南亚和南亚以及印度洋的地理环境认识尚不明晰，所以航行前往印度洋时主要是沿海岸线航行，当抵达已程不后，才逐渐地认识了印度洋、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等的地理情况。
由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至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的航行已经具有海上贸易特征，汉朝使臣“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廪)食为耦(偶)，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否)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即汉朝使臣和商人“赍黄金杂缯而往”，带着大量的黄金和杂缯（丝制品的泛称），通过沿岸“所至国皆禀(廪)食为耦(偶)”和靠沿岸各国各地的“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进行“以利交易”，代表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中后期初步开辟。尽管海上贸易获利丰厚，但航海充满危险与挑战，既有沿岸当地人“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否)者数年来还”。所以，汉代主要依赖两条陆上丝绸之路与印度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大秦）进行经济文化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初仅作为丝绸之路的补充。
而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初，云南通过长期的探寻，也开辟了一条连接海上丝路的出海道路——进桑麋泠道，这是云南最早的出海通道。
云南至交趾的交通道路，古已有之。西周时期，交趾以南为越裳，周成王时，越裳王曾派使者“重九译”而来朝周，并献白雉。越裳贡周，贡道即由交趾至滇中，而后经蜀至周，此时滇与交趾的道路已可通行。《水经注·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民食其田，又名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多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又称为安阳王。”方国瑜对这一记载进行了翔实考证，得出战国晚期蜀王子由蜀至交趾经滇中是可信的结论，说明战国末云南已经与今越南有道路联通。西汉末年，汉王朝派文齐为益州太守（治滇池）。此时公孙述割据于蜀，招降文齐，文齐拒绝不附。后“闻光武帝即位（公元25年），乃间道遣使自闻”。文齐的使者至东汉都城洛阳报告的路线，据《华阳国志》卷10载：“遣使由交趾贡献河北。”即是由滇池出交趾，然后转道赴洛阳，是时自滇至交趾的道路是通行的。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东汉王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长沙、桂阳、苍梧兵万余人前往征讨。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平定叛乱。马援在交趾期间，曾上书朝廷：“从麋泠出贲古击益州……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又说：“从麋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这是因为，建武十八年，益州郡土长栋蚕起兵反抗，声势甚炽，当时马援在交趾，得知益州郡“诸种反叛”，故上书朝廷，希望从交趾直接北上益州郡策应平叛。可见当时滇池与交趾间交通畅通，可互通声息。根据马援的上书，从交趾往滇池，有麋泠水道可通行大军和“兵车资运”，那么滇池与交趾的交通道路并非小径，而是一条水陆兼行的大道——“进桑麋泠道”。
“进桑麋泠道”是由交趾至益州郡治滇池县的道路。该道路从东汉在今越南北方设置的交趾郡（郡治龙编，红河入海口海防一带）出发，通过水路沿红河北上，经交趾北部重镇麋泠（约为今越南永富省富寿地区）至益州郡进桑（又称今桑关，今云南河口县）、贲古（今云南蒙自）到西随（今云南个旧市蛮耗）由水路改陆行，到达滇池县。“进桑麋泠道”是汉晋时期云南与交趾的重要交通道路，“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从而实现了云南与海上丝路的联通，说明云南的对外交通不是孤立于西南一隅，而是中国对外交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的兴起和繁盛，几乎与交州港的兴起同步。而且，进桑麋泠道的开通和发展是自发进行的，少有政府开拓的因素，它是云南先民长期探求便捷出海通道的结果。交州港的兴起与进桑麋泠道的开通相辅相成，由于进桑麋泠道沟通了交州与云南乃至中原内陆的交通联系，使交州这个对外贸易港口获得了云南及中原内陆广阔的贸易市场，又使闭塞的南中西南夷各民族有了一条最近捷、最方便的出海通道，并通过交州与海外世界发生联系，大大开拓了对外了交往的范围。
综上所述，在汉晋时期的中国整体对外交通格局中，共有三条主要通道通往西方：北方的西域道（丝绸之路），南方蜀身毒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这三条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的对外联系范围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乃至罗马、希腊等地，实现了中国与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交往。汉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初辟，受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限制，作用尚不突出，中西交通主要依靠两条陆上丝绸之路。西域道（丝绸之路）是当时最便捷的中西交通线，但是需要经过人烟罕见、水草稀少的沙漠大碛，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更主要的是道路所经地区有强悍的匈奴民族，时常阻断交通，使西域道常处于威胁之中，时断时通；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西出缅甸至印度及其沿海地区，自汉武帝经营西南夷，通道置吏，实现了对这条道路的控制和经营，与西域道（丝绸之路）共同担负着中西交通的重任，但道路所经地区地形复杂、山川阻隔，交通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当西域道闭塞的时候，身毒国（今印度）更加依赖“蜀身毒道”和海上交通经过云南同中国保持联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塌登、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越史要》说：“支那（指中国）艺业，首在蚕丝，故所纺织极为精巧。亚力山大王希腊辟达土，罗马得此绢而珍惜之，以转贩多，价日陡贵；大海罗马帝得领土在亚细亚之西，渐欲与支那通，迨取波斯，航路始便，一百七十九年为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即罗马）帝安敦遣使跨印度洋，经我东京（在今越南河内）直抵支那。”这些徼外国家的入贡路线，或由蜀身毒道，经永昌、益州郡直上蜀地，此乃所谓永昌徼外各国的贡献路线；或从海路而来，所谓行船从日南徼外登陆，进贡东汉王庭。按当时我国对外交通的大势分析，则是从海路至交州再经红河水道，由益州（云南地区）直上蜀，然后经蜀与关中相连的褒斜道，抵达两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晋时期三条中西交通干线，互相贯通，相辅相成。
三、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云南对出海口通道的探寻
虽然汉代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两汉魏晋隋及唐中期以前（公元前2世纪~公元9世纪），我国的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因此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主要依靠陆上丝绸之路进行，其无疑成为亚欧贸易最繁盛的通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则作为重要的商道，在云南与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承担着两汉魏晋隋及唐中期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的重任。这一时期，由于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和南方沿海经济发展落后于北方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虽有发展，但仅是两条陆上丝路的补充，作用有限。
但是自公元9世纪开始，中西交通发生重大变迁，海上贸易发展迅猛，海上丝绸之路异军突起，成为我国对外交通的主要方式。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发展的唐宋时期，云南处于地方性、民族性政权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的对外交通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交通变迁的影响，也与中国对外交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发生重要的转型，探寻出了多条经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至出海口的道路，其目的就是使地处内陆的云南能够通过跨国交通，打通通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出海通道，实现与唐朝正在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
在《新唐书·地理志》的末尾，收录了唐朝中叶著名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唐朝通“边州及四夷道”七条，其中“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安南通天竺道”是以云南为大陆桥，形成唐朝贯通太平洋与印度洋陆路交通干线；“广州通海夷道”就是唐代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跨越印度洋，至印度、斯里兰卡，直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航线、航程，以及沿途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名称、岛礁、山川、民俗等内容。“安南通天竺道”是东南起自太平洋畔的安南交趾太平港（约为今越南海防港），北上云南，再从云南西出往天竺至印度洋的陆上交通，是中国南方贯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陆路交通大动脉，是唐宋时期云南对外通道的基干。《新唐书·地理志》中两条道路并举，一方面凸显了唐代中西交通从陆路交通为主向海上交通为主转型，形成贯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联通态势；另一方面说明唐时期我国整个南方对外交通由横贯云南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安南通天竺道”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通海夷道”共同构成，它们在唐朝的对外交通格局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云南的对外交通是唐朝对外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南通天竺道” 在《新唐书·地理志》和樊绰《云南志·云南界内途程》中都有记载，《新唐书·地理志》以里程记载，樊绰《云南志》按日程记，说明唐王朝和云南地方政权南诏都非常重视这条道路。《新唐书·地理志》将“安南通天竺道” 分为南段“安南通南诏道”和西段“南诏通天竺道”两段道路加以记载，它们是均以南诏王都羊苴咩（今云南大理）为交通枢纽的两条道路共同构成。《新唐书·地理志》记“安南通南诏道”说：“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涌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经浮动山、天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间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爨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倘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剑南地也。又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绛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十里至大和城，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大约从唐朝安南都护府的交州港（红河入海处的港口，今越南海防）起程，走红河水路至今云南河口登岸陆行，经今屏边、蒙自、建水、通海、江川、晋宁、昆明、安宁、禄丰、楚雄、祥云至南诏王城羊苴咩。
“安南通天竺道”西段为“南诏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文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渡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固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该道路是从南诏王都羊苴咩城出发，经永昌（今保山），至诸葛亮城（今龙陵）分途，继续向西，经弥城（今腾冲盏西），再往西至丽水城（在今伊洛瓦底江东岸之打洛），然后西渡丽水（伊洛瓦底江）、龙泉水（勐拱河）至安西城（今缅甸猛拱，密支那西南36公里处），再西渡弥诺水（钦敦江）至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东北），又西渡大岭（印缅交界的那加山脉）就抵达东天竺北界的固没卢国，又西南行即至东天竺国东北境的奔那伐檀那国（在今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便与经骠国的南路相汇合，共同前往婆罗门（印度的中心地区）。唐宋时期这条经云南达到印度的道路，是中西交通的干线，沟通着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文化交往。洱海地区的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所谓的穹赕，为保山潞江坝，典型的干热河谷，夏天酷热难当，多有瘴疠之气；越赕即腾冲；寻传，在伊洛瓦底江东岸的打洛。这首歌谣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沿着古商道从事长途国际贩运贸易的商人经营艰辛，苦苦思乡，不得而归的沉重心情。无数商旅贾客在这条漫长的国际贸易线上写下了壮丽诗篇。一方面反映了道路的艰险，另一方面折射出这条道路商贸的繁荣。所以，南诏西通天竺道是南诏时期最主要的滇缅印交通干线。
南诏中后期和大理国时期（公元10~13世纪），云南为适应海上丝路兴起和印度贸易衰弱的国际环境变化，积极主动地寻求最近的出海通道，南诏为谋求新的出海通道，曾经征真腊（今老挝、柬埔寨），使女王国、文单国、弥臣国，促使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出现了向南发展的转型，探寻开辟了三条出海通道：
南诏银生城经羌浪川至海边道：南诏从银生城（约今景东）经通镫川（约今墨江）、河普川（约今江城）、羌浪川（约今越南莱州）抵女王国（约今老挝桑怒等地）；从女王国沿文单（今老挝万象）通欢州（今越南义静省义安）道至欢州沿海。
南诏银生城通大银孔道：从银生城西南至送江川（约今临沧），南经邛鹅川（约今澜沧县）、林记川（约今缅甸景栋）至大银孔（约今泰国清迈），然后沿宾河（湄南河的上游）、湄南河至暹罗湾的港口，与从海路抵达这里的婆罗门、波斯、者婆、勃泥、昆仑等国的商人进行交易。
南诏开南城通昆仑路：从开南城（今巍山）出发，经柳追和都督城（今镇沅）、威远城（今景谷县）、奉逸城（今普洱）、利润城（今易武），然后过茫乃道及黑齿等类10部落，（今景洪和西双版纳地区），向西到一大河（伊洛瓦底江），“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即到达白古地区（缅甸今勃固）。这条路也就是唐代的“青木香山路”。樊绰多次提到了青木香山，《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说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月程，山产青木香故名”。又说：“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青木香山究竟在哪里，尚不清楚，但青木香却与昆仑国紧密相连，方国瑜先生认为“昆仑国出诸种香药，而以青木香著称。所谓青木香山路也就是昆仑路”。由于昆仑路直接抵达沿海地区，而且白古、直通（昆仑）是7~9世纪缅甸最繁荣的海港，所以银生城往南海的三条道路中，开南城通昆仑路最为重要。南诏以来，开南、威远至白古（弥臣国）抵昆仑国或海上的道路已经成为云南与缅甸交往的通行大道，南诏通常利用这条道路抵达白古或直通港，在这里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
南诏银生城通南海三道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唐代以来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地区的海上贸易勃兴，中印航道上弥臣、昆仑国（缅甸南部沿海国家）、暹罗（今泰国）和真腊（今柬埔寨）沿海港口发展，贸易兴起，对南诏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南诏开拓南疆，促使南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外交往的强烈需要。南诏时期所开辟的银生城出海三道，极大地拓展了云南与东南亚沿海国家直接交往的范围。银生城出海三道所通的国家和地区有：弥诺国、弥臣国和昆仑国，均是缅甸沿海古国，南诏与它们有道相连，建立了经常性的经济贸易联系与政治关系，虽然南诏曾出兵进犯它们，但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更为密切，流入南诏的香、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薄杯、贝、珍宝、犀牛等，有很多都是通过银生城至昆仑国的道路，从昆仑进口的。女王国，在今老挝境内，与越南的北部交界，其国正当南诏银生城通羌浪川道上，距南诏镇南节度（即银生节度）30余日程，东南至安南都护府所辖欢州11日程（欢州在今越南沿海的荣市），女王国不仅与南诏有政治经济联系，而且同欢州百姓往往有贸易往来，沟通了南诏与沿海地区的交往。水真腊国（今柬埔寨）、陆真腊国（今老挝）有通道与南诏镇南城相接，并与之发生政治经济联系。大银孔地区在今天泰国清迈一带，从银生城经送江川、邛鹅川、林记川与之有道直通，从大银孔继续往南抵达暹罗湾，那里已经发展起重要的国家贸易港口，有数条海道可通往婆罗门、波斯、者婆、勃泥、昆仑等海外诸国，使南诏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它们发展经济文化交往。
在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其道路的开辟和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局势、贸易方式和商路兴衰变化而变迁。若以大的阶段看，大约在公元1000年，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发生了重大转型。也就是说，自秦汉时代开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到南诏后期之前，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地主要是天竺（印度），从云南西出缅甸，北折天竺，全程为陆上交通，运输方式全靠人背马驮。但从公元1000年左右，即宋代和云南大理国政权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出缅甸后，转而南折，通往东南亚出海口的道路南行至缅甸、泰国港口，然后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阿拉伯、南亚、非洲和欧洲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和交往，所以，唐宋时期实现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
四、元明清时期云南通江达海的跨国交通与贸易
唐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互联互通，云南逐渐融入世界范围内的陆海交通网络和贸易体系中，极大地扩大了云南的贸易范围，加强了云南与周边国家的交流，甚至促使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跨国互补经济区的形成。
（一） 元代的“青木香山路”与云南对东南亚、南亚贸易
《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了元代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为元朝出使缅国的情况，他所述出使缅甸的往返路线，实际上是当时云南往缅甸的两条最通行的道路，反映了当时云南与缅甸的交通和贸易情况。他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随元朝大军征缅，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三月左右回到大都北京。马可·波罗随元朝征缅大军由云南西出缅甸后，经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太公城（缅甸德冈）、安正国（今缅甸新古）、马来城（今缅甸曼德勒）至“缅王国的都城”蒲甘（今缅甸蒲甘），最后抵达班加剌（今缅甸勃固）。班加剌自唐代起就是缅甸南部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马可·波罗见到了南亚、东南亚与云南进行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他说：“（班加剌）商业亦很兴盛。土产中有甘松、良姜、生姜、糖以及各种药材。为了购买这些物品，商人们从印度各地来到这里”，云南阿木州（今云南通海）所“产良马不少，多售与印度人而为一种极盛的贸易”。
马可·波罗出使缅甸所走的道路就是南诏银生节度至南海三道之一的“青木香山路”，这条道路在元代已经成为云南与缅甸和南亚各地各国的贸易通道，来自云南的马牛被商人赶到班加剌海港后，与来自印度的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云南的马牛被装船后由海上丝路运往天竺（今印度），来自南亚、东南亚的海盐、香料、海贝和珍贵木材通过“青木香山路”运销云南各地，说明宋元以后云南与印度的交通和贸易已经实现了陆海交通线的贯通，单纯的云南与印度陆上交通被海陆联运所取代。
（二） 明清滇缅陆水联运贸易的兴盛与发展
明清时期云南对外交通的一大发展，是滇缅水路贸易的兴起。在元明清三代的云南对外交通史料中，常常会看到大金沙江这一名称，以及对这条水道在滇缅交通中重要作用的叙述。中国古书上的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缅甸人民就把伊洛瓦底江称为“天惠之河”，元明清时期，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与云南的经济贸易关系最为密切。明代官府的宝石采办，民间的珠宝贸易和开采，主要在这一地区的孟密、孟拱等地。据说缅甸北部的玉石矿，是13世纪元朝时期，由云南的一个小商贩首先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是由云南传入缅甸的。到了明代官办私贩，玉石贸易极盛，缅甸北部的玉石通过伊江水道或陆路，运入云南腾冲、大理加工，后转销京师和各地。自清初开始，南明桂王失败后，其随从和士卒流落滇缅交界地区，从事银铜矿的开采和垦荒，使滇缅伊江上游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王昶撰《征缅纪闻》说，缅甸“沿海富鱼盐，缅人载之以上，行十日抵老官屯、新街、蛮暮，贸市边内外，诸夷人皆赖之。而江以西为孟拱土司地，出琥珀，江东为猛密，有宝井，多宝石。又波龙山者产银，是以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千万人。自波龙以东丫头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葫芦酋长以献，遂为内陆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明清之际，缅甸地区与云南的经济交往、商品贸易达到了极其繁盛的程度。清代以后，伊江水路的滇缅贸易作用越来越突出，英国人西姆施在1800年写的《1795年出使阿瓦记》说：“在缅甸看到与中国云南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从阿瓦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棉花……沿伊洛瓦底江运到八莫。”同一时期到过缅甸的英国商人科克斯则说：“实阶（阿瓦附近重镇）是（棉花输出的）主要市场，载着棉花的船只从那儿驶往中国。每船装载100捆（每捆约重150公斤）棉花。航运时间为30～40天。”据估计，19世纪20年代，每年运入云南的棉花，价值不下 228000英镑，数量不下500万公斤。据当时来缅甸传教的天主教神父圣基曼奴所著《缅甸帝国》的记载：“缅甸对外贸易，以甚多国家为对象，云南华商自拱洞沿阿瓦大河（即伊洛瓦底江）乘大舶至缅都，携来彼国商品、丝绸、色纸、茶叶、各种水果与其他杂货，归国时载运棉花、生丝、花盐、雀羽与一种黑漆，此漆采自树中，经提炼后即为著名的中国漆。”这是当时伊洛瓦底江中上游滇缅贸易规模和交通运输情况的基本写照，可见在伊江里航行的不仅有缅甸船，也有云南商船。
明清以来，伊洛瓦底江流域逐渐发展成为滇缅跨国互补贸易经济带。哈威《缅甸史》记载，清乾隆年间，在腾越至阿瓦的陆路上常常有数百匹马组成的马帮，将云南、四川所产的生丝和各种百货驮运到滇缅交界的八莫（今缅甸八莫），从八莫经大盈江、伊洛瓦底江水运到阿瓦（当时缅甸国都，今缅甸曼德勒）与缅甸商人交换大量的棉花运回云南。云南气候四季如春，不宜种植棉花，但适宜穿着棉织品；而缅甸气候炎热，无桑蚕业，但无论男子的“笼基”和女性的“特敏”都喜用中国所产生丝纺织制作。地理环境的差异推动了滇缅丝棉贸易的兴盛。清代至民国年间，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是东南亚最重要的棉花产区，缅甸棉花大规模向云南出口，占云南从缅甸进口商品总量的80％，同时云南和四川的生丝则大量出口到缅甸，占云南出口缅甸总量的70％以上，使得滇缅对外贸易通道不再是一条以外销丝绸为主的“丝绸之路”，而是具有跨国互补型贸易特征的“丝棉之路”。
与此同时，云南通过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和越南红河内河水运交通抵达仰光港或海防港出海，实现了云南与世界各国跨国的通江达海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曾在滇西从军的王芝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前往欧洲游历，他从腾冲出发，陆行经铁壁关至蛮暮，然后改乘伊洛瓦底江江船直下仰光，再从仰光改乘海船，先到阿拉伯半岛麦加观光，然后由红海经开通不到两年的苏伊士运河前往欧洲的英国、荷兰等国考察游历，归国后撰著了《海客日谭》一书，详细描述了晚清时期云南经缅甸与阿拉伯、欧洲等地跨国通江达海的国际交通。
（三）云南通江达海交通的现代化起步
作为内陆的云南最早实现与大海相连的交通干线是云南利用红河水道至出海口的“进桑麋泠道”，自西汉开辟以来，通过陆、水（红河）、海的跨国交通方式，承担着云南与越南甚至我国东南沿海或亚太各国交通干线的作用。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滇越间虽有红河水道通达，水运仅局限于云南河口以下的红河河道，河口以上红河滩多流急，航道条件极差，特别是溯红河而上耗时费力，难以进行大宗货运，因此自古以来的滇越交通运输以河口为水陆运输的分界点，河口以下至红河出海口可进行双向水运，十分畅通；河口以上云南境内，人们大多登岸陆行，用马帮驮运，运力受限。滇南的红河地区与越南毗邻，锡矿资源丰富，红河水道经越南北部通达北部湾。在前工业化时代，锡的需求极少，仅供制作工艺品和部分日用器皿。然而现代化的大工业时代到来后，个旧大锡迅速成为帝国主义世界现代大工业的重要原料，滇越铁路开通之前，个旧大锡必须借助红河航运才能走向国际市场。大锡重而沉，马帮难以承担长距离的运输，充分利用红河水运是必然选择。19世纪后20年，个旧大锡“由蛮耗直达海防通海既近，驿程亦短。蛮耗在蒙自城南七八十公里，约二百华里左右。由蛮耗至海防，需时七八日至半个月，由海防逆流至蛮耗需时约一个月”。在大锡出口的带动下，云南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1889年蒙自开关，成为云南最早的开埠通商地和现代海关开放地；1898年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红河地区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工业原料供给地、外贸运输通道和现代工业品集散地。1901年，法国成立了滇越铁路公司。滇越铁路最后勘定全长为854公里，路轨一米。越南段至老街389公里，于1903年完成，云南段由河口至昆明465公里，则至1904年才正式开工。1910年1月30日，全线铺轨至昆明。滇越铁路通车是云南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云南开始迈入了现代化交通时代；滇越铁路的修筑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也是是云南现代化起步的标志。
总之，云南与南亚、东南亚联系的交通道路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对外交通干线，即所谓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即北方丝绸之路，又称西域道。几乎同时“凿空”开辟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汉晋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共同承担着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任。唐宋时期，由于世界形势和经济交通格局的变化，我国造船、航海技术长足发展，沿海港口和外销瓷器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昌盛。与此同时，云南地方性民族性政权南诏大理国（公元8~11世纪）积极适应国际国内交通方式的发展和贸易格局的变化，探索并开辟了经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出海通道，促使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向东南亚沿海港口拓展的转型，经由东南亚沿海的越南红河出海口、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勃固港（今缅甸勃固）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实现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地处内陆的云南由此走向大海，与海外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往。元明清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从单一的陆上交通，发展为陆（云南内陆交通）、水（红河水道、伊洛瓦底江水道运输）、海（通过越南海防港、缅甸仰光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极大地扩大了云南与世界的经济贸易范围和规模。因此，唐宋以来1000多年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历史进程，也是云南融入世界交通网络和贸易体系的探索历程，必将在今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