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五年规划周期律的魔咒 ——新时代开放创新与高质量建设发展的基本问题、逻辑与取向
从2009年加入长城所从事战略研究、发展规划与公共政策，先后历经“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以及各类中长期、长远期的规划研究、文本编制及相关评估。这其中，既直接研究编制了各类规划，也督导了不少规划，还参加了各类规划的研讨、座谈和评审。十几年来最大的感受是任何战略研究或发展规划，核心是回归原本、把握基本、直奔主题，不是要搞得高深莫测或者附庸风雅，而是要根植实际、回归常识、遵循规律、奋发有为，最终打破五年规划周期律的魔咒——尾数4/9的年份谋研究热血沸腾、尾数5/0的年份规划成稿妥协依赖、尾数6/1的年份发布开局四平八稳、尾数8/3的年份中局实施黯然神伤，然后邻近收官重新再来吧。整体而言，这种原本、基本、主题以及常识、规律，是五个方面的结构化问题和二十个关键词。
一、从经济社会变迁看区域创新的位势问题：抢（抢位）、占（站位）、卡（卡位）、补（补位）
这个问题，反映在战略研究中，就是“环境分析”和“发展定位”等；反映在规划文本中，就是“面临形势”与“发展定位”等。核心是在什么样的外部世界、时代际遇、发展阶段、政策导向下，如何抢位、站位、卡位、补位，以及究竟抢什么位、占何种位、卡哪的位、补谁的位。
以“十四五”为例，很多地方的发展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的无非就是在如下四个方面，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形势与发展变迁。一是我们的外部世界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创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与新一轮区域一体化（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到跨区域一体化）并存，大部分地区、城市只有在强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腹地基础上才能抢占新一轮全球化先机，进而在区域范围、全球范围优化经济分工与产业分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二是我们的时代机遇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与新一轮产业变革（产业大破大立）并存，很多地方不仅要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还要谋求产业发展主导权，更要把握跨界融合主动权。三是我们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转型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不同地区、城市处于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矛盾。四是我们的政策导向面临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新一轮改革开放，很多地方没有历经完整的发育就不能实现充分的发展，有的地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的地方能实现高速度增长，核心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
在这个判断下，对于很多地区、城市而言，所需要“抢”的是时代际遇之位——以产业个性塑造区域个性。核心是借助数智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海洋科技、太空科技以及国防科技等科技发展制高点抢占产业发展主导权，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元素。数智科技产业核心是数智兼备、软硬结合、器网结合，生命科技产业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材料科技核心是“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有用”、能源科技核心是绿色低碳、其他则是“上天下海入地”等尖端科技核心。所需要“站”的是国家战略之位——以服务国家提高战略位势。现在一方面国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与全球战略。所需要“卡”的是区域协同之位——以区内循环抢占国际循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从“县际竞争”走向“城际竞合”，不同世界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地区副中心城市、地区次中心城市、地区副中心城市须有不同的空间战略与经济循环。所需要“补”的是内生动力之位——以活力内力强化合力张力。任何地方的发展一个动力是个体的活力，另一个动力是整体的合力，合在一起就是内力，只有具有充分充足的内力才具有足够延展的张力，很多地方的发育不完整、发展不充分核心是活力不优、合力不够、内力不强、张力不足。
二、从自然成长机制看区域创新的发展问题：叶（创业）、茎（企业）、干（产业）、根（生态）
这个问题反映在战略研究中，就是“现状分析”和“指标测度”等；反映在规划文本中，就是“发展基础”与“发展目标”等。核心是在什么样的自然成长机制下，如何审视，以及究竟如何推进产业组织、企业发展、创业发育以及生态赋能。这里为什么说“自然成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国家、地区或城市的发展可以用生态学的角度去看。某种意义上，在所有以经济建设发展为己任的区域中，所有的地区、城市乃至园区经济发展几乎都可以归结于一句话——如何处理好创业的“叶”、企业的“茎”、产业的“干”、生态的“根”之间的关系。尽管最终的GDP核算都是算产业，但产业能做多大，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企业干出来的；企业能都走得多远、跳得多高、跑得多快，不单是招商引资，还要靠创业创新，取决于创业源头上的数量、质量和层级；而根上则是生态，一个地方的生态，可以理解为产生独具一格的创业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土壤，所谓“根深叶茂”、“茎青干强”。
就“产业之干”而言，GDP之下是产业、产业之下有税收，有了税收整个经济社会才能运转。这其中，需要重点关注产业组织与产业生成的四种机制：一是市场自然生成，主要依靠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如浙东南民营经济发展；二是招商引资植入，也就是拿来主义的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如苏州外资经济发展；三是政府前瞻培育，也就是政府培育市场，如“合肥伪装成政府的投资银行”；四是高效产业组织，也就是创投机构、平台企业、企业集团等起到产业组织作用，如中关村创投机构等。
就“企业之茎”而言，不仅仅是形成怎样的企业梯队和物种，关键是如何形成应有的发展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一是大企业的溢出能力，也就是具有一定龙头作用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高端人才、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方面具有一定溢出效应，如华为走出无数的成功创业者。二是平台企业的衍生能力，很多平台型企业借助战略投资、开源创新、业务拆分等走出一批新锐的企业或品牌，如杭州的阿里系衍生出很多独角兽企业。三是源头企业的生成能力，很多源头企业、源头机构培养出一批企业，有的是自己倒了出现了一批企业，如仙童半导体走出英特尔、苹果、思科、惠普、朗讯等。四是草根创业的逆袭能力，一个地方的创业是否活跃在于能够产生多少白手起家、丑小鸭变凤凰的案例。五是社会企业的保障能力。
就“创业之茎”而言，核心是通过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非中心、极化，打破传统中心化的发展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一是“去中心化”的边缘式创新，通过增量培育带动传统存量提升，强调自组织自成长；二是“再中心化”的平台型创业，打破传统的集团化、综合化、专业化，实现平台化运作；三是“再去中心化”的生态化发展，也就是形成共生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圈；四是“非中心化”的跨界别，也就是打破产业界限、商业疆域、企业边界、技术锁定；五是“极化”式的引爆点，就是拥有“卡脖子”的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
就“生态之根”而言，一方面是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赋能”，就是储能、孕能、使能、释能的四步法，恰恰与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相呼应。这个“源头”，就是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源头；这个“平台”，基本上都是科技服务业；这个“流量”，就是创业-企业-产业；这个“能量”，就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这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管道到赛道；这个“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是从选手到赛手；这个“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从暗箱到赛场。而所谓“储能”，就是依托源头聚合高端要素，形成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池子”；所谓“孕能”，就是依托平台布局造势，夯实科技服务业的“台子”；所谓“使能”，就是抓取创业、企业、产业的流量，从“茎”到“叶”再到“干”，产生新的动能；所谓“释能”，就是释放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以新思想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
三、从第三代开发区看区域创新的建设问题：科（创新）、产（产业）、城（城市）、港（开放）
这个问题，反映在战略研究中，就是关键问题分析等；反映在规划文本中，就是“重点任务”乃至“发展思路”等。杭州最早提出“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发展模式协同”，简而言之，就是“产城融合”。目前，我们最需要突破的矛盾，就是用1.0的发展理念、2.0的发展目标去实现3.0的发展目标、或4.0的发展愿景。这个1.0，要么是做城市（房地产）、要么做产业园区；这个2.0就是“产城融合”；这个3.0就是“科产城融合”，也就是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的有机结合，以及创新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结合；这个4.0就是“科产城港融合”，也就是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开放发展模式融合，这个“港”既包括有水港，也包括无水港。
这个“城”，也就是城市发展模式转变。以往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或者说地方政府的诀窍，在于通过大量土地功能的置换或者土地开发配置掌握了土地——地方政府的“金饭碗”，然后利用级差地租以地生财，获得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与资本原始积累，进而改善投资环境以及筑巢引凤。如今需要打破土地财政与地产经济，强调创新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结合，建立吸引人才宜居宜业、创业创新的环境，促进生产力布局、城市框架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核心是再城市化，不仅仅是钢筋混凝土的房地产+户籍人口从乡镇转化为街道，而是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协同。
这个“产”，也就是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以往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主要是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逻辑下，借助“划地成园、围海造田、招商引资、规模制造、出口拉动”的园区发展模式与“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五低四高”的外向型工业经济体系。只要是工业经济，利润空间就是有限的，就要扩大再生产，内需满足不了就需要外需支撑，就需要重商主义。如今迫切需要从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逻辑转到以产业跨界融合带动业态创新的逻辑，以产业大脑、平台企业、产业共同体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力量，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模式，才能为转变贸易模式、贸易结构、贸易机制等创造条件，加快形成开放型创新经济。
这个“科”，也就是创新发展模式转变。以前的“科”更多的是“教”的延伸与“产”的附属，科技创新更多是从高校院所脱离出来、加上一定的高新企业适应产业的发展，而非引领产业发展。伴随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走向无科不强，迫切需要从跟随式创新、适应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向原始性创新、引领性创新方向转变，建立自组织自成长、闭环循环、共生共荣、开放创新的新经济创新生态赋能型发展格局。
这个“港”，也就是开放发展模式转变。尽管很多地方一直称之为是开放型经济，但本质上是外向型经济——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部门带动生产部门的经济发展机制带动下，通过“老三外”（外贸、外资、外经）承接生产转移来输出物美价廉、高物质成本的商品，以及通过“新三外”（服务外包、境外拓展、涉外服务）承接服务转移并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形成一种出口导向、工贸关联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在创新全球化条件下，高端人才、风险资本、专利技术等创新资源配置，超越大宗资源、小宗商品等产业要素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以自由贸易、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技术转移、跨区域创业取代传统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等，成为主流国际经济活动形式或内容。“开放型经济”则是一种经济发展制度，不仅涉及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还涉及整个经济社会思想形态、游戏规则等；不仅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还实现内外部经济的闭环运行；基础是打破贸易壁垒、资本管制等实现自由贸易，优进优出的发展格局是成熟标志，迫切需要以创新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
四、从内外经济循环看区域创新的开发问题：市（市场）、技（技术）、钱（资金）、人（人才）
这个问题在战略研究与规划文本中，尽管之前不怎么合在一起研究，往往散布在问题障碍、组织方式、保障措施等之中，核心是解决资源配置与经济循环的问题，如今在双循环结构下尤为重要。应该说，近年来绝大部分异军突起的地方，都需要回归本源，核心是有市场、有人才、有技术、有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有市场需求、有人才创业、有技术源头、有资本杠杆。反过来则是很多企业所主张的，也就是“没有市场不干、没有人才不干、没有技术不干、没有资金不干”。伴随地区发育阶段、社会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后期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代，还在于经济形态、产业形态从工业经济走向新经济，产业规律与经济运行模式从产业分解融合走向产业跨界融合，必然要求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动员机制发生变化。
以往在市场需求上，主要是外需和内需。这其中，外需主要靠出口，沿海城市更有优势；内需主要靠城市化，中心城市更有优势。此后，从市场需求来看，需要从内需、外需走向小市场、大市场；逐步从需求拉动到场景拉动，从满足市场到创造需求。小市场就是基于物理空间与消费半径的区域市场，大市场就是基于虚拟空间与物流张力的全国市场、全球市场。很多商业逻辑在小市场条件下成立，但在大市场条件下并非成立或不值得一提。如今在培育市场过程中不仅要支持供给、刺激出口，更重要的是将支持供给与引导需求并重、将内需与外需并重，最终从生产决定消费的“以产定销”到消费决定生产的“以销定产”。
在人才上，主要是科技人员和草根屌丝。这其中，科技人员创业带有技术感和高起点；屌丝草根创业需要市场逆袭和跌打滚趴。此后，从人才创业来看，需要从科技人员和草根屌丝到创业人才、创新人才、创意人才；逐步从单一或少数人员角色转化到和而不同的人合伙创业，从人人为我的“金字塔”结构到“我为人人”的扁平化结构。如今，不要按照“圣斗士”的要求，指望把科学家变成创业者、再变成企业家，而是促进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的有机结合，形成新的创业治理结构，以及技术、资本跟着人走、尤其是创业者企业家走的机制。
在技术门槛上，主要是高技术和新技术。这其中，高技术侧重高精尖创新，新技术侧重产品技术与工艺创新。此后，从技术供给来看，需要从高技术、新技术到硬科技、深科技等，从科研源头的正向创新逐步到产业导向、市场需求的逆向创新。如今，不再是从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的正向的链式创新，而是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
在资本杠杆上，往往是个体的原始积累和财政的社会引导。只要一个地区具有必要的市场、人才、资本、技术，在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动员机制下，就容易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和财富。此后，从资本杠杆来看，需要从个体的原始积累、财政的社会引导到产业资本、社会资本；从政府财政资金引导逐步到社会资本其基础作用。如今，更重要的是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将财政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
五、从新旧动能转换看区域创新的增长问题：加（加法）、减（减法）、乘（乘法）、除（除法）
这个问题在不同的规划中处于不同的显示度，核心是回答发展路径的问题，尤其对于产业发展规划、创新发展规划等更突出，并涉及到到底采用怎样的组织方式与发展策略。“新旧动能转换”的原本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新经济）与旧的经济体系（传统工业经济）之间，通过创业（增量的加法——创业带动创新）、企业（存量的减法——企业互联融通）、产业（条的乘法——产业跨界融合）、区域（块的除法——区域生态富能）等层面“动力”及其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方面“能量”的结构性“转位”与系统性“换场”，提高创业成活率与企业迭代性、找到产业爆发点与区域增长极，打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升级版。很多地方的新旧动能转换之所以不成功，在于旧动能发育还不充分，新动能又没有发展起来。在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如今需要重新认识新旧动能转换。
一是从创业试错创新的机制来看，核心是做精益化的“加法”。从增量培育来看，“创业带动创新”本质上是高水平的无中生有，不仅代表了“创业式创新”即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经验、未来仍要坚持的发展路线；还代表了双创升级的新内涵——强调有创业的创新、有创新的创业。尽管创业分类较多，但从创业主体及其价值作用来看，系列创业者创业、产业组织者创业、跨区域创业者创业、职业经理人创业、前沿科技创业、高端实用人才创业、创客极客创业等应成为主流。如“小米生态链”作为借助社交化、生态化爆发成长并病毒式蔓延的典型案例，代表了新型创业爆发成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模式。
二是从企业互联融通的机制来看，核心是做供给侧的减法。“企业互联融通”本质上是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在打破产业规制、打破大企业中心化结构的同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最终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在促进企业互联融通发展过程中，一是需要爆发成长的新物种企业，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按照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方式组织产业规制创新试点，为处于产业变革与产业规制领域的重点企业开辟政策创新、管理创新“绿色通道”，带动行业体制机制创新；二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力支持与税费减免力度，逐步将依靠国家与地方财力的扶持性政策，向结构性减税为代表的制度性政策方向发展；三是支持大企业平台化转型，支持大企业借助研发众包、专业化众创空间、“互联网+平台”、双创战略投资及企业生态圈等模式，从封闭的系统转化为开放的平台与产业生态。
三是从产业跨界融合的机制来看，核心是做互联网的乘法。在传统产业挖掘爆发点，核心是通过穿透传统产业价值链形成打破企业边界、产业边界、商业疆域的“产业价值网”，进而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与产业爆发点。借助互联网插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翅膀，逐步将“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融为一体的全新生产方式；并将“互联网+”往虚拟空间上走与“互联网×”往物理设备下落相结合，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结合在一起，在若干领域培育出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生活方式、产业形态。不仅重点培育发展促进跨界融合的四种经济形态（智能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还大力发展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场景新业态，并利用数据驱动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四是从区域生态赋能的机制来看，核心是做生态化的“除法”。“区域生态赋能”代表了发展环境让位于创新生态、战略增长极让位于战略平台，其本质是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寻求从“推拉并举”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向“生态赋能”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系统转换。在做生态化除法过程中，需要立足产业生态培育与创新生态建设，借助大企业平台化战略、平台经济战略，强化区域政策创新、第三方公共服务，营造全新的产业创新生态，形成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高成长企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的发展态势，提升产业共治能力。
作者简介：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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