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魏晋南北朝玺印
司马氏篡魏后,大封宗室、功臣,对曹魏官制略有改动,这对辨识西晋的官印极有帮助,如“后军司马”(图2.3-142)、“熊渠将印”(图2.3-143)、“殿中中郎将印”(图2.3-144)、“常山典书丞印”(图2.3-145)、“渭阳邸阁督印”(图2.3-146)等,皆可与文献相印证。
三国的官印在风格上基本延续了东汉,三国之间在风格上也没有大的差别。
一般而言,曹魏官印较为秀劲,孙吴官印较为朴茂,蜀国官印较为粗犷,魏、吴有极少数印章在印面上加用了边框。由于三国官印主要是凿刻,平和方正,但结体略显松散,风格虽多自然苍茫之趣,但严谨不够,稳重、厚实、猛利亦不及前代。西晋官印一度以华美为尚,质地优良,制作精美,其笔势之劲健,结构之严密,字形之方峻,颇有回归汉印之风貌。西晋时曾流行过六字印,但像“}胃阳邸阁督印”这样印文读法并不多见。
魏晋时期还有不少杂号将军印,如“裨将军印章”(图2.3-147)、“建威将军章”(图2.3-148)、“牙门将印章”(图2.3-149)等,虽不如汉将军印规范工整,但又比十六国、南北朝的将军印制作精整。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官印除了后赵石氏官印在钮式、篆刻上较为精美,且风格刚劲峻健不让魏晋以外,其他各国、各代总的特点是制作粗糙、简陋,刻制草率。如十六国时期的官印有北汉的“右贤王印”(图2.3-150),前秦的“兼并州阳河蕈督”(图2.3-151),后赵的“邺宫监印”(图2.3-152)、“亲赵侯印”(图2.3-153),以及难以确定某国的“安平护军章”(图2.3-154)、“陇城护军司马”(图2.3-155)、“凌江将军章”(图2.3-156)、“虎威将军章”(图2.3-157)、“龙骧将军章”(图2.3-158)等,北朝官印有北魏“怀州刺史印”(图2.3-159),东魏的“太原公章”(图2.3- 160)、西魏的“临邑县开国公章”(罔12.3-161),这时期的官印还有“高阳子章”(图2.3-162)“阴密男章”等,南朝的莒印有“巴陵于相之印”(图2.3-163)、“冲寇将军之印”(图2.3 - 164)“庐陵太守簟”(图2.3-165)等,最难得的是陕西成阳渭城
曾出土一方金质北周皇后玺“天元皇太后玺”(图2.3-166),阳文篆书,边长4.5厘米见方,天禄钮,令人大开眼界,似乎预示着秦汉玺印制度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变革。
此时的官印都是凿刻而成的,多直刀刻出,草率而不加修饰,以致字形参差不齐,还出现了很多别字、简笔字。这个时期的楷书尚有众多所谓的“碑别字”,遑论已属古文字的篆书了。但印风荒率也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某些北朝的官印,构图紧密,字画刚劲,棱角森挺,体势雄浑,很有特色。这种荒率中的天趣,为后世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所领悟,从而创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2.私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多数私印仍然沿袭汉代私印的形制、文字,没有明显的区别,但也出现了一些汉代所没有的几种新样式:
第一,魏晋时期出现了“悬针篆”印章。“悬针篆”在三国时颇为流行,像魏国的《正始三体石经》中的篆书,以及吴国的《天发神谶碑》就是典型,特点是印文的主要竖笔每每延伸下垂作针尖状,如“冯泰”(图1.2-4)、“樊缵”(图2.3-167)、“王焕之印”(图2.3-168)等。这类印章还往往采用六面印的形式,如“张震”、“张震白疏”、“张震言事”、“张震”、“张震白笺”、“臣震”六面印。由于这类印过于突出形式,笔势单薄、孱弱,结体刻板,总体上缺少汉印的浑厚华滋。
第二,魏晋时期朱文印的数量骤然上升。由于秦汉官印几乎没有朱文印的踪影,私印巾朱文印所占的比例也很小,使后世在“印宗秦汉”时总有缺憾的感觉。此期私印中朱文印数量的上升,为秦汉印系统增添了极大的亮点。此时期的朱文印印体增大,套印、六面印增多,印体的工艺水平也有很大进步,典型者如“韩褒印信”(图2.3-169)、“李逸印信”(图2.3-170)、“刘庆印信”(图2.3-171)、“宋翔印信”(图2.3-
172)、“杨栩私印”(图2.3-173)、“盛典之印”(图2.3-174)等,文字采用典型的缪篆,精整、工稳,但总的来看,稍乏汉印的大气,而多了些板滞,少了些活力。图2.3-171 刘庆印信 图2.3-172宋翔印信 图2_3-173杨栩私印 图2.3 -174盛典之印
第三,出现了楷书印的踪影。这似乎预示着秦汉印章系统正在走向瓦解,如1981年陕西旬阳出土的西魏煤精印,印章通体为削成二十六面,其中十八面刻有印文,都是以北魏楷书刻就,如“独孤信白书”、“臣信上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