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复杂的“大家”——苏轼
肖旭
苏轼是北宋文学最杰出代表，就是在整个文学史上，像苏轼这样大多文学体裁都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作家是不多的。以唐宋时代诸大家而言，李白、杜甫以诗著称，韩愈、柳宗元长于散文，欧阳修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诗词均有佳作，但仍以散文为最佳。苏轼则聚众美于一身，他的散文纵横恣肆，向来与韩、柳、欧三家齐名；他的诗理趣盎然，代表了宋代的诗风；他的词更是境界恢宏，豪迈奔放，开宋代的一代词风；另外苏轼还是个理论家。他善长书法也能绘画。在政治改革上也有一系列独到见解。可以说苏轼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和创作上的表现又都显得比较复杂。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他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深受父亲苏洵的影响，崇敬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关心国家治乱。宋仁宗时中进士，受到欧阳修的奖掖；仁宗、英宗时他初入仕途，很想干一番事业，但此时政治抱负未得施展，政论文却写得充满了革新精神。诗歌也才情奔放，意境恣肆。宋神宗时因与王安石变法不和，以求外调，后来因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居黄州五年。这次打击使他的思想、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哲宗时启用旧党，苏轼被召还朝，却又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和，再次请求外调。哲宗亲政后，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又贬官惠州，再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南迁岭南是他创作的又一变化时期。徽宗时他卒于常州。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眉山在美丽的岷江边上，苏轼说：“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眉山靠近清秀的峨眉山，苏轼说：“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苏轼出身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在政治见解和散文写作上都给苏轼以很大的影响。苏轼的母亲程氏从小教他读书，曾用东汉末年范滂同专权误国的宦官英勇斗争的事迹勉励他，所以他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
宋仁宗嘉祜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和他十八岁的弟弟苏辙，由父亲苏洵带着赴汴京应试。次年考试时，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惊喜以为异人”，准备录为第一，但在试卷没有揭名时，担心是他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疑，于是取为第二名。欧阳修看出了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曾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又说：“更数十年，后世无有诵吾文者。”欧阳修的器重和期望，鼓舞着苏轼终于在诗、词、散文的创作上都“独步天下”。
就在苏轼考取进士这年，母亲程氏病故，他随父赶回故乡居丧守孝。嘉祐四年(1059)，苏洵带着他和苏辙再赴汴京。这次先是沿江东下，然后再转陆路北上。途中父子三人写了很多诗歌，苏轼汇编为《南行集》。嘉祐六年(l061)，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上《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又作《王者不治夷狄论》等六论，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见解。他被任命为风翔府签判，接着回朝判登闻鼓院，入直史馆。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卒于汴京，苏轼扶丧返回故乡。到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轼三十三岁，他一直在家守孝。
这一时期的苏轼，政治上有一股锐气，他已经看到了宋王朝“百年无事”背后的严重危机，认为当时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就是说表面上看去太平无事，实际上局势令人担忧。这具体表观在“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经常是感到财富不足，没有能打仗的兵士，没有能治国的官吏。因此，苏轼主张改革，在政治上来一番“涤荡振刷”，就是扫荡旧习，清除积弊。他要求北宋朝廷“卓然有所立”，而反对“怠惰弛废，溺于宴安”。苏轼的家庭比较清贫，从他叔父苏涣开始，他家才有人做官，所以他自称“家世至寒”。至寒，就是很贫寒。苏洵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中，曾说他带着儿子赴京之后，家中“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这是与豪门贵族不同的。正因为这样，苏轼才不满兼并势力的猖獗，要求限制特权，才痛恨将官的骄横，主张整顿军备。他能够清醒地正视人民劳苦、官吏冗多、将领骄横、兵卒怠惰的现实，认识到“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此三者决不可不治。”就是说财政方面，国防方面，人事方面，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在怎样改革的问题上，苏轼只希望“补偏救弊”，他既不赞成“因循苟且”，安于现状，又不赞成“鲁莽”从事，操之过急。这恐怕是由于他有鉴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因保守派的反对而流产，于是要求作好充分准备，缓慢推进，波及面不要太大，也由于他开始从政时，叔父苏涣就告诫他“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是说：遇见了事情，认识得不清楚，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就不要下手，等待弄明白之后去做，这才不会有错误。苏轼把苏涣的话当作家法来奉行。因而他在政治上总是求稳怕乱，反对轻举妄动，而在思想方法上，他又遵从儒家的中庸之道，以为过犹不及，凡事力求持平。这一点，王安石就和他不同。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提出“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碍其意”。征是征伐，诛是诛杀，王安石要用“征诛”这种强制手段和激进措施来为改革开路。至于在改革什么的问题上，苏轼和王安石的分歧就更大了。王安石要“变革天下之弊法”，苏轼却以为“立法之弊”和“任人之失”比较起来，后者是主要的，他强调的是用人要得当，实际上反对大规模的改革。
熙宁二年(1069)，苏轼第三次离开故乡，来到汴京，任殿中丞、直史馆、监官告院。这时，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已经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了。苏轼先是在神宗向他征求意见时，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接着几次上书神宗，全面反对新法。苏轼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关系本来密切，他也就站在守旧的一面而与王安石根本对立了。在激烈的斗争中，他觉得很难留在汴京，便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1071)起，他先后任杭州通判和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一批投机官僚打着“新法”的旗号结党营私，使原来围绕变法的政治分歧与原则斗争变成了排斥异己，争权夺利的倾轧与陷害。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摘举苏轼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深文周纳，把苏轼逮捕下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出狱后，被给予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衔，由黄州官吏看管。苏轼在黄州城东一个叫东坡的地方垦荒耕种，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高太后临朝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开始废除新法。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又对司马光深为不满，说他“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王安石当政时，苏轼虽然攻击新法，但没有全盘加以否定，他赞成限制贵族特权、增强军事力量的一些措施，在地方上还“因法以便民”，利用新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而在基本支持司马光废除新法的同时，他又认为行之有效的新法如免役法就不应当废除。为此，他曾与司马光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面对司马光一意孤行。“矫枉过直”非常担心，认为几十年以后，控制官吏的法规越来越放宽，治理财务的政事越来越疏散，防备边疆的措施越来越松弛，那么，国家危亡这类意外的事情将会发生，真是不堪设想。他说：“深虑数十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事有不可胜言者。”苏轼后来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曾说自己过去对新法有偏激的地方“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可以看出他对新法的态度的变化。正由于这样，他又受到旧党的排斥，只得再度请求外调。从哲宗元祐四年(1089)起，苏轼先后任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次年，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在惠州安置，三年后又再贬到海南岛的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徽宗继位，苏轼因大赦而迁移内陆，第二年到达常州时，突然发病，不治而死，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儒家孔孟之道。他考进士时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心主题就是讲以“仁政”治国。其他文章也多讲礼义、道德，还是发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思想。但苏轼比较重视客观实际，不像同时的道学家那样只是研究讨论抽象的“性理”。他早年喜好贾谊、陆贽的奏议，自己“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他肯定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巨大功绩，却又批评韩愈“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指出韩愈只是好“道”之名，没有行“道”之实，而他是讲柬“实”的。所以在他眼里，曾激烈攻击杨亿和石介虽然“通经学古”，但不过是“迂阔矫诞之士”。迂阔，就是不切实际，矫诞，就是大言欺人。他甚至指责理学大儒程颢，程颐“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用老庄、佛家那一套来混淆了周公、孔子的真实理论。他认为西晋以谈论老庄玄学而亡，梁朝以迷信佛教而亡。他的议论文，大致都体观这一务“实”的精神。在著名的《日喻》一文中，他通过生来就目盲的人对太阳的种种揣测和北方人潜水的故事，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说明对“道”必须通过学习以取得亲身感受。“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基于这种认识，苏轼能够关心国家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写下许多反映国计民生的优秀作品。
可是在生活上，苏轼却更多地采取佛家和道家的处世态度。他幼年曾经跟随一个道士念书，以后又喜欢读《庄子》，向往陶渊明诗中归真返朴的追求和隐逸生活的恬静，甚至学习道家的养生之术。他精通佛理，深研禅学，与很多和尚交往密切，甚至参加佛寺里的宗教活动。他是用佛家和老庄的思想来作为对付政治迫害和困苦遭遇的精神武器的，政治上他并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他却“随缘自娱”、随遇而安。就是不管什么处境，他都能自得其乐。佛家和道家的消极人生观，使得苏轼有时不免逢场作戏，得过且过，以旁观者姿态玩味生活，有时甚至走向否定社会人生的极端，追求所谓“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封建社会的失意文人历来多采取这种虚无主义的生活态度。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就是表现的人生飘忽，前途渺茫的感慨，流露出对生活的厌倦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苏轼同时还有另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这就是佛老思想使他遇事达观，超脱，心胸旷放、开阔。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又在《宝绘堂记》一文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这两段话最能代表他的超然、旷达的生活观点。正因为如此，他不管遭受多么沉重的扣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被压得抬不起头，他对任何事物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人生始终采取执着的态度，从而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没有退隐，没有离开他所喜爱的“人间”。他外调杭州，文同写诗给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劝他不要向京城来的人打听朝廷里的事，西湖风景虽好，也不要随便写诗。他贬谪岭南，郭祥正写诗给他说：“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意思是身旁有着监视和告密的人，说话行事可别大意。文同与郭祥正都是告诫苏轼在险恶的形势和严酷的迫害面前保持缄默，但苏轼照样发表意见，无所顾忌，他的反映农民痛苦的《吴中田妇叹》一诗就是在杭州写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荔枝叹》一诗就是在岭南写的。那怕贬谪得越来越远，他都满不在乎。“是处青山可埋骨”，就是他的诗句。贬到杭州，他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自己本来没有了家，无处可去，杭州就是好，故乡四川还没有杭州这么美—丽的湖山呢。贬到惠州，他说：“日瞰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每天吃三百颗荔枝，愿意永远住在岭南。砭到海南岛，他说：“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远在荒僻不毛之地，九死一生，但自己没有怨恨，觉得到海南游玩这么一趟，是平生游玩得最痛快的。苏轼就这样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精神。
苏轼之所以没有陷于悲观绝望，还由于他广泛接触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他一生中在京城的时间累计不过十年左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他做地方官，办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而贬谪生涯又更使他缩短了与人民的距离。苏轼早就立志“上益圣德，下济苍生”，即对上要忠君，对下要爱民，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希望百姓安居乐业。这当然局限性很大。不过，一个封建官吏注意到了“苍生”，也是难能可贵的。苏轼在各个地方官任上，确实有不少兴利除弊的政绩。在风翔，他努力改变人民贫苦而劳役繁重的现状，在开封，他取消了元宵节摊派各家各户张灯的旧例，以减轻人民负担，在密州，他拿出官库粮食收养贫民遗弃的儿女；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筑堤引水，灌溉农田多达千顷，又用自己的钱加上公家的资财开设病坊，治愈数千名患者，并组织群众捕捉蝗虫，消灭灾害，在徐州，他亲自卒领人民防洪护城，住在城头上指挥，经过家门而不入，在颖州，他原价把官库的粮食柴炭卖给饥寒交迫的人民以度过灾荒，在扬州，他废除了生事扰民的“万花会”，又整顿水上交通，在定州，他惩治贪污的官吏和骄横的军人，巩固了边防。此外，他还请求减免赋税，医治病囚，释放盐犯。这样一些政绩，都得到了人民的肯定和赞扬。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他在常州去世时，“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东南地区的人民走上街头，相向痛哭，对他表示哀悼。
文/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