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冠相庆的战败者——聊一聊1840年的那些“戏精”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不过，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进剿”。一辈子抠门的道光皇帝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等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英夷”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两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

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现在，天朝已略施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

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实际上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一一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林则徐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过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揭穿，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一一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奇怪，伊里布虽然一派谎言，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失地”，奕山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贴六百万元的“赎城费”。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一个罢官，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聊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撇谎？又撒了哪些谎？

撒谎还被罢官的伊里布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隶总督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作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伊里布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不但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可惜洋鬼子不吃这一套，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江苏巡抚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纷纷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断。终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诏，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事宜”！

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乱。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为补救。碰巧，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这样的大功岂有让给裕谦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立即由司令员变成了小说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个故事。按照伊里布的想法，万岁爷听到企盼已久的“捷报”“佳音”，总应该是“龙心大悦”吧？谁知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却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进剿，你却迟迟按兵不动，总说时机未到，准备不足。现在好嘛，让这一小股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道光皇帝

其实一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多少还讲点儿实话的杨芳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琦善的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成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后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速问琦善？”

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小说家”——奕山的一骗到底

相比较而言，奕山的运气要好得多。当然，他撒谎的本事也大得多。奕山也是一到广州就撒谎的。而且，论胆量，比杨芳还大；论水平，比伊里布还高。奕山和伊里布一样，也会编故事，但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生动，文学性和可读性也更强。和奕山相比，伊里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作“写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这道奏折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是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25日全部登陆完毕，当日即占领越秀山炮台，置广州城于其野战军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军求和，27日达成停战协定，31日付清全部赔款。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诱使道光帝批准已成事实的赔款与通商。

虎门销烟

于是奕山编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奕山说，据守城士兵报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参将熊瑞探头一看，见有夷人头目数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听了，便大喝一声道：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一听，就摘去军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扔在地上，望着城墙就行礼。我方翻译官就下城去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抗拒中华，屡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来，英夷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没法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到此地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英夷等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赔款求和的败将成了摆谱端架子的，而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怜兮兮。这可真是滑稽！

但那细节，却又“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礼”，又是“屏其左右”，又是“尽将兵仗投地”，其间还夹杂着诸如“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唤通事（翻译）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当然，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发生了变化。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只想得过且过的人。他对这场战争，既无必胜的信念，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最担心的，是不要没完没了。因为那样太费钱。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为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不该赔款外，奕山他们还真没什么错。那么，同样是“设法羁縻”，同样是“恳请通商”，伊里布和杨芳怎么就错了呢？原来，道光皇帝的底线，除了“志在通商”以外，还有“又称诉冤”一条。然而“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简直就是“桀骜不驯”。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复”失地，他不喜反怒；杨芳奏请“以通商换和平”，他不依不饶。但等到奕山签订城下之盟时，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过一回的，也就对付。何况奕山的谎撒得多么好啊！万岁爷不是很在意“又称诉冤”吗？那就让该夷好好诉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可见，撒谎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运气。奕山运气好，对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英夷”既然并非是来“申冤诉苦”的，当然不会因此就像奕山说的那样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们更加嚣张猖狂，趾高气扬。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被内阁免职（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到达广东，驻节澳门，当日即发出照会，要求重开谈判，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英军将不停止进攻。8月21日，英军主カ果然向北开进，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由粵北上，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势。这就离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远了。奕山的办法是继续撒谎。奕山等人说，义律之所以获罪，是因为“连年构兵”（事实正好相反，义律被免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认为他过于“软弱”和谦卑”）。义律心怀不满，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诉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复照，便匆忙“出洋北驶”。这是上了义律的当。义律的鬼心眼是：战争一旦打起来，璞鼎查就犯了和义律相同的错误，义律也就正好“为己卸职”。好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向“副领事”麻恭传达圣谕，并行劝阻，麻恭听宣后也频频“点头称善”，表示如能中途赶上璞鼎查，“定当遵谕传知”云云。这又是连影子都没有的弥天大谎，然而道光相信。因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这么勾心斗角的。何况在奕山等人的笔下，义律、麻恭等“夷目”无不“情词恭顺”，当然也就不会把这十万火急的军情太当回事了。

璞鼎查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过关。

事实上奕山他们不撒谎也不行，因为谎言掩盖不住真相。于是他们就只好用新的谎言去弥补旧的破绽，然后再用更新的谎言去做手脚。至于这个谎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大约他们心里也没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将军撒一天谎吧！

厦门惨败——唱“高调”的颜伯焘也不得不撒谎了

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他的邻居。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便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这一回璞鼎查北上时，颜伯焘也没有上奕山的当。他并没有相信奕山的鬼话，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但即便这个颜伯焘，也同样是个撒谎的。当然，是在战败以后。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3月2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五个月，耗银一百五十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却不堪一击。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浪涌，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焘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下午3时45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十五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未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颜伯焘这一回可是亲身体验到什么叫“灰飞烟灭”了。只不过，“灰飞烟灭”的不是“强虏”，而是他精心构造的防线！绝望的颜伯焘和兴泉永道（管辖兴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刘耀椿“同声一哭”，然后率领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厦门城。此战，清军战死总兵一员，副将以下军官七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一人，伤十六人，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他击沉英轮一艘、兵船五艘！

颜伯焘也开始撒谎了。

事实上，厦门战败后，颜伯焘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当然，谎言只是对皇帝、对朝廷说。私下里，则“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听到这话的人都暗中窃笑：他怎么“前后如出两人”？的确是“如出两人”。因为颜伯焘原本是唱高调的。

从“鹰派”到“鸽派”

颜伯焘曾是铁杆的“主剿派”。1841年初，颜伯焘刚刚就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起用已被罢免的“鹰派”官员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这等于是指责伊里布“剿贼不力”。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颜伯焘如此翻脸不认人，只能解释为他对伊里布按兵不动的“鸽派”倾向不满，同时也说明他确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这时，他和刘韵珂、裕谦（江苏巡抚）这些“鹰派”（主剿派）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这些“鹰派”官员也都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

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说说而已。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牛鉴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高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个人变成“主抚派”的顶尖人物了。其原因，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奸”，谁说谁是“奸臣”，谁说谁是“卖国贼”！当时的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头痛剿”的。

鸦片战争前广州老百姓生活掠影

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于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高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

讲“假话”反而升官的刘韵珂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十四年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花翎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挡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镇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灵。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更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却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倒升了官职一一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

耆英的笑脸与鬼脸

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一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的？例如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儿，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儿。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近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英国人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耆英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期办，无稍游移”。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命。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期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英军是不用的，“吴夏密”则实在不知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叩关，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叩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蒽，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渝，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オ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实话实说不行吗？

鸦片战争，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不断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度过这段艰难岁月和做出决策的。这又焉有不败之理？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甚至大清帝国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谎言成性。因此，要想“救亡图存”，唯一的出路是杜绝谎言。

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积习难改。一个撒惯了谎的人要他不撒谎，比登天还难。再说，前面撒过谎了，后面说实话，就会露出马脚，也就只好一骗到底。奕山等前方将帅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开始就不撒谎，就说实话，不行吗？不行。因为一个官员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就不说，瞒着。实在瞒不住，就撒谎。再瞒不住，就再撒谎，恶性循环。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谎，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撒，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而不是相反。按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因为万岁爷就好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吃惯了鸦片，有鸦片瘾。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就连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了宽慰道光皇帝的心，也撒谎，他就跟道光皇帝说，英国人不足虑，他们只擅长海战，到了陆地英国人的腿都不会打弯，不需担心。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二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

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正史，这就值得深思了。

这场惨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乾隆皇帝——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来指挥战争，你说是该胜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包括将1840年的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主因不在于走私鸦片。相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决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最后只能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称为“鸦片战争”。可见这个说法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当真以为那就是“鸦片战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清朝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清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

1793年，英国人派遣一支名为马戛尔尼使团的团队来到大清国觐见乾隆皇帝，希望能够与清朝签订贸易协议，并带去很多先进科技技术产品，希冀打动乾隆帝，可惜乾隆皇帝只对英国人带来的“奇技淫巧”感兴趣，而对通商毫无兴趣，因此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但英国人在中国转了一圈，也并非毫无收获，他们看到了一个“虚弱的盛世”。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条款一个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但，英国人就没有撒谎吗？当然他们也撒谎了。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当初中国准英国人所请，让他们自由贸易，“文明”的欧洲人是不是就不会贩卖鸦片这个害人的东西？

结论是：还是会！

英国还是需要靠鸦片赚取外汇，即使在20世纪初期亦然。1830、1840年代，英国除了输入茶叶、糖、烟草、棉花，英国还从美洲输入大批谷物和肉。在这期间，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坚持保护主义，限制英国在全球几个最富裕市场销售其产品，从而形成新的工业竞争者。1910年时，英国与大西洋世界的贸易赤字，大到即使英国对美国、欧洲的输出增加一倍，都不大可能平衡贸易收支。

1910年时，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上的一亿两千万英镑赤字，大抵仍是靠与亚洲的贸易来抵销。这个帝国与中国的贸易有一千三百万英镑顺差；最重要的是，英国对印度的贸易，每年有六千万英镑的顺差（约相当于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上的赤字一半）。靠着防止其他工业国产品进入的保护措施，订定(在纺织品方面)阻碍印度本土行业者壮大的法律，英国各种制造品(从布到煤油到火车厢)彻底称霸印度市场。印度得以不断购买英国这些商品的外汇，大部分来自印度对中国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

印度的巨额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1870-1914年，印度对中国一年的顺差约两千万英镑，到了1910年，印度对亚洲其他地方的顺差约四千五百万英镑。印度如何赚到这些顺差？靠稻米、棉花、靛蓝染料，但主要靠鸦片。1870年，鸦片贸易贡献了至少一千三百万英镑，也就是对中顺差的三分之二。直到20世纪初期，鸦片仍是中印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且在印度对东南亚的出口里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换句话说，鸦片不只协助创造了英国对中的直接顺差，还促成金额更大的英国对印度顺差。没有这些顺差，英国不可能保住其西方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资本供应国的地位。英国领导下的百年工业化，改造了西方许多地区，但要到19世纪快结束时，西方才成长到不需倚赖在亚洲的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