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电话了(上)

“大雪纷飞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这是北方的一首儿歌,我们南方没有。

可我在南方,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电话。

那时候的电话跟现在的不同,电话机是一个像操作台一样的东西,台子上是一堆插线的头,台子上端的立面上有很多插孔,接线员将下端的插线拉出来,插到上面的孔里,然后用手摇着台子正面的一个摇把,摇完之后,就一个劲地喊:“喂喂”,假如听筒里没有反应,他又摇下面的摇把,摇几圈之后,再喊“喂喂”,假如能听见声音了,他就对要电话的人说,去外面电话间接电话,假如没有通,他再试着将电线拔出来,换一个口插进去,接着再进行摇把手和喊“喂喂喂”的动作。

后来,我稍微大了一些后,大致知道了那个电话原理,比如安徽农村人给北京打电话,他先得连线县里,让县里连线市里,市里连线省里,省里连线北京,北京连线下面的区里,区里连到具体单位,一串连线下来,全部有人转接,电话才算是打通了。电话打通后,是否能通上话,那还是不知道的,因为,对方可能不在。

我知道的这么详细,那是因为,磨盘州码头的邮电所里有我的赵叔叔,赵叔叔是父亲的朋友,他们之间有亲如兄弟的关系。那时候,没事的时候,父亲便去找赵叔叔聊天,我跟着父亲后面,看着赵叔叔一通通的操作。

那时候的电话机很是好玩,上面是一个不锈钢的U形圈,倒扣在脑袋上,圈的右下角有一个听筒,紧扣在耳朵上,听筒下面用不锈钢连接一个话筒,在嘴的前面,U形圈、听筒、话筒的位置可以调节,这样,不同的人待在头上都可以使用。

逢年过节的时候,赵叔叔也会给爸爸谋点福利,在不忙的时候,他会往北京连线,运气好的话,父亲能联系上在北京工作的叔叔。假如连通了,父亲只要付很少的钱,就可以跟叔叔说上几句话。在那个年代,这是什么样的惊喜,估计只有父亲能体会得到。

我读大学的时候,电话升级为“程控电话”,据说,这样的电话不用人工接线,而是有电脑直接连线了,这时候电话拨打也比较快,只要在话机上拨几个号,电话就接到遥远的地方。那时候,打电话还是太贵,一分钟,一斤多肉就没有了。我没舍得给父亲打过电话。

后来参加工作,隔一段时间,我会去电话局给父亲打电话。那时候电话费也还是贵,不过跟广州的工资比起来,这个消费还是能接受的。我先打电话给赵叔叔,赵叔叔让孩子去告诉我父亲,然后父亲从家里赶到码头,我再打过去。

广州大部分电话都是只能打市内的,可以打长途的电话,一般都是在大领导的办公室里,为了防止员工偷着打长途,那时候的电话机还被装在木头的盒子里,按键那半边被锁在里面,只有听筒露在外头。

有脑子聪明的人,趁领导不在,会拿竹签伸进捅锁着的那半边按键,有时候,还能拨通电话,那真的是让人欣喜万分的事。我们那时候就不能见着可以拨打长途的电话,见到了,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话本,打遍天南海北的同学。

当年,一个公司一部电话总结,一个分公司一部电话分机,给人留的电话,一般都是总机转分机的电话,假如不知道分机,那得跟总机说转到哪儿,总机会根据你的要求查分机号码,然后给转接过去。

广州是程控电话普及比较早的城市,电话普及后,很快就出现了传呼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传呼机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个随身携带的联系设备。假如你要寻找一个朋友,你就打朋友寻呼机号台的号码,通了之后,客服就会问你呼叫哪个号码,你报出朋友的号码后,客服问你需要做什么,通常情况下,你就说出你所在地的电话号码,然后,朋友的传呼机上就显示你的号码,朋友立即找一部电话机,给你留的电话机打来电话。有些时候,你传呼朋友,也许就想告诉他一个信息,比如生日快乐、节日快乐、我想你、我爱你之类的,或者其他约定的号码,朋友一看,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传呼机配套的必须是满大街的公用电话,不然,你要是收到传呼,找不到电话,那要把对方急死。最早的时候,开公用电话是非常不错的营生,靠话费的价差,管电话的人活得也算是比较滋润的。后来,公用电话越来越多,北京的一条胡同里都有好几家,电话机都是摆在外面,打完电话的人,按点丢几毛钱,以至于管电话的人都不会认真看,除非时间超长的。

再后来就是程控电话进入寻常人家,最先进入的人家也不寻常,非富即贵。记得广州在90年代中期,装一部电话要5000多元,假如不找人,交钱后排队至少半年以上,最气人的是,轮到上门安装了,假如不打点好师傅,在你刚确认完电话接通了,师傅一出门,你家的电话就成了摆设,再去找电话局开通,那至少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电话不通,按月的月租一分也少不了。

(未完,且听明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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