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头》03 —— 福安城墙的变迁

《东门头》03——福安城墙的变迁作者：李健民宋淳佑五年（1245），宋廷正式批准划长溪县西、北的永乐乡六个里和灵霍乡三个里建福安县，县治设在韩阳坂，从此有了福安县城。韩阳坂后来简称为韩阳，也称为韩阳城、韩城。古人这样描述韩城的形胜：“近则左鹤山、右龟峤，三台、天马控其前，铜冠、扆峰卫其后，形家所谓排衙列戟莫逾于此；远则五马东骧，仙岭西镇，秦源、环溪、大梅、廉溪合襟重抱，直走于江之南，而白马门交锁织结，前志所谓三十六重是已。”（万历《福安县志·舆地志》）其中鹤山、龟峤（龟山，也称龟湖山）东西对峙，铜冠、扆峰在北向，四者皆为县治边界。三台山在郊南，为学前案，又称为文笔山；天马山在城南，万历四年（1576）在山上建塔。韩阳城的“门户”还有一座凌霄塔，在江家渡对岸的旗顶山巅，建于明崇祯二年（1629），与天马山塔对峙。此后“双塔”便成为韩阳的标志。韩阳初未有城，只筑土墙，立四门：东瑞应、西礼贤、南秦溪、北衣锦。广袤各二里，周长十余里。县城没有城墙终究不是个事。据史志记载，明正统十三年（1448）巡按御史建议筑城。可能是由于财力的原因，未果。福安县只好来个权宜之计，以木栅聊代城墙，围成一圈，以备不虞。直到建县 261 年后，明朝正德元年（1506）才累砖为城。东抵鹤山下，西至龟湖边，南临护城河，北倚扆山麓。城墙周长896.5 丈（约 2.8 公里）、高 1.1丈（3.4 米）、厚 1 丈（3.11 米）（按：明清时 1 市尺合今公制 0.311 米），增设小西门（名“凝秀”）。这时福安县城有五个城门。各个城门都建有门楼。按前面的数据计算，当时福安城关面积大约 0.5 平方公里。明朝中叶以后，中国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在海防斗争中，人们认识到“福安固，则建宁属县及宁德、罗源、连江诸县皆固”（万历《福安县志·舆地志》）。嘉靖六年（1527），知县颜容端奉巡按之命重修城墙，全部改用石砌。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警急报，知县李尚德向巡按申请改造城墙，高 1.3 丈（4 米），厚 1.5 丈（4.67 米）；但工程未毕，倭寇已至。三十八年（1559）四月初五日，万余倭寇占据韩城周边东、西、北三向山头，发起进攻。全城兵民虽奋力抵抗，终于不敌。“北城垛崩，贼遽入”，韩阳城陷落，“死者三千七百余人，空城一炬”。（乾隆《福宁府志》卷之四十三）十一月，卢仲佃从晋江调任福安知县。卢知县到任之后加紧城防建设，进一步廓城安集：加强北城防务，将城墙移到扆山顶上；西向占据龟山的有利地形，将城墙外展；南面向外拓展，东面向内收缩；将东城墙内移，以避免鹤山的逼仄。石墙周长800 余丈（2488 米），高 1.5丈（4.67 米），墙基厚 2.5 丈（7.75 米）。第二年四月，倭寇再次进犯韩阳，卢仲佃率领他的三个儿子同全城兵民一道，众志成城，保卫福安。倭寇退去之后，卢知县组织兵民加固城墙，在城外溪口垒筑寨门关，作为韩城的第一道屏障；同时开掘从大西门至南门的城壕，全长 296丈（921 米）、宽 3 丈（9.3 米）、深 3.1 丈（9.6 米），并装上吊桥，增设小北门（名“凤坡”），以加强城防。这样，福安县城开始有六个城门：东门往秦溪，小北门往詹洋，大北门往溪东，大西门往街尾，小西门往阳头，南门往化蛟。万历九年（1581）七月初九夜，暴发特大水灾，洪水从西、北两向淹城，城墙三面倒塌，只剩北城一隅和东城一半。民谚“万历年间，水流福安，剩下上杭和龟湖山”说的就是这场特大洪水。洪水过后，一度有迁城到城山或三塘（甘棠）之议。知县汪美“力争不可”，坚决反对迁城，组织士民修复城墙。将西城墙移到龟山和龙山的高处，在二山之间的缺口创筑坝城，使洪水不能从西向入城；同时“南裁民地，东拓鹤山”，向内收缩南城，将河边民居截到城外，东城展拓到鹤山麓。新城墙周长 850 多丈（2.64 公里），高1.4 丈（4.4 米），坝高 1.8 丈（5.6 米）；加大城墙厚度，视不同城段，有的地方还翻倍。移礼贤门（西门）到坝岭，称为“安磐”；移凝秀门（小西门）到龟山后颈，称为“立极”（二十四年改名“止水”）；秦溪门（南门）仍用旧名，门外再修筑重门；改瑞应门（东门）为“就日”。大西门旁边原有水关（旧时穿城壁以通城内外水的闸门），使城内的渠水泄流到龟湖，西城筑坝后水关堵塞，就开凿官沟，让渠水倒流到莲池，再从城东南的水关出城。

万历二十五年《福安县志》的县城图“南裁民地，东拓鹤山”存在不少弊端和隐患。万历二十一年（1593），知县陆以载从城防方面考虑，认为鹤山之巅势高城低，城临山下，难以守御。他明确赞同仲佃方案，反对汪美方案，就向上级报请对城墙进行改造。将东城墙内移，沿着原来卢知县所筑城的故址进行改筑，城墙退回平地，离鹤山数丈之外，使“矢石不能及”；并升高、加厚城墙，改造水关；开挖壕沟，接到铜冠，使东面的护城河延展到 146 丈（454 米）。“南裁民地”造成大片民居失却安全保障，就将城墙南移，原在城外的数百家居民尽入城内；开浚旧有壕沟，增强它作为护城河的功能。经过改造，全城周围 720 丈（2.24 公里）。此后，又对城墙做了几次调整。万历三十七年（1609）知县贺学易听取民众意见，将小西门移回龟湖边，将万历九年汪美所设龟颈门改为水关。全城周长797 丈（2.48 公里），设 6 个城门（东西南北四门，小北门、小西门），福安县城墙规制基本上确定下来。

福安城墙砖，上有献砖的村镇名（上岭尾，下东口）基于以上城墙建设的不同方案和实践，福安民间形成了“留鹤放龟、留龟放鹤”的掌故，流传至今。龟指龟山，鹤指鹤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捍灾（水灾）御患（寇患）考虑，显然“留龟放鹤”比“留鹤放龟”更胜一筹。由于福安水患频繁，城墙时有崩坍，明清两代经历了几次修葺。乾隆十六年（1751）秋，福安又遭遇一次大洪水，东西两向城墙全部毁圯，衙署仓储均被淹浸。灾后知县夏瑚组织士民修复城垣，重建小西门和东门，令生员陈必遇具体负责。可是，几年后城墙又坍损多处。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县程志洛向福宁知府李拔报告说，每当大雨连绵，福安县城唯恐洪灾降临，官民都不敢高枕安睡。第二年春季，李拔莅临福安探察城防。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为福安城垣，半壁枕山，三面临溪。溪流小而离城很近，每年秋夏之交，大雨依时令而至，四向山水合流而下，宣泄不及，盈满为灾，即便用石垒城，也无济于事。于是提出“欲保城垣，必先除水患；而欲除水患，必图于未然”的捍患原则。李拔勘查到城外数里的阳头，地处激流之冲，最为险要，可是堤防没有加固，无法确保抵御水患。于是在山洪尚未暴发之时，加高阳头石坝，作为城墙的外围防卫；同时疏浚下游河道，使之既宽又深，以缓冲水流。阳头防洪堤坝成为福安县城重要的防洪工程，并且延续至今。

清光绪十年《福安县志》的城池图

1946 年上杭陈氏宗谱的福安县城图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的炮舰，“海氛告警，旦夕相惊寇至”（刘枢《重修福安县全城、白石司炮台记》）。清政府要求沿海各地加强城防措施。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县刘枢主持重修城墙。由于工费浩大，财力不济，刘知县就张榜倡捐，“谕以桑梓捍卫之不可缓，条析国家优与之例以为功”，号召全县士民为重修县城城墙出力。“旬月间，远近来输者相接踵，绅士之乐与此役者，踊跃唯恐后。”刘知县还要求各村镇捐献城砖。当年四月开工，次年二月完成，“工之神速，始愿不及此也”。全城仍设 6 门，门建城楼，重檐如翼。周长 982 丈（约 3 公里），高 1.6 丈（约 5 米），厚 1.5 丈（4.7 米）；修复女墙垛坎、炮台、窝铺、戍房，设枪眼 1200 个，缺口 600 个。这是福安建城史的极致。此后，城墙的维护仍在继续，几乎每一任知县都要在城墙上面费一番心思和功力。但天长日久，加上每年大小不一的水患，依然难免崩塌。光绪四年（1878），知县张景祁组织对崩塌之处进行全面修补，还修葺城楼、炮楼和南门外的靖海关。民国前期（1937 年以前），福安城墙基本依旧。随着社会的发展，军事上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城墙的军事价值大打折扣。主要的现实作用除了防洪，就剩保安，每到夜晚，紧闭城门，禁止出入，实行宵禁。地方当局对城墙的维护也不是很上心，到 20 世纪 30 年代，原来的六个城楼仅余东门一处，其余已先后毁圮。淞沪战役后，防空警报时常在韩城拉响。民国 27 年（1938）6 月 15 日，日本飞机轰炸福安城关东门头龙江街，炸死平民 3 人，炸毁吴厝祠堂 1 座、民房 3间。第二年 4 月，日本飞机再次轰炸福安城关后巷、小西门，炸死平民 30 多人，炸毁民房 3 座。8 月，为了便于防空疏散，县长高诚学根据上峰指令，征调民夫将城墙拆除，东门城楼也一并拆除。为了出城更加方便，除了原有六门的出城通道外，增加了两处出口。一处在东南向的公共体育场（今八一市场）附近，另一处在西南向的湖边宫（今工人文化宫南向）附近。但是原有城墙的基座仍是福安县城抵御水患的重要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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