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师：古籍里是美，是学问

古籍，是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这是文脉的载体，历经或和平或动荡的时光，流传至今，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然而“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在时间的考验下，很难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这就需要古籍修复师去修补那些残损。

尹光华是宁夏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她用40年时光，帮助不少古籍对抗着岁月的损耗，让它们重现气韵神采。

整旧如旧心思都要藏起来

尹光华的办公室就是她的修复室，乍一看并无特别，角落处藏着各种工具和材料，镇纸、木槌、针锥、棉线、毛笔、竹起子……唯一需要通电的是一个能发光的工作台。

“古籍修复的检测环节可以用仪器，其他的几乎全都沿用传统工艺，所以工具也是比较传统的。”尹光华说，专业的古籍修复可不是把书籍中的裂痕、窟窿补上就行，要经过拆书、揭书叶、去污、配纸、溜书口等20多道工序去还原古籍本来的面貌，“修复古籍要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如果照着新书的样子，或者毫无章法地修，相当于破坏，还不如不修。”

整旧如旧，说起来简单，但在具体地操作中，处处都是讲究。“就拿配纸来说，颜色和质感都得和古籍接近，尽量薄一些，不能增加古籍的厚度。装订线颜色也得和古籍一样，这样一来，新线就得染色，我们一般用茶叶煮出颜色。”尹光华介绍，一般所用到的材料几乎都是纯天然的，既是修复技术的要求，更是传统。

尹光华拿出几本自己修复过的古籍，仔细翻看里面的书页，可以看到一些破损边缘的修补痕迹，那些细小的线条，藏着古籍修复师的心思。“纸张越薄，用的浆糊就越稀，而且涂的面尽量小，不能粘的太死，一切操作必须是可逆的，要给后人修复留些余地。”尹光华说，修复不是创作，心思都要藏起来。

修复古籍就要懂古籍

1980年，尹光华来到宁夏图书馆工作，1983年被安排参加全国的古籍修复培训。“当年教我们的师父，是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图书馆，跟着我国近现代古籍修复泰斗张士达先生学的。后来他们那一批人也成了大师，继续传承古籍修复工艺。”尹光华说，她接过这一棒，已经快40年了。

她认为，古籍修复其实挺有意思，不仅在于要动脑子想着怎么把它修好，更能通过一次次接触，感受到古籍的美，“从古籍的装帧，还有书衣、书线、书角、书口的做工和配色等细节，都可以感受到古籍的气韵，尤其是一些善本古籍，更能体现古籍的艺术性。”

不仅如此，修复古籍，就要懂古籍。人们常把古籍修复师比作为古籍“治病”的“医生”，而要想当医生，没几年的勤学苦读是做不来的，古籍修复师其实也是如此。“一位好的古籍修复师，不仅会给书籍修修补补，还要懂书籍装帧形式、纸张鉴定和发展历史、版本学、目录学、美术等相关知识。”尹光华说着，找出几本书，都是国内古籍修复大师所著，内容虽然都是与古籍相关，但涉及面广泛，“里面学问深着呢。”

修复古籍有一种使命感

1991年，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出土了5.74米长的佛经长卷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时，两件古籍均有破损，对其进行修复的任务就落到尹光华身上。“修复长卷的时候，尤其困难。我记得最初拿到手时，它就是一个纸卷，打开有很多地方已经裂开了，而且纸张比较软，有不同程度絮化、脆化。最主要的是，当时修复条件一般，五六米长度的长卷，没有合适的桌子能放下。”尹光华说，当时修复这两件古籍的时候，真的是万分小心。移动的时候，得轻轻拎起，轻轻放下。修补残破的地方，也是用毛笔蘸着浆糊，一笔一笔刷在破损边缘处。就这样连续一周多时间，两件古籍才修复完成。

“那两件古籍修复完成后，没过多久，我就在宁夏博物馆的展厅看到了，挺惊喜的。”尹光华说，再次见到它们，已经一扫之前的破败，两本古籍被玻璃罩着，整整齐齐地陈列在博物馆里，一束暗黄色的灯光照在上面，显得更加神秘。“从那一刻起，我似乎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古籍修复师的乐趣，让它们在世人面前，重新焕发光彩并诉说一段历史，是一件很神圣、很有使命感的事情。”

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过不了几年，尹光华就要退休了。在这之前，她还惦记着带徒弟的事。“馆里其实还有其他人参加过国内组织的培训，但古籍修复这件事，不是一两次培训就能上手的，还需要有人手把手地教。”尹光华说，值得庆幸的是，馆里有不少人想和她学，典藏部的副主任白彩媛还为学习特意竞聘到现在这个部门。

“这个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她合适。”尹光华说着，想起自己的师父讲当年学习的情景，“去了别的不干，就折书捻，一折好几天，先把性子磨出来。”

其实不光折书捻能磨性子。在图书馆，她一个人做这项工作时，时常一整天就对着那些破损的纸张，手里不停忙活，一句话也不说。“日子长了，也会喜欢这种心静的感觉，因为懂得付出的时间，能帮助古籍在时光的赛道上，走得更长。”

来源：九派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