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情人>在中国的解释与接受

韦伊    华侨大学文学院  
说起杜拉斯，《情人》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原来的杜拉斯，是属于那种艰涩难懂的知识分子式作家之列，《情人》发表后，普通读者对杜拉斯的印象便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一个月之前，玛·杜对我来说还意味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祖瓦尔，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女作家，她还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情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但阅读《情人》后，她“发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在本国受到热捧，并由此引发了“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
一、《情人》在中国
中国先后爆发了两次“杜拉斯热”，第一次是在《情人》发表后的四五年间，各种中文译本纷纷出现；第二次是杜拉斯逝世后的几年，各个出版社竞相出版杜拉斯的作品，以表达对这位天才的纪念.
不过，普通大众听说《情人》，还依赖于小说同名电影的上映。在电影中，不仅小说被改编成了万众期待的俊男美女永恒的爱情故事，就连杜拉斯本人的私生活也被大肆炒作，以满足观众对于电影《情人》所展现出来的爱情的意淫。禁忌的爱、出格的性，成了她作品最大的噱头。电影的改编使观众对《情人》存在着很深的印象式的误读，将《情人》仅仅看成是杜拉斯本人的爱情自传，而忽视掉作品深层次上对人生的真知灼见，更看不到《情人》高超的艺术技巧。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情人》确实为杜拉斯赢来了更多的关注。接受美学理论中，作品只有进入读者视域，被关注被解读，填补作品的空白，才真正产生作品的意义，否则只是束之高阁的文本。大众对《情人》中爱情的成分如此关注，这也只能说明这一点比较符合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罢了。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人》传播到东方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不断被选择被解读的过程。这第一关，便是作品的译者。准确性是翻译的第一要求。语言形式的准确是表面的，更深层的要求是精神内核的准确。正如翻译家施莱尔马赫所主张的，翻译要“使外国作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译者不仅仅要自己看懂原文、还必须使原作者进入与译作的读者直接对话的范畴。”《情人》和杜拉斯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王道乾先生。可以说，王道乾先生在汉语世界里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他翻译《情人》时枯冷的笔调，恰恰与文本中隐藏的杜拉斯深深的绝望相符合，在形似之外，把握住了作品真正的内涵。可以说，中译本的《情人》是他与杜拉斯“合铸”的。有一名特别的读者——王小波，从不吝啬他对杜拉斯以及王道乾先生的景仰之情，他说:“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的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沉默的大多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他的关注点是语言，而不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这一点是独具慧眼的，越来越多的读者沉醉于王道乾先生优美绝妙的译笔中不可自拔。
二、王小波的“师承”
王小波对杜拉斯及其作品《情人》的评价高度是前所未有的。他说：“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沉默的大多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杜拉斯在王小波的心目中是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的，就像仵从巨先生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里所说的：
他盛赞《情人》“非常简约、非常完美”“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这样的小说“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写小说的人害怕”，王小波认为它代表了“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他推崇《情人》的结构、叙述、情感控制、密度、精致和它（6万字左右）的规格。
如此看来，王小波可谓是杜拉斯在中国不多的知音之一，可惜斯人已逝，不然必定可以写出一些“冒犯”杜拉斯的文字来。在王小波发表的作品中，杜拉斯的影响亦无处不在，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仿佛不受拘束、潇洒自由的文字，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也与杜拉斯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与杜拉斯着眼于生活的琐事，直面人生，反复书写的追求异曲同工。虽然王小波的师承不只杜拉斯这一位作家，然而杜拉斯对他无疑是非常特别的一位。
三、王小波之外
在王小波之外，人们经常喜欢将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覆盖在杜拉斯之上。在九十年代出现的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面向身体的“私语化”写作，就宣称是接受了杜拉斯的影响。然而读者在大片大片的身体叙事里，看到的多是女性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自卑以及身体的过度自恋。林白、陈染等作家毕竟落脚点太小，着眼过低，无法与杜拉斯相提并论，好在她们对于自己的写作也算是有着清醒认识。如果说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与杜拉斯尚且有那么一丝半缕的牵扯，那么所谓的“时尚小资”、“美女作家”之流，则完全是对杜拉斯的误读，她们关于性爱的描写，满足了大众的媚俗心理，其写出的东西，是否具有文学性还有待商榷。
综上所述，杜拉斯及其《情人》在跨语境的环境下，其人其作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变异。“杜拉斯说，《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写出而又舍我而去的书，它离开我的双手被送出去，此后它就是它了。” （《情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作品一旦完成，便与作者无多大的关联，在传播过程中被阅读被解释，才真正形成作品的意义。《情人》亦是如此，正是不同语境中的不断阅读与解释，才使《情人》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成为经得起挖掘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