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
摘要：在约距今8200至7000年之间的裴李岗时代，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聚落和人口增多，物质文化显著发展，已出现较为先进和复杂的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形态，迈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关键词：裴李岗时代；新石器时代中期；文明起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热潮。80年代中期，夏鼐和苏秉琦同时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目光投向广义的新石器时代。夏鼐从宏观角度，指出文明起源“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1]，他所说“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当指龙山时代。苏秉琦则具体提出在更早的红山文化后期，“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2]。80年代末90年代初，严文明通过对全国范围史前聚落形态的系统考察，明确提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 [3]。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先后有过距今8000年“文明的起步” [4]、“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5]、距今6000年之后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 [6]等富有启发性的提法。2003年，蔡运章和张居中根据贾湖遗址发现的“卦象文字”，明确提出距今8000年左右已有“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 [7]。近年裴安平提到中国文明起源开始于距今7500年以后[8]，冯时更是认为“中国有着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 [9]。2018年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则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10]。可以看出，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多数考古学家眼中文明起源的时间点，从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逐步提前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但也有的上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甚至更早。
观点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文明”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夏鼐、苏秉琦以来的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就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11]，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比如苏秉琦就曾明确表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 [12]。但冯时所谓“文明”，则对接中国传统，取义《易传》《尚书》，定义为“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强调“观象授时”或天文学成就[13]。简言之，前者重视“文明”的社会属性，后者属意其文化成就。
一般来说，“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一种状态。而与“野蛮”相对立的，不仅是发达的物质文化，复杂的社会形态，更应包含信仰、知识、修养、礼仪等精神文化特质在内。如费尔南·布罗代尔就认为，“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 [14]。塞缪尔·亨廷顿说，“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15]。前述苏秉琦也是从玉器、酉瓶和原始宗教礼仪的角度，指出距今8000年或距今6000年以后是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如此，不妨从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将“文明”定义为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综合体[16]。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会发现，中国文明的起源实际应当开始于更早的裴李岗文化后期，或者裴李岗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17]，这个时期可称之为“裴李岗时代” [18]。在约距今8200至7000年之间的裴李岗时代，或者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聚落和人口增多，物质文化显著发展，已出现较为先进和复杂的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形态。
二
先看黄河、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双墩文化。
裴李岗文化前期遗存目前仅见于贾湖遗址，而后期则分布在河南省大部地区。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部分较大墓葬，常以组合的形式随葬装有石子的龟甲、骨规形器、骨笛等特殊器物，有的龟甲或骨规形器上还契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19]。而且这些随葬特殊器物的较大墓葬绝大部分都属于裴李岗文化后期。这当中一般作为乐器的精美骨笛，冯时认为实属天文仪器律管[20]。装有石子的龟甲，或认为是龟占用具[21]，或认为是响器[22]。考虑到有的龟甲上刻有字符，其含义可能与卦象[23]或者验辞[24]有关，则龟甲作为龟占用具的可能性更大。骨规形器因多置于成堆的龟甲之上，发掘者推测其用途可能与龟有关[25]。也有认为其是握在手中观测星象之“规” [26]。考虑到这些骨规形器下端因长期把握而圆滑光亮，有的甚至握在死者手中，则天“规”说似乎颇有道理。龟甲和骨规形器又常共存，推测龟甲或与骨规形器所观测的天象有关，甚至不排除以背甲象天、以腹甲形地的可能[27]。龟背甲较圆圜，腹甲稍方平，或者“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已有雏形。
贾湖墓葬中的龟甲，多为偶数，上限为八[28]。龟甲中的石子，应也有一定之数[29]。以装石子的龟甲占卜，当属于八卦一类数卜的范畴[30]，体现“象数思维” [31]。占卜本身显示贾湖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属于原始宗教性质，但对“数”的执着又使其具有追求规则、理性的一面。前述以“规”观测天象，同样也是既有神秘性，又适应观象授时的现实需要。
贾湖、裴李岗[32]、水泉[33]等裴李岗文化遗址，都有专门墓地，墓葬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实行墓祭[34]，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说明已有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墓葬分区分组，可能对应现实社会的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墓葬排、列整齐，或许与辈分等有关，表明裴李岗文化已出现最早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35]。祖先崇拜和族葬，当为现实社会中重视亲情人伦、强调社会秩序的反映。
裴李岗文化同一墓地同期墓葬相互间基本不见叠压打破，推测当时地表应有墓葬标记，族人对数十年以内的祖先墓葬及其谱系还有清楚记忆；有的同一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36]，说明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农耕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
裴李岗文化后期聚落已有一定程度的分化[37]，墓葬也有较为明显的大小贫富之别[38]，尤其随葬龟甲、骨规形器和骨笛等特殊器具的基本都是较大墓葬，也以成年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见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男性地位已经相对较高。尽管这种分化可能是发生在宗教文化中心和普通村落之间，宗教文化领袖和普通人之间[39]，并未形成建立在家族之上的阶级分化。
裴李岗文化以西的白家文化或大地湾一期文化，就现有资料看，当为裴李岗文化后期西进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并融合当地土著文化传统而形成，年代大约距今8000~7000年。白家文化的发现虽远不及裴李岗文化丰富，但也存在“族葬”习俗[40]，在精美陶钵内壁还有较多彩绘符号。这些符号或许与裴李岗文化的契刻字符有一定关系。
裴李岗文化以东的双墩文化，当为裴李岗文化末期东向影响至淮河中游地区而形成，年代大约距今7300~7000年[41]。双墩文化发现有大量刻划符号[42]，其中不少被认为属于“文字性符号”或者带有“文字画”性质[43]；也有认为其中的“十”“井” “亞”等字形的刻符当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等空间体系，其“天地定位”思想与八卦方位理论吻合[44]。
总体来看，裴李岗时代的黄河和淮河流域文化区，已经出现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包括较为先进的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而这些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的形成，应当与其较为先进的生业经济，特别是其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有关[45]。
三
再看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跨湖桥文化、高庙文化、兴隆洼文化等。这些文化与裴李岗文化虽无明显的文化交流关系，但同样存在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形态。
跨湖桥文化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大约距今8200~7000年。在跨湖桥遗址曾发现8组刻划在鹿角器和木算筹上面的符号[46]，和距今6000多年海安青墩遗址骨算筹上的数字卦象[47]，以及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象基本一致[48]，应该就是记录占卜的原初形式的数字卦象符号[49]。令人称奇的是，在附近的义乌桥头上山文化遗址中，最近又发现了年代更早的距今9000~8500年之间的卦象符号，只不过有的是彩绘的长、短横符号，六个一组[50]，类似于《周易》的阴阳爻卦画，有的又类似数字卦象符号。两类卦象符号同时出现于桥头，在跨湖桥之后则仅保留了数字卦象符号[51]。其与贾湖的龟卜都当属于八卦类的数卜大传统，只是桥头、跨湖桥以符号记录卦象而贾湖记录卜辞，跨湖桥以算筹而贾湖以石子计数，细节方面稍有差别。跨湖桥文化稻作农业占一定比重。
高庙文化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南，大约距今7800~7000年。在高庙遗址发现有非常重要的祭祀遗存，包括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祭祀场发现的4个边长约1米的方形大柱洞，复原起来可能是非常高的“排架式梯状建筑”，还有数十个祭祀坑（其中一个为人祭坑）、附属房屋等。白陶上戳印有复杂图案，包括可以和祭祀场主建筑对应的“梯阙”式图像，以及太阳纹、八角星纹、鸟纹、獠牙兽面纹等[52]。发掘者认为獠牙兽面纹两侧常带双“翼”，并在“梯阙”之间，表达的是有飞龙、天梯等在内的通天祭祀仪式；鸟纹常载日、“龙”、八角星纹，当为凤的形象；而八角星纹则与太阳历以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53]。姑且不论高庙的八角星纹是否与太阳历有关，至少其在表达八方九宫、天圆地方等空间观念方面，当与贾湖、双墩彼此接近。高庙文化基本是采集狩猎经济方式，尚未出现农业，这与其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间观念形成较大反差。
兴隆洼文化位于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地区，大约距今8200~7500年。曾在查海遗址聚落中心发现长近20米的龙形堆石，以及10座“中心墓葬” [54]，说明兴隆洼文化也有龙崇拜，这些墓葬则或与祭祀仪式有关。塔尺营子遗址所出石牌形器上的獠牙兽面纹[55]，兽头两侧的“S”纹宛若龙身，不排除与高庙獠牙兽面纹一样属于飞龙形象的可能性。白音长汗遗址房屋AF19灶后发现女性石雕[56]，反映可能还存在女神崇拜。兴隆洼[57]、兴隆沟[58]、查海、白音长汗等聚落，多有环壕围护，房屋成排整齐分布，中心或近中心部位一般有大房子，体现出早熟的向心、凝聚观念[59]，在强调社会秩序方面和裴李岗文化有近似之处。兴隆洼文化的精美玉器也是社会有一定分工的产物。但兴隆洼文化未见与数卜、文字符号、天圆地方、族葬[60]等有关的遗存，与黄河、长江流域有较大区别。兴隆洼文化虽以狩猎采集为主，但已有旱作农业。
四
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所表现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而恰好此时，处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对外强烈扩张影响，使得黄、淮河流域文化彼此接近起来，也可能通过上层在宗教祭祀、空间观念等方面的交流[61]，使得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也和黄、淮河流域有了不少共性。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62]。距今6000年以后进入庙底沟时代，早先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了普遍复杂化的过程，各区域逐步迈入前早期国家状态，可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同时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63]。距今5000多年已经正式形成由良渚等各区域文明组成的早期中国文明。
西亚地区在距今8000多年以前，出现灌溉农业、祭室、权杖头、铜器、印章、符号、原始筹码等[64]，已经孕育着神祇崇拜、权利象征、社会分工、文字、商业等早期西方文明因素，同样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但中国和西方从文明起源之初，就存在明显差别，裴李岗时代在神祇崇拜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亲情人伦、祖先崇拜和历史记忆，文字符号和算筹主要与占卜、天文等相关，而缺乏表达贸易交换等的内容。这些文明的特质，连同数卜与象数、观象授时与天圆地方，以及龙、玉器等，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汇聚交融，绵延发展，成为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汉以后古代中国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甚至政治观的文明基石。
附记：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