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绯：钱钟书表叔的诗集

《北京晨报》6月6日专栏稿，发表时为删略稿，以下为原稿：

钱钟书表叔的抗战记事诗

肖伊绯

《甲申杂咏》是江苏无锡人孙肇圻的一部诗集，主要以诗文形式，记述了1944年（即民国甲申年）前后已沦陷的上海及江沪地区的民生概况。孙肇圻（1881—？），字北萱，号颂陀，曾任教于江苏国语讲习所，女子师范。他是钱钟书之父钱基博的表兄，即钱钟书的表叔，工书善画，精于诗词，著有《箫心剑气楼诗存》、《箫心剑气楼联语》等诗文集。他晚年避居上海，因其居所位于沪西蒲石路，又号蒲石居士、蒲翁。

据《甲申杂咏》作者自序，落款为“胜利后第三年，岁次丁亥”，可知该书出版时间实为1947年。只因1944年抗战尚未胜利，诗集完稿后三年方得以出版。关于写作缘起及主旨，作者郑重其事，序言开篇即语：“杂咏二百首，胡为而作也。有感斯发，无疾不呻，大都抒写性灵，未是寻常吟弄。成于甲申，故曰甲申杂咏。”他回顾抗战以来的时局，不无沉痛的写道：“溯自丁丑以迄，于今其间人事变迁、政潮起伏，野心家以为政之可专，好事者惟恐乱之不久，敌寇侵略益无忌惮，骏骏乎有囊括中原之势矣。上海地当冲要，沦陷最早，江浙继之蹂躏殆遍。”

在此，作者明确指出，因为政府当局内部的意见分歧与利益权衡，致使抗战大局一度被动难堪，日军也因之得以长驱直入，江南一片大好河山，今时已遍落敌手，实在令人悲愤莫名。接下来，作者又详述了一介老朽文士本不愿过问国事，而在抗战军兴、举国共赴国难之际，又禁不住要关注时局，亦为之忧愤满怀，并力求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复杂情态。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仆本不与闻政事，既无守土之责，又乏御敌之方，效请缨之举，精力就衰，有避地之思，室家为累，不得已隐于市廛。静观世变，亦有酒徒吟侣相与周旋，风月外无多谈，酒杯中讨生活。阅时既久，酬唱渐多，遂有茗余集之编辑，聊作观摩。未付剞劂，望治之余旰衡时局，默察敌情，外瞻国际，预计抗战结束为期不远。而诗料亦于是时为多，于是摭拾见闻，形诸歌咏。关于时事不叙缘由，恐以文字之灵，招时流之嫉。言虽有物，义取无题，余如叙述某事附以说明，不烦记事之珠，自有阳秋之笔。他若怀旧之情，登临之兴，发扬公德，激励孝思，闲话家常，关心文献，感时溅泪，结想于风云，遣兴登台，移情夫花草落落者，上下古今之事，栖栖者东西南北之人，自吐牢骚，不辞识小，饱经忧患，未敢投艰。对策敷陈，即试万言而可待，措辞翔实未妨七步以成章。其不知者以覆瓿诮之，其知者或敝帚珍之。嗟乎，轩鹤自鸣，无非干禄，沐猴顾影，应觉羞颜。是真啼笑之皆非，不识生灵之何罪。烟云过烟，枉托画师。月旦能公，惜非诗史。历时虽短，岂单辞片语所能赅者。墨无多俟，痛定劫余而作序。”

《甲申杂咏》虽以民国甲申年，即1944年的上海及江沪地区民众生活为基本题材，但有些诗作描述的历史背景，却可以追溯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事实上，以1937年“八一三”事变为起点的淞沪保卫战，因中国军队奉命奋起抗敌，国民政府也表明了“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的坚决态度，与日军以死相拼，一时大快人心、大振民气。上海各界人士也纷纷捐钱捐物，大力声援抗战，全力支援前线。对此，《甲申杂咏》就录有多首诗作加以咏赞，其一云：“身经百战富戎韬，充实军储气倍豪。寄语健儿各珍重，犒师不独一弦高。（各界助现金及食品用具，络绎于途）”其二云：“巾帼能知国步艰，一时义愤到眉湾。裳衣知出纤纤手，不斩妖魔誓不还。（大家闺秀都手制衣被劳军）”与此同时，淞沪保卫战一度还获得过全国各地军队的响应与支援，广州国军的一个飞行编队就曾飞抵上海，拚死抗敌，血洒长空。《甲申杂咏》里对此事也有诗作记述，诗云：“许国何知儿女情，凌云结队出羊城。将军神妙从天下，扫荡烟尘是此行。（粤飞机来申助战，机师嘱付后事，表示决心，慷慨登程，各界送行者有空巷之慨）”这些热血抗战的事迹，曾深深打动孙氏，但年近花甲的一介文士，只叹无从军之力，对此也颇有愧憾之意。他在一次酒后抒怀，为之写道：“休将老大笑中华，弹压神山洵足夸。媿我未曾投笔去，枉称兵法属吾家。（酒后遣兴）”

然而，在日军精心筹划、装备精良的强大攻势之下，淞沪保卫战终因敌我军力悬殊太大，还是未能取得胜利。当然，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中国军队表现英勇顽强，使日军的“速决战”未能得逞，理应载入抗战史册。此战前后共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余万人，统计死伤30万人。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上海沦陷,日军在上海为所欲为。从此时开始，直到《甲申杂咏》撰写的1944年，这七年时间里，作者孙颂陀的笔下，更多的则是对沦陷区里民生艰难、民不聊生的记实之作了。

譬如描写日伪当局长期实行的城区戒严制度，诗云：“风前月下小回旋，绝似红丝一线牵。任尔如花应却步，只生荆棘不生莲。（随时随地戒严，欲行不得）”又如描写灯火管制之下的萧条街景，诗云：“千门万户悄无声，方寸惟留一隙明。独有嫦娥逃世外，依然彻夜放光明。（灯火管制）”又如随处可见的死难同胞埋葬情形，诗云：“野哭声中拜墓门，从今空谷屐留痕。烧香问佛缘何事，不向西河奠一尊。（感赋）”再如在苛刻的口粮限运制度，诗云：“节流竭泽究何因，患寡何如患不均。莫道平民无担石，相逢尽是持筲人。（运输米谷八公斤为限）”再如烧杀焚掠之后时疫流行，曾一度令人谈之色变的脑膜炎疫情，诗云：“满地干戈劫未消，病魔何事向春骄。顿教梅豆增声价，传遍灵方疾似潮。（话梅煮赤豆汤可防脑膜炎，全市传遍）”关于日雇华工们的悲惨境遇，他痛惜，商人见利忘义的投日行径，他痛恨，这两种情绪他合为一诗来写照，诗云：“工作怜他做下层，泥涂负载力能胜。同胞群起锄非种，刺字面庞作小惩。（江北小工多被日人雇用，扛运死尸。有某汽车厂将卡车供给日人军用，或谓宜将厂主捕获，面刺“亡国奴”三字，俾群众知警惕云）”

而此时，作者自己的生活景况也颇为难堪，每况愈下。所居小屋经常漏雨，亦无钱修补，他为此自嘲云：“身世浑如一叶舟，连番风雨入凉秋。吾庐亦有烟波意，只媿浮沉共浊流。（寓庐低下，一雨便成泽国）”因为收到远在重庆的家人来信，并附有其孙女玉照，他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家人平安、团圆可期，忧的是囊中羞涩，缺钱少粮，为此作诗云：“一纸家书路几千，开函快覩影娟娟。天涯虽远归期近，料理而翁见面钱。（孙女一琪小影自渝寄到戏作）”而对于山川风物、古董字画，这些曾经为之终日流连的风雅物什，此刻在作者眼中，也颇有物是人非、浮沉苍凉之慨。他的《枫桥夜泊图》题诗云：“寒山寺外夕阳低，风景当年未忍题。飞遍劫灰薪木尽，不知何处有乌啼。”《探梅图》题诗又云：“当前风物似孤山，一棹烟波任往还。薪木已先尘劫尽，梅花何幸尚人间。”因为下雨，在茶馆小坐，对眼下的“亡国奴”境遇也有感慨，诗云：“茗边小憩雨滂沱，只惜风雷一刹那，人尽痴聋天亦醉，要凭佛法去降魔。”在沦陷区，即便只是坐下喝口茶，也有危险，作者自己就还遇到过茶馆附近被炸弹袭击的惊魂时刻，他为之写道：“摩空声势最分明，顿敛谈锋座尽惊。为祝池鱼莫殃及，此间恐是受降城。（茶座闻炸弹声甚近，为之失色）”

《甲申杂咏》所辑最后一首诗，仍是孙氏的感言陈词，诗云：“创痛未消迹已陈，沧江我亦苦辛人。新诗赋就成何用，只纪岁华是甲申。（诗录既尽，赋此殿后）”，至此，41个页面，200首诗作完结。之后，还附录有《壬申纪事》组诗30首。所谓民国壬申年，即1932年，此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是继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的又一重大事变，标志着上海正在成为日军攻击与侵略的重点目标。《壬申纪事》正是以诗作方式，来记录这一重大事变的。

作者开篇即语：“自编痛史纪壬申，猿鹤虫沙迹已陈。本是客中偏作客，廿年惯做乱离人。（自沪城移居古拔路）”上海“一二八”事变，当然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空前痛史，更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江沪各地民众的国难痛史，作者笔墨到处，无一不突显着这一痛史之“痛”处。

当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正值当年春节前夕，而普通民众迎来的不是爆竹声声贺新春，却是日军猛烈不断的火炮袭击，逃难人群蜂拥至上海租界躲避，作者诗云：“年年爆竹报新年，今日申江炮火连。到处网罗行不得，盈盈一水隔人天。（暴日袭击上海，枪炮声如连珠。闸北被灾尤重，争渡苏州河避入租界）”当得知十九路军奋起抗敌，屡屡重创日军，又让作者精神为之一振，作赞诗云：“拱手无如寇已深，求和主战费沉吟。一夫振臂万夫起，举国同回已死心。（暴日胁迫上海市府，条件妥洽，夜半又轰击闸北，十九路军急起自卫，毙敌无算，各路国军响应）”然而，上海“一二八”事变两天之后，国民政府如惊弓之鸟，迅即宣布迁都洛阳，而不是奋起抗敌，对此作者又作诗讥嘲云：“黎民鸡犬乱于麻，虎踞龙盘莫浪夸。春到陵园人不见，群公又看洛阳花。（沪变猝发，国府迁洛阳）”

可以说，《甲申杂咏》及所附《壬申纪事》，二百余首诗作，真实的再现了作者所在地上海及江沪地区，在抗战沦陷前后的现场实情。从“一二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从上海彻底陷入敌手到抗战胜利前夕，此中境况，此间心绪，作者均以诗代史，一一抒写。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页，虽只是记叙其为友人所作梅花图题诗的事迹，但却颇具特殊的纪念意义，也自是一篇意味深长的“诗跋”。跋云：

“……作红梅一帧留念，丁丑七月，日人大举入寇，内子挈儿女仍住舍亲处。怀朴出前画，属题口占二十八字：'高斋曾借一枝春，梅鹤重来劫又新。天上双星应匿笑，六年两作乱离人。’时丁丑七夕。迨乙酉七月初三闻日人向我乞降，旋即证实。怀朴又出前画属题，喜极走笔，书之诗曰：'一丸原子竟回春，转眼神州气象新。我慰双星先自慰，看花今属太平人。’画本寻常，已成掌故，敝帚遂足珍矣。记事诗只三十余首，附甲申杂咏后，诗之传与不传，无关轻重。惟重检红梅一段文字缘，如展日人两页侵略史，是不可以不记。丁亥长夏蒲翁时年六十有七。”

原来，孙氏曾在友人所绘的同一幅梅花图上曾两次题诗，一次是民国丁丑年七夕节，即公历1937年8月12日，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前夜，全民抗战伊始；一次则作于民国乙酉年七月初三，七夕节前四天，即公历1945年8月10日，恰值日本投降前夕。两次题诗，孙氏都化用了七夕节典故，但两次题诗，时局国运与个人情感又完全不同。第一次题诗有云“天上双星应匿笑，六年两作乱离人”，这是说天上的牛郎织女星都在偷偷的嘲笑着世人，因为在这六年间，即1931—1937年间，日军发动“九一八”、“七七”两次重大事变，悍然侵略中华，让包括作者在内的国人，竟然在六年间两次背井离乡、逃难奔走，这种境况比之一年一会的牛郎织女，实在也好不了多少了。第二次题诗则云“我慰双星先自慰，看花今属太平人”，这是在感叹此刻抗战即将胜利，该轮到国人团圆太平的时日了，如今人心足以感到快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星也会因之快慰吧。而诗中提到的“一丸原子竟回春”，就是指美军于1945年8月6日、9日，两次向日本广岛与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史实，正是这一事件导致二战战局全面扭转，日本于8月15日迅即宣告投降。从1931年开始的中国抗战，14年艰苦卓越的奋起抵抗，终于迎来了“转眼神州气象新”的胜利日了。

如此看来，这幅友人所绘的梅花图及孙氏的两次题诗，当然有着极为特殊的纪念意义。正如这册《甲申杂咏》里所辑录的每一首诗作那样，诗句背后都是令人沉痛与深省的国难写照；孙氏以这同一幅梅花图上的两首题画诗及其缘起来为诗集作结语，看似风雅依旧的名士举动背后，他所想要抒写与表达的，也无非仍是国家兴亡与人生运命之间，那千丝万缕、枯荣俱系的必然联系罢了。总之，《甲申杂咏》这样一部诞生于抗战期间的，生动抒写上海及江沪地区沦陷前后民生概况的诗集，既是孙氏苦心孤诣、以诗写史之个人作品，更是间接应证日军侵略罪行，侧面反映沦陷区生存环境的宝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