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年谱》后记

柳无忌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我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例行休假一年，去加州司丹佛大学作元曲的研究，以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司大的胡佛图书馆，把书库当作书室。“胡佛”所藏中文书籍，尤其是民国时代的报章杂志，颇为丰富。随便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东看西找，无意中发现了许多有关先父柳亚子的文字，及他本人散在刊物内的著作。当时就把这些复制一份，收藏起来。此后，我下一决心，凡涉及父亲的文字，尽量搜辑。经过不断的努力，与国外各地朋友的帮忙，这些作品积聚成帙，颇为可观。一九七二年中美复交，下一年春天我重返祖国，与亲友们取得联络，扩大了为我提供材料的新知1日交的友谊圈。我意想着，总要有一天能把父亲的诗文集编印出来，为他的事迹撰一部年谱。这个构想，得到我在北京的妹妹无非的赞助，渐渐成熟起来。她与无垢妹妹早在一九五九年编印了《柳亚子诗词选》。在广州的表弟徐文烈，对此事亦极热心，不时寄给我他手头所有的资料。终于，当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时，获得各方面的赞助，那部《柳亚子文集》的编印，遂由构想成为事实。而此册《柳亚子年谱》，经过去年不断的写作与增订，也成为待刊之书，有与读者见面的机缘。

对于传记文学，我一向有兴趣，也希望将来有一部先父的传记。在大学时代，我曾帮父亲编印他的友人苏曼殊的全集。于曼殊逝世五十周年时，我完成了英文本《苏曼殊评传》，四年后出版。依照现在的情形，先父的诗词已有三册选注本；他的诗文集在钱昌照前辈的领导，民革中央的支持，图书馆、革命博物馆、出版社的协助下，也正在筹备与编印中；而有关父亲及南社的书籍、文字，亦有数十种之多。在故乡黎里，成立了“柳亚子故居”，据最近报告，去年一年内前去参观的人数超过一万。国内学术界，与故乡人民，对于先父的怀念，激动了我的情感。唯一的遗憾，还没有一部柳亚子评传，使读者能更多的知道他的生平与事迹，他在文坛上的贡献。这工作需要客观的叙述，理智的观察，审慎的分析，为他的家人所不宜或不能做的。但是，这部评传也得建筑于可靠的，结实的事实基础上。我虽不能为家父作传，但如把年谱编出，也可为传记的创造，安置下一些有用的构架，使他日为家父的作传者，能在这上面建成一座辉煌的大厦。这就是我写作这部先父年谱的主要动机。

对于我，撰写这样简单的年谱，也有困难。从少小离家上学起始，我随侍父母亲的时候不多，后来在学校任教，只有在假期内短暂地与家人相聚。抗战后出国，留居海外。因此，我所知道父亲的事迹，与接触到他的言行，不够充实。好在，可以补救的，我所搜集的他的著作，如《自传》，《自撰年谱》，《五十七年》，《南社纪略》，《乘桴集》，《怀旧集》，他所编印的《分湖柳氏家谱》，《南社丛刻》，未刊行的《乘桴日记》，《北行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文字，可供参考的，却相当丰富。根据这些第一手资料，加上我所能追忆的父亲生平的片断，与他人所写的有关文字，我开始写作年谱。在这过程中，得到许多亲友的帮忙，充实了我的原稿。可以提出的，有先父的友人尹瘦石，陈迩冬；民革中央的甘祠森，孟周同志(为他们的逝世敬致哀悼)；还有年轻一代的张小曼，杨天石，王学庄诸位。尤其是无非，她帮助我最多，没有她，这部年谱就写不成。她在国内有与各方面接洽的便利，为我收集了许多重要的资料。譬如，最近她得到一部父亲编订的第三次纂修的《家谱》(未刊稿)，竟为此费了许多时候，抄给我数十页有关柳氏祖先最可靠的材料。

这部年谱的编写，最初的五十四年，是以家父的《自撰年谱》为蓝本，尽量引用其中的记载与字句，另以《五十七年》与《南社纪略》二书的材料补充之。《自撰年谱》止于一九四○年底，以后的十八年，我参照了朱荫龙所撰的《年表》(一九四○至一九四四)，以及其他我所搜集与无非所供给的材料。初稿完成后，曾给文烈表弟看过，他提出意见，改正若干错误。人民出版社的范用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晶同志，也都看过原稿。特别感谢晶同志，在此书的出版与校订方面帮忙很多，更允许我把他为先父写的文章，作为这部年谱的代序。

叶圣陶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破例亲笔题写书名，使本书大为增光，我深感荣幸，谨致衷心的谢意。

如前面所提及，本书实是无非与我的合作物。这使我想起，早在五十多年前，我与她，还有无垢，当我们尚在天真的青春时期，也曾合作过一册小书，《菩提珠》，“献给我们最亲爱的父母亲”。在今年父亲逝世二十五周年，无非与我以同样的心情，将此书献给双亲，作为一个纪念。虽然时过境迁，而此情不渝，就是先我们而去的无垢，我想，也会首肯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美国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