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盟革命回忆录之铁骑纵横在草原上（前篇）

铁骑纵横在草原上

--在西乌珠穆沁旗奔袭土匪排哨

巴图阿斯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全境解放。我军主力向华北挺进，敌见我雄兵云集，精神受到震撼,士气全堕。残敌败兵，漏网之鱼，乌合之众,不敢与我作战。故蒋匪军为避我锋芒，乱闯乱退;土匪日暮途穷，乱逃乱窜。主子和奴才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谁也顾不了谁的一片混乱局面。

此时，从辽西战场上狼狈溃逃的蒋匪军骑兵旅残部四百余人,震慑于我军各部分进合击的强大声威,感到云乱风紧，暴雨必来，自己走投无路，但又妄想凭借偏僻边沿地区与我周旋，苟延残喘。因此,他们直向偏僻边沿地区狼狈逃窜。蒙据此，我内古骑兵第一师奉命立即由彰武出发，直追这股匪军。部队日夜兼程前进，渴了喝几口泉水,饿了,吞把炒豆。从各级领导干部到每个战士,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追击!追击!不让逃窜的敌人有喘息的余地，更不让敌人有残害牧民和抢杀牲畜的空隙。我们经过林东、大板,到达林西时，军区来电告知，由辽西逃窜的蒋匪军骑兵旅残部，全部向西北逃窜。故令我师要歼灭在锡林郭勒盟与昭乌达盟邻接地的几股武装土匪。保护锡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保证当地地方工作的开展。

我师立即派一个骑兵团进驻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侦察匪情，搜剿土匪。同时，控制重点庙宇，保证党政机关和交通要道的安全。

师部与部队驻在林西、经棚整训。

当时,匪情是在锡盟东西乌珠穆沁旗和昭乌达盟北部地带,武装土匪主要有两股,即一股是以胡图凌嘎、达布苏喇嘛为首的约有四百余人,活动在西乌珠穆沁旗,另一股是以巴特尔沙为首,约有几十人,活动在东乌珠穆沁旗。其它还有几股零散土匪,每股仅有几十个人。这些土匪是彼此呼应，有死灰复燃之势。特别是混世魔王胡图凌嘎积极策应国民党活动。企图在偏僻边沿地区留下他们的反动的武装阴谋,于此,胡图凌嘎在张家口解放前夕，即得到驻张家口、多伦之蒋匪军的赏识，特地去张家口与一○五军头目相会见,并赏给他两门迫击炮和武器、弹药。从此，胡图凌嘎把蒋匪军认贼作父。声称是国民党的“蒙边剿匪总司令部”。自从张家口回来之后;自封司令,得意忘形，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妄想一举把我盟的党政干部赶走、杀光。胡图凌嘎对封建上层说:“我是保护王公贵族的”对上层喇嘛说:“我是保卫宗教的”，他以“一身兼二任”为荣,打旗号，拉队伍，增添他们的匪徒。反动上层喇嘛几乎都和胡匪有暗中勾结，把喇嘛作为招纳匪徒,搞情报的据点。这股武装土匪是以封建贵族和反动上层喇嘛为骨干,搜罗了由东部逃窜的惯匪额仁钦残部作先锋;并欺骗威胁部分不明真象、误入歧途的群众参加，组织了一支带有地方性的反动武装土匪。他们隐藏活动在边缘、接合部地区，走僻偏小路，住荒山僻野。在战斗手段上采取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多路窜扰，速来速去，抓一把就去等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破坏的目的。他们捕杀我地方工作人员，而且手段是十分残酷的，如火烧、刀劈、斧砍等。同时把牧民赖以为生之牛羊、骆驼赶走宰杀，特别是把马匹成群赶去。胡匪每经一地,任意掠夺财物，强奸妇女,拦劫商旅,.无所不为。本来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是风光明丽，碧草如茵，“人杰地灵”,因之高歌声，遍地可闻,可是，现在却在蒋匪帮的唆使之下土匪遍地,地方风气大丧。

我师清剿胡匪是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企图在我边沿地区留下其反动武装阴谋的一场斗争，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九年二月份，为了清剿土匪作战的需要，应立即掌握好匪情。就此,师首长令我率领师直属侦察连，进驻锡盟西乌珠穆沁旗迪彦庙。当时，我是师侦察科副科长。

迪彦庙座落在西乌珠穆沁旗东南部。该庙是胡图凌嘎窜扰的行经之路。在西北六十余里路有一座高力罕山，地形复杂，有茂盛的树林,浓密的灌木丛和一人多高的野草。山区周围是一片草原和丘陵相间的宽阔地带，西有一条高力罕河。真可谓倚山傍水，进退自如的较好的兵家屯聚之所。同时，这一带胡匪的社会基础较深，于是，胡匪在情况紧张时，常常逃到这里躲避。

我们进驻迪彦庙后，首先与该庙周围居住的牧民群众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揭穿胡匪的反动本质;以及我军清剿胡匪的决心。由于胡匪的造谣胁逼，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反映情况。为此,我们采取了白天组织小分队，在胡匪经常出没的荒山僻野进行侦察搜索，对搜索中发现的各种痕迹立即进行鉴别，继而扩大线索。并在判断征候和鉴别痕迹时,结合敌人的活动规律和地形条件,去研究分析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形上有这种征候和痕迹,把它一一判断，以及询问牧民。如发现马蹄的顺序,判断土匪的去向，从对野草的践踏程度，架锅做饭的火堆数,判断土匪的大约人数，以及发现有马粪等痕迹判断土匪离去的大约时间。我们通过对各种痕迹的鉴别判断，虽然没有找到土匪,但它提供了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同时,我们把这些痕迹通过个别询问等方法,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分析和判断，较好掌握了胡匪逃窜此地的日期、人数，以及企图等情况。

夜间组织了短小精干的小分队，到偏僻分散的居民点，而且匪属居住较多地区，实施侦察搜索。方法上多处放套子，四面轰兔或一处设伏，多处搜索等办法。其具体作法是:先在主要地段上派出一个小组隐蔽下来，再进行搜索,有时,先派出小组,在匪属家周围设伏,后到匪属家附近的家里喊话，叫人问路，找人带路等办法，总之这些办法都是为了轰兔上套的目的。我们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不大;据此，我们组织干部个别访问了受土匪的欺凌和侮辱，有苦难言的牧民，以及那些牲畜被抢走，无可奈何加入匪伙的匪属。经过访问后我们获得了很重要的情报。

在我们访问中，牧民和匪属反映:为什么你们来之后，牧民群众关门闭户,不见人影呢?而人们离你们站得远远的不敢接近你们呢?这是胡图凌嘎之匪的造谣胁逼群众的结果。他们又说，胡图凌嘎的人到处都有,哪个是土匪,哪个是牧民你们是分不清的，再说胡匪的报复随时临头呀!所以，饱受荼毒，虽然满腹仇恨，满腔愤怒，但仍不敢抬头，连胡图凌嘎之匪，都不敢说是土匪。牧民和我们说话，也四面观望，怕被奸细看到。看来，牧民们不见胡图凌嘎死尸，他们是什么都不敢动、不敢说的。胡匪对我们靠近的牧民横加迫害。并给牧民规定，不准去坝前探亲访友与汉族人来往,妄图断绝我军情报来源。在访问中也得到消息说，胡匪经常派出人员，搜集情况，他们白天瞭望监视我军，夜间派坐探窥视我军。就此，我军由林东，林西出发，刚刚路过大坝（指锡盟、昭盟交接的大兴安岭支脉）就很快传出:由大坝南过来多少部队，有多少车辆，拉了些什么东西等,使我军在军事行动上:非常被动。故我们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并保障全面进剿土匪的军事行动的必要，必须把胡匪的耳目挖掉。这是我们和胡匪的特务、奸细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出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师部向各驻剿部队命令，要严密控制各驻军庙宇，并盘查经常出没在喇嘛庙里的行迹可疑人员，如发现土匪的零星人员:立即追捕开并送师侦查科审查。一时身份搞不清的可交当地工作组审查，不能轻易处理。对与明匪有勾结或通风报信的分子亦可采取密捕审查的方法进行。

师部命令下达后,我驻西乌珠穆沁旗侯头庙骑兵二团的一个连,有一天岗哨发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这人骑着白马，速度挺快，慌慌张张进了喇嘛庙。岗哨立即向连部报告，连长随即派人跟踪时却找不见了，不知进了那个喇嘛的家里。为了严密监视和审查这个可疑人员的下落又增加了岗哨。当天下午太阳贴进西山的时候，我岗哨发现一个女人由庙里骑着马向外去，她用毛巾包着头，探头缩脑，走得较慢，可是,刚刚走出庙后，就加鞭飞驰，这时，我们预先准备的三个战士，跃身上马直追，逼进细看，她相貌不像女人，问她也不答话。我们的战士扯去其头巾一看，是戴着皮帽，外面包着白巾，原来是个男人，是上午窜来的那个可疑人。他自称牧民,并说他母亲患重病。急忙来喇嘛庙念经。我们战士一眼就看出。他眼飘忽，言词颠倒，知道有诈，厉声一喝，他就坐不住了，吓得魂飞天外，叩头作揖，惊呼“饶命”，不敢抵赖。但他只谈些自己通匪的一般情况。最后，勉强承认是西乌珠穆沁南部的匪联络员。

第二天驻侯头庙的连队立即派一个班人把被捕的俘虏连夜押送到驻林西的师侦察科。我们当晚组织人员进行了审讯。

审讯俘虏是一项面对面的斗争，它又是一项复杂细致的情报分析工作,既要掌握党的俘虏政策，又必须有灵活的审讯方法。

我们的做法是:

首先宣传党的俘虏政策和我军剿匪的决心，揭露匪首的罪行。同时,对他的出身成份,思想动态等加以了解,以便为下一步审讯打好基础。

当晚，审问过程中发现俘虏有以下几个特点和思想顾虑:

1、重感情讲义气，态度较诚恳，性情较直爽;

2、认为说了实话是投降汉人、背叛王爷和宗教的行为;

3、怕说了实话放回去后，有被匪首杀掉的危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