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布置，讲究简洁清雅。

闲暇时喜欢阅读。执著于纸质阅读，源于骨子里流淌的传统情愫以及手捧的温度，字暖生香才会字字深刻；

离不开电子阅读，则是因为它的方便快捷，手指轻触间，早已肋生双翅，穿越千年，跨越古今，所有你浅喜的，深爱的，甚至已完全忘却了的，都会瞬间呈现。

这两种阅读方式在我的生活中交替而行，久读成瘾，于方寸间倒也寻得不少乐趣。

文人与书斋是密不可分的，哪怕是日子再清贫，只要房中堆满了书，展卷而读，也会觉得精神富裕。

那么，古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的书斋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否必须宽敞明亮、藏书万卷？其实不然。

所谓“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

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

但有一点是书房必备的品质，那就是简洁清雅。

■ 面积

书房的面积必须大，或者必须小。必须大是理想，最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必须小是现实，很多人的书房很小，如果你家有两三口人、三四间房，在规划房间功能时最终总是最小的那间适合作书房。

小的书房有幽闭感，躲进去，把门一关，就像刚从野地里回巢的田鼠，鬼鬼祟祟地舒服。

我认为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须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狭窄的空间比较有利于营造上述气氛。

但我们还是向往大书房。不过，我们在如同半个足球场的书房里干什么呢？看书、打字，还是颤颤巍巍地散步？

我觉得那么大的书房不用来散步比较可惜，我相信有大书房的人也是这么想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通常产量小、质量低。

现在就有了一个定律：书房的面积和写作的产量、质量成反比。

这个定律的另一层意思是，“理想”最好是止于“想”，实现了的理想总会有出人意料的弊端。我的书房不大，也不小。

■ 朝向

书房的朝向无一定之规，东西南北皆宜。我的书房朝南，好处是有太阳，坏处也是有太阳，太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风不推窗。

——冬天或春天，北风猛烈，你会觉得窗外有一群暴徒，窗里的人心却静了。

而在南窗，只得听琴。总有一把胡琴吱吱啦啦响，琴弦大概是钢丝，琴弓如锯，操琴者每天从上午到下午，坚忍不拔地用他的哀怨和痛苦刺激人，那是街上的一个老年乞丐。

■ 书

书房里要有书。有的人书多，有的人书少。我的书多，但也正应了那句老话——“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认为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我们真正用得上的书其实是那么少。

大部分的书功用仅限于占地方，每思及此，焉能不“恨”？

关于书，有一种军备竞赛原则。我的武库中有一万枚核弹头，是不是我真打算有朝一日把这些弹头一枚枚地甩出去？当然不是，除非我疯了。

一般来说，有的书是坦克、飞机之类的常规装备，没准能用上，有的书却是买时就知道永远用不上，但还是要买；

超级大国配备原子弹就像女人配备镶钻的首饰，同样，有些书不买我就觉得委屈。

■ 床

请原谅我谈到床，我的书房里没有床，但我认为一般情况下，书房里放一张床很有必要。

它的功能是可以雄赳赳地从卧室摔门而出，再一脚踹开书房的门，不必为去哪儿睡觉心虚。我想已婚同志们对此都有充分的体会。

■ 视听设备

很多书房里是有音响的，我没有。我听窗外的胡琴，也听车声，还有附近歌厅的小姐们下班时夜鸟归巢的尖笑。

还经常有人在街上争吵，夜让他们口无遮拦，他们不知道有人在他们的头顶正抻着脖子看。

有一度，楼下那家茶楼生意寂寥，两个穿中式裤褂的女孩子闲着，居然在马路中间跳绳，那是凌晨一点，听着“哒哒”的声音，夜变得点点滴滴。

我敬畏那在些在写作或读书时听巴赫或莫扎特的人，我觉得他们“白衣胜雪，玉树临风”，也就是说他们又瘦又白，身体几乎抽象为精神。

我希望我也能这么干，也许还能瘦身减肥，问题是我对音乐的欣赏水平最高也就到了王菲，我的心总能随着她的哼哼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这显然是看书不宜，写字也不宜。

所以，没有音响。但有过电视。

我喜欢让电视无声地开着，我在电脑前工作。打出的字数差不多够一千了，如蒙大赦，赶快懒到沙发上，攥着遥控器，一个一个频道翻过来翻过去。

和“知识分子”们一样，我也经常控诉电视，因为是否爱看电视是政治正确与否的标志。

但谁都说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可你总不能因此就闭住嘴不喘气。

看电视的主要问题是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难收拾起心情回到电脑前，这让人有一种自甘堕落的罪孽感。

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是个上进的同志，我最终把电视搬到了另外的房间。

但有电视的日子是好的。蓦然回首，见那人或那群人在无声地哭、笑，在街上奔跑、在床上拥抱，一条鲨鱼张开血盆大口、一只鹰展翅滑翔……

■ 书桌

20世纪30年代国破家亡，书生们投笔从戎，最坚强的理由是：天下之大，竟放不下一张书桌。

到太平年月，书生的烦恼主要是房间之小，也放不下书桌。90年代初，我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间六平方米的书房里对我说：“有朝一日，我要买一张六平方米的书桌。”

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宏伟理想出去奋斗了。现在他肯定已经有了六平方米的桌子，他可以在上面睡觉、打滚儿，当然也可以大笔一挥，签合同。

显然，中国的读书人一直端着他那张书桌，寻寻觅觅，犹犹豫豫，凄凄惨惨戚戚。好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解决办法，就是取消书桌。

我的书房里只有一张长不过四尺，宽约一尺五的老式琴桌，雕镂着鹿、鹤、云纹和松枝，烦琐而呆板的工艺风格透露着精疲力尽的末世趣味，应是晚清制品。

这张琴桌正好只能放下电脑、键盘、鼠标、一杯茶和一个烟缸，也就是说，它成了一张电脑桌。

——这不是书桌。要看书我可以坐在沙发上，要写字我就敲键盘，我为什么需要书桌？

■ ......

“……”是“等等、等等”的意思，指书房里难以归类的各种物品。书房是私人博物馆，而且那位收藏家通常看上去趣味混杂、随遇而安。

比如，我的书房里就有仿均窑的大瓶和景德镇大瓶、根雕观音和醴陵的滴水观音，有来自古巴的格瓦拉烙画和来自巴黎的拿破仑铜画，有一只汉白玉羊和一只汉白玉鸭，几只真假不明的陶罐；

一把铜茶壶和一只云南石瓶，北海渔船上的桅灯，一架飞机模型，是朋友在青岛机场所赠，一张羊皮上的唐卡，它来自甘南；

还有一块据说花纹很像卡夫卡的石头，一根绿玉笛，插在青花大瓶里，一艘白瓷船，两只巴基斯坦铜瓶，几把藏刀，一头青铜怪兽……

这些物品被珍重地收藏。它们本身的价值可疑，它们之间构成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古怪关系，它们之所以放在这里因为它们是个人生活的印迹。

那些物品落满灰尘，但擦去灰尘，记忆犹新。

■ 主人

书房当然有主人。书房是它的主人隐秘的舞台，是一个人的梦境，是他绝对虚假、绝对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