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四书”中的道德秩序

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以及与此相关的依靠社会舆论与内心信念来实现的人格完善、自我确定和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 。千百年来，维系中国主流社会的道德观是源自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家道德系统是统一于某种意识形态，支撑人们的精神空间和道德秩序的底线是“诚”、“义”。关于“诚”和“义”的论述都是以“己”和“人”作为框架的，以“己”为出发点，然后以己推人。我自己不要的东西，我也不要加给别人；我自己喜欢的，也应该让别人分享。这是构成孔子思想或者说“四书”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原则。目前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道德危机，实质是说当前中国社会普遍蔑视某些任何公民本来就应当受到其约束的基本原则，而奉行目的至上、不择手段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缺乏某些不可动摇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前不久，发生的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大巴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后坠江。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在义乌、北京、武汉等城市都发生过类似乘客抢夺公交车司机方向盘的恶性事件。此类事件，折射出公共安全制度淡漠，也折射出人们的社会道德缺失。通过学习儒家“四书”，逐步恢复被丢弃了多年的儒家道德观念，对化解目前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道德危机，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称为儒家四书，是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我认为代表儒家文化的“四书”，是国学经典中的极品。儒家文化，不仅在“家国一体”的宗法等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以“家国一体”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模式及方法。儒家《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秩序观念，其表现为家庭道德秩序和社会道德秩序两个层面。《四书》的道德秩序观念的特点是家庭血亲关系高于社会政治关系，家庭血亲伦理高于社会政治伦理。四书之名始于宋朝，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经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曾子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论语》，是记录孔子思想的材料；《孟子》，主要是孟子自己的著作；《大学》和《中庸》是《礼记》里的两篇。《四书》中的道德秩序观念，都把孝悌之道作为家庭行为规范，把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和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要求作为社会行为规范。道德包括三个方面，它既是一种观念、情感、行为习惯，又是一种人格完善、意识和品质，还是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体系。我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家族本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关系， 是中国传统道德关系及道德规范形成的根源。它在社会的显层文化中便表现为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 的政治伦理和伦理政治。在四书五经中，“齐家”和“治国”紧密相联，“私德”和“公德”融合为一。在中 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的建构中，逐渐形成了以“五伦”“三纲”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并被儒家 称为“天经地义”的纲常名教的核心。《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是初学儒学的人的一个“入德”的门。读《四书》，要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大学》是整个儒家体系的一个纲，非常简洁的一个大纲，是“治学为学”的一个纲目，“修身治人”的一个规模，“内圣外王”的一个大道。《大学》首次系统论述了“齐家治国论”。《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约为秦汉之际儒家作品。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成为南宋后理学家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强调人生在世，要以“立德”为本，而“立德”要以“孝”为本。在家为“孝”，在国为“忠”。以 “孝”促“忠”，以血缘关系促等级秩序，以“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在儒家看来，在 家能孝悌者，在外必能忠义。人人若能在家知孝悌，在外知忠义，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了。《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该文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等均有深刻启迪意义。《论语》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论语》的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为儒家有秩序社会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导向。《论语》开篇便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宋代理学家朱熹说这句话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论语 》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孟子也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注：《孟子·告 子下》）孟子还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注：《孟子·尽心上》）“义”者宜也。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义。儒家强调“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义务的本质便是“爱人”，即“仁”。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孟子还明确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是战国时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作，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有秩序社会思想最概括的是“五伦”的提出。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信义”作为它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的又一种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出自《孟子·告子上》）。这里生命与道义是合理存在的，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对道义的追求要高于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时，要舍生取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与道家相比，儒家比较务实。中庸之道便是典型代表。虽然中庸思想不是儒家最先提出来的《尚书》中已经有了“允执厥中”的说法，但中庸之道确是由儒家发展成为道德哲学的。《中庸》首次提出了“天下之达道五”和 “君子之道四”的人伦系统。《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战国时子思作。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遵循人的本性是自然的道理，对于处在社会中的人，我们需要依据人性来进行修养。所以才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儒家不是压抑人性，而是承认人性、顺应人性、以人性为根本的并要根据人性来进行修养，体现了儒学思想的社会性。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道德教育是每个朝代都特别注重的，因为道德是社会秩序之本。在推行周礼、仁德及中庸之道时，儒家的各位师徒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也曾感叹道世风不古以及育德之艰难，其实，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就相应增多，由此而引发的道德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关键是人们如何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如今，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正确引导，好好“消化”的话，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两汉以后学五经，两宋以后学四书。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四书》作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笔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书》教育对当代中国人有怎样的意义这一问题，也是试图评估传统经典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制衡市场规则对于道德伦理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渗透和控制。我认为：《四书》是先人的经典，也是我们的经典，学习《四书》，学习经典国学，是弘扬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途径，要通过对经典国学的学习，使我们社会出现一个名符其实的“满口仁义道德”的新风尚。这也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赞评论转载分享复制地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