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二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何再来评价“赛先生”
中国《科学》杂志封面，第一卷第一期，1915年出版。上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印和吴弱男捐赠的。摄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撰文 | 江才健（台湾著名传记作家）
1996年我在中研院第四届科学史研讨会发表《科学之后？超越近代科学危机的再创造》论文，可说是个人关注科学与文化，特别是关注科学对我人文化启蒙意义问题的起始，尔后对之省思探究，萦绕在心，至今二十三载（编者注：原文书于2019年，故此处为二十三载）。
二十三年前之所以会发表如此一篇大胆，事实颇有新意的论文，有其主客观因素；个人早年的误入数学，却只得“数海无涯，回头是岸”，自省觉悟实与我人文化对科学过于执迷的大氛围有关；论文发表当时，我在报纸的科学报导评述工作十八年，投入七年撰写的吴健雄传已经完成，对于科学在文化中，特别是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与评价，自有一番体悟。
客观因素则是当时冷战方歇，二战后半个世纪科学与国家军经需求密切相关之局丕变，冷战时趾高气昂的科学家，开始受到科学文化研究者的挑战，质疑他们所谓科学客观性的真实意义，那年发生在美国，后来也延烧至欧陆的一场“科学战争”，正是其代表。
“科学战争”固然引起纷争，给科学带来一些危机意识，但毕竟是在相对封闭的学术黉宫，对社会冲击有限，实际带来更大冲击的，是一本《科学之终结》的出版，而撰写《科学之终结》的，居然是美国最具代表性通俗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的资深撰述霍根（John Horgan)，《科学之终结》出版当时便引起相当大的社会关注，英文版畅销，还有包括中文版的多种译本。
霍根之所以会由引介科学知识和科学文化的工作，觉悟出科学的局限与困境，我很能体会，因为我们在将科学知识转介给社会大众，都敏然于近代科学研究者所面对的，其实是对于科学既好奇也疏离的人众，然而大多数这些科学研究者的科学训练，只是拚命钻研于庞钜的科学知识，一旦入得研究之门，就一头栽入特别专门领域，他们受到近代学术体制的保护，来往接触多是同样思维的次领域同仁，学术体制鼓励竞争发表的机制，让他们对于科学本质的困境，既无需省思，也没有兴趣，有时面对一些质疑与挑战，甚至是嗤之以鼻。
霍根虽然写了《科学之终结》，并没有说由十七世纪以降的近代科学，就要寿终正寝，他之所以会写这样一本书，主要因为他接触认知愈多科学内涵，就愈发觉得科学终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所在。霍根早岁修习比较文学，但是相对于比较文学的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他原本认为科学有着清楚而实际的面貌，科学家面对问题，能建立共识，提出解决办法，是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办不到的。没想到他先修习科学，后在美国最富盛名的通俗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成为著名的资深撰述，工作十年之后却发现，科学过去面对一些比较简近的问题，虽说相当成功，但是当前面对着一些大哉之问难题，许多理论发展，显现出的却是玄奥虚缈、自说自话的面貌，一如他当年研究的比较文学。
霍根《科学之终结》的十个篇章，是他深入接触不同领域多位顶尖科学家和科学相关专家所得，由这些科学探究者的观点，他描摹出科学是如何由过去的成功面貌，走向一个玄思迷想的困境；他书写的范畴由科学本质到科学哲学的黄昏，物理科学到宇宙学，演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的认知意识难局，探索混沌复杂现象的出路难寻，到科学面对未来的无力，智慧机器创出的科学神学。霍根的成功，在于他所书写的每一个科学思维困境，都是以他和那些思维建构者的生动对话为脚本，让人清楚看到人类所有的思维，无论是否“科学”，都是多么主观意识下的产物。
我很能欣赏也领会霍根写书的思考，那是身在“科学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科学中人难以领会的。我个人对科学反思的《蓦然回首》虽说尚未写成，过去二十三年，确写了许多文章，讨论科学与文化启蒙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四”七十九周年在《联合副刊》发表的〈迎接一个后科学时代的宇宙新思维〉以及十年前“五四”九十周年也在《联副》发表的《为什么启蒙？》。
《迎接一个后科学时代的宇宙新思维》是以中研院科学史研讨会的《科学之后？》论文为张本，讨论在科学文化思想范畴中，早有梁漱溟、汤用彤和陈寅恪以及史宾格勒、汤恩比和胡塞尔等东西方思想代表人物，对科学本质提出批判与质疑，彰显科学所谓客观性的受到挑战，然而近代科学的实征致用，却依然造就出影响深远工业革命的致用性发展，但就科学哲思层面观之，就算公认二十世纪物理科学最辉煌成就的量子力学，也是瑜不掩瑕，难谓完备，1961年三十九岁的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座谈发表《物理学的未来》，便直指当时量子理论建构认知的危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困境，可说是由物理理论呼应了胡塞尔的现象客观性质疑。
文章后半由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近代纪元的终结》，探讨科学所造就近代纪元的面临困局，然后以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布朗呼应哈维尔观点，批判美国科学界餍求经费、忽视社会需求的本位心态，加上曾任卡特总统国安顾问布里辛斯基对于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欲望放任心态，在在都显现出，自牛顿以降三百多年的近代科学，由理念到实用层面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文章结语呼应文章主题，提出迎接“后科学时代”的观点。
十年前的《为什么启蒙？》长文，直指九十年前由北京赵家楼胡同引发的五四运动，因背后出于十九世纪清季以降民族屈辱的心理，致作为“赛先生”的科学，在我人社会便成为既可“救亡”，又能“启蒙”的思想典范，对比萌生近代科学的英国，科学因受到强大人文传统挑战，反能得其文化深度，反衬出科学在我人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教条面貌。而被我人无限上纲的所谓科学实证价值，其实也只是在有限条件下的自圆其说，因此这样一个因“简近因果”而能“实征致用”的科学，是否就是人类面对宇宙生命现象的最终极思维？而对于因受过往欧西强权殖民文化扩张影响，不自觉落入思想殖民的我人文化来说，五四所认定的所谓科学就是启蒙，自是大有不足，因此面对五四的一百周年，我们应如何评价科学，更当是文化思维上最值得关注深思的头等大事，此由个人的《一个翻译，颠覆了我们整个文化传统价值》专文指陈，对儒家哲思与法哲柏格森直观哲思颇有深研的张君劢，撰文讨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学复兴的清末民初思想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五四之后的一场“科学玄学论战”，居然被高举“拿证据来”的地质专家丁文江斥为玄学鬼，可见出一斑。
当然，如果光看当前的社会文化景象，或会有一种科学技术无限勃发的印象；时不时我们总会听到科学家大谈物质与宇宙现象的新发现，虽说引人入胜，却是玄奥难喻，前不久所谓黑洞的照片，正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在技术发展层面，利用科学知识的实征致用之效，加上以满足人性需求为目标的产业竞争之推波助澜，光以人工智能的发展愿景观之，似乎那就将是人人殷殷寄望的一个美丽新世界。
然而在本质层面，人生中有深刻意义之事，由生命现象到整体巨观世界，多是复杂多因的，在局限条件下，以“简近因果”思维建构起来的所谓科学“实证知识”，常时也是“短多长空”。此在个人另篇专文《我们是怎么迷信起科学的》中有一段文字：
那么此一以“简近因果”、“实征致用”为核心的近代科学思维，又有何困境呢？简单来说，科学简近实用的特性，面对线性简明问题，容易知其因果，致其解答，得其利用，然而面对复杂多因问题，则常显现其“只见表征，未识症结”的盲点，此由科学知识内涵之探讨，到科学知识之运用，不一而足，明显之例，由以化约线性思维面对复杂生命现象的“治标害本”，到近来宇宙物质探索的迷于虚玄推论，演成知识危机，也多有反思。
我们可以二十世纪至今物理科学上公认有最深远影响杨振宁的看法作为标志评论。2015年杨振宁在新加坡的“杨-密尔斯规范理论六十年研讨会”发表《物理学的未来 重新检讨》主题演讲，对1961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百周年校庆座谈会的物理视野重新检讨，再次显现了他对物理科学的审慎透思。
杨振宁当年在座谈会上的审慎思虑，曾遭到最后发言的著名物理学家费曼的反对，认为杨振宁过于保守与悲观，费曼甚至以过往一百年物理科学的跃进，认为所谓的物理最终答案，或许很快就会出现。杨振宁称赞费曼是有了不起直观的物理学家，但他在《物理学的未来 重新检讨》中却问道，费曼所说的最终答案到底是什么？杨振宁也问，1988年去世的费曼最后是否依然有那样乐观的看法。
在《物理学的未来 重新检讨》中，杨振宁列举过去五十年理论物理的一些成就，但是就物质结构更深刻了解来说，杨振宁却十分保留，认为成就有限。杨振宁对于理论物理的审思或悲观，与当年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质疑，可说是先后辉映，他后来接受我访问时说，他的观点是从儒家传统“吾日三省吾身”教训下引导出来的一种世界观，而费曼则是美国文化的世界观。我认为，杨振宁的这个《物理学的未来 重新检讨》报告，未来将会是物理科学历史中的重要经典文献。
除了物理科学，在面对生命现象的生医基础研究，光看最具代表性顶尖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可知，当前生医基础的临床前研究，因出现许多实验结果无法重复再现问题，已被称之为“形上科学”，而这些临床前研究结果，事实都是未来生物制药或医学治疗所根据的知识源头，影响不可谓不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科学是如何出错”封面专题文章中指出，美国加州的世界大制药公司安进（Amgen），曾经对53项具指标性的癌症研究进行查核，发现低到只有6项可以重复，质疑科学标榜所谓“信任但是查核”良性机制的价值。
因此合理要问的问题就是，在以科学知识似乎解决了百年前“救亡”问题的当下，继续以“科学”作为思想文化“启蒙”的困境何在？
长久以来，无限上纲以“科学”作为思想文化“启蒙”之弊，乃是造成我人“欣羡西学，贬抑传统”的历史大氛围，其实成就欧西文明强势地位，非因其有所谓科学之理性思维，近悦远来，实因其倚恃近代科学而来之坚船利炮，是威吓暴力而得，然我人知识中人尝谓，欧西文明之盛，实因其人愿穷究抽象之理，不似我人的过于讲究实际，其实近代科学如非因其强大致用之效，则无论逻辑推理如何严谨，恐只会是经院课堂里的议论辩诘，不会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知识。
在“科学”此一日文译名引进之前，我人传统面对宇宙思维，原有出于《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起始的“格致”，“格致”的万物观照，加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塑出我人文化的天人一体、物我同源襟怀，不正是面对宇宙思维的一种伦理与人文观照，不正是近时科学体制所大谈的科学伦理与社会责任？为使我人超脱对“科学”的符咒般迷思，我曾经在《由科学回归格致》文章中，倡议文化的复古更新。
在科学历史研究中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所提近代科学为何没能萌生于中国的大哉之问，曾经是许多人的心头悬念，也尝试回答。我人文化的没有近代科学，确实曾是吾人的失败，面对科学强权而来之挫败屈辱，造出的是对于自我传统信心的丧失，然而面对近代科学当前的危机四伏，却未必就是吾人的不幸。我曾以四句话，“合乎科学的也许好，也许不好，不合乎科学的未必不好，也许更好”，总结情状而出“科学”迷思。
李约瑟（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匈牙利裔大物理学家威格勒曾在他著名的《科学的局限》专文中说，“科学最为特出的一点，是科学的年轻。”以宇宙长河、地球存在以及人类历史尺度衡量，牛顿算起近代科学的三百多年，直如千古一瞬，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人类面对宇宙最后的一种思维。
多年来一向佩服大历史学家黄仁宇对于中国历史的诠释境界，他相信自己的结论，比许多只去过中国“观光”的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更有根据，他曾说，“我的美国中国史同行的论文，只是带着注释的翻译。”
我想，这同样可以是对我人文化中学术知识界价值观的一个批判。
我总是借用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几句话：“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来看科学。我很欣赏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也特别喜欢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正是“敬天畏神、和谐自处”，让吾人超越近代科学，创生一个有自我文化特色新宇宙观的思想倚恃所在。
注：本文原刊台湾《联合报》副刊，“赛先生”经授权转载。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