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材料”
“我们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是斯大林在《悼列宁》一文中的一句话，成为我们这代人中的“座右铭”，广为流传。
而我眼前的一块“特殊材料”，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却并非共产党人。他从未写过入党申请书，而且由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以及口无遮拦的“右派”言论，他也无缘踏进党的门槛。因此他不是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特殊材料”，正如他有自知之明地声称：“我不是革命家的材料”。但是并非革命家的他，却是一块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才华的“材料”。
他是一个不懂蒙语的北京蒙族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13岁那年又不幸成为孤儿。他顽强地半工半读，谋生存，求前程，居然进入著名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他的性格乐观、直率、幽默，即使在艰难困苦的下放岁月中，他甚至把上公厕也看成社会考察的场地。他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
有人以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待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
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
开朗的性格和接地气的经历，使这位“京派”的重要作家，在其作品特别是新闻作品的语言中洋溢着鲜明的个性。在字里行间游弋着个性色彩，还不时闪烁着机智与幽默。
说起经历，那更是他独有的专利。把人生看做旅游的他，浪漫得有点像李白，艰辛得又仿佛是杜甫。他的一生曲折坎坷，但又多姿多彩。正如冰心所说：“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他还有一段与两位大师恩怨交集的经历：1947年他从英国回到上海，为《大公报》工作，成为社论撰稿人之一。当时的他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反对任何的一党专政，鼓吹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种“自由主义”论调遭到左翼文人的迎头痛击。对萧乾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郭沫若。但在好友、地下党领导杨刚的批评教育下，他迅速转变了态度，拒绝来自英国剑桥的邀请，留在新中国，并且在《华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转向”的文章。然而这种大拐弯却为把他带入文学界的恩师沈从文所不屑，自此师生之间的关系形同陌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备尝辛酸的两个文人终于和解了。
而他最光彩耀眼的一段人生是，作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只有他经历并报道过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
天佑好人，让他活到89高龄，而在人生最后的十年中，他的特殊才华也发挥到了极致。从80年代末到1999年2月11日逝世前，他竟然源源不断地创作了百部图书，接二连三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天哪！与其说他是愚公移山，不如说他是陆游再世。
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才华。这块“特殊材料”——“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究竟是谁？老一代的文学爱好者早已心知肚明，他的大名就是萧乾。
1989年，在车水马龙的北京安定门内大街旁，新建了一家“骡马大店”——就是在我任职之前已经竣工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大院。尽管土气而简陋，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宝地，因为出版公司居然有一个“董事会”，这个董事会可谓藏龙卧虎，随意提起其中哪一个董事，都是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我主持工作期间，公司每年不定期地召开两次或三次董事会，主要议程是我向董事们汇报工作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大名人一定是大忙人，要把他们请到谈何容易，何况我们是“清水衙门”，参加会议纯系尽义务，既不招待吃饭又不赠送礼品，开一上午董事会的名人还得饿着肚子回家吃饭，最多送几本图书了事。董事成员中如秦川、许力以、董辅礽、高尚全、汤一介、周而复、赵寻、邵宇、毕朔望、王子野以及总顾问程思远、顾问柴泽民、宋之光等，每请总是尽量拨冗前来。特别是两位文学家萧乾、冯亦代，可以称得上每次必到的“常委”。尤其是萧乾，他说宁可不赴政协的会，也要参加“国际文化”的董事会。对出版社和出版工作的重视，大概与他们的人生生涯不无关系。
我与萧乾的第一次直接“碰撞”，是在我主持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在听完我去年工作汇报之后，萧乾第一个发言，对我的汇报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董事会发言记录》）：
听了老谢的报告，我想在座者都不会不感到兴奋。从燕京饭店到安定门这五年，我觉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从一个畸形儿，成长成了一个活泼的孩子，是个5岁的孩子。为什么说他曾是畸形的呢？第一次董事会时，我感到，一个出版社，专出外国人的书，怎么能够行得通呢？经过五年的奋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经营、胆识、气派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因此而想到一个哲理：事在人为。也就是马列主义讲的主观能动性。上级规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经过主观努力，确实打开了局面。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这个名字起的好。“国际”和“文化”这两个范围很宽，可以大有作为。我觉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是一个进取型的出版社，人员虽不多，但是做的工作方面很广：一方面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一方面起到国际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的作用，它所起的作用已超出一个出版社的范围，超出的也就是贡献的。
有两点希望：一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本着《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不仅仅出版高档次的书，也要出普及型的书。二是我担心的是出版人员的业务素质有点衰退，希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能够着眼解决这些问题，自己出的书尽量在校对等质量方面在全国起个带头作用。
萧乾的发言使我深受鼓舞，会后我赠送与会董事几本公司本版图书，其中有一本是《美国工商年检》，选上这本书是觉得开本大且装帧比较精美。谁知萧乾接到这本广告色彩很浓的书后当场向我发起责问：“老谢，你送这样的破书来应付我们吗？”一句话令我感到十分羞愧，扪心自问，送这样的书给大作家，实在有点大腿上把脉——不对路数。此事至今记忆犹新，自此也对萧乾多了几分敬畏和了解。
在职期间我几乎拜访了所有董事的家庭或办公室，而萧乾家则是我常去的地方之一，大概是因为和他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而与他的夫人文洁若也变得熟稔。年届耄耋的萧乾，不断有新著问世，每次去我总会得到一两本赠我的作品。在晚年多病时，萧乾继续埋头写作，但在家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声明本人体弱多病，恕不开门接待来访客人。不过对我则给予了破例的待遇。每当我去拜访，在门外一报花名，文洁若就会应声开门，进门后萧乾立即停笔与我聊谈。
萧乾住的楼房在北京木樨地大街北面，与之遥遥相对的就是无人不知的木樨地部长楼。一街之隔，情景迥异，远看都是高楼，近观两个天地。走进萧乾家，目睹杂乱无章地摆得满满当当的图书，总使我感到委屈和不平。不过也真难怪，他与夫人文洁若两位老人都忙着争分夺秒地写作，有多少时间打扫卫生呢？再说他们也没有力气搞大扫除了。不过历尽沧桑的萧乾，对这个家却十分满足了，他说：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就在萧乾已经谢绝会客的1998年底，正在策划、主编和撰写第一套历史文化散文丛书《江南佳话》的我，想组织一个编委会，邀请几位文学大师挂名“以壮行色”，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萧乾。当我把邀请信寄送到萧乾家中不久，马上接到了文洁若的来电，她在电话中告诉我：萧老同意参加你的编委会，还叫我转告，老谢今后有什么要求我一概支持。听到这短短的一句话，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深感萧乾、文洁若对后辈的深切关怀和对后学的殷切期望。一代名记者、名作家已经作古，但他那亲切的鼓励至今依然萦绕在我耳边。当这套丛书其中包括两本半（“半本”系合著）我的处女作问世时，萧乾却看不到了，否则他一定会由衷地为我高兴。
1999年1月27日是萧乾百岁（虚岁）寿辰，我带了一盒蛋糕前去祝贺，并写了一首小诗：
未带地图闯二战，英伦采访献华年。
炸弹落土若观景，炮火飞天只等闲。
鹏鸟翅膀时有损，穷儒锐志自来坚。
萧乾九秩夕阳美，浪迹一生老“旅人”。
——谢善骁《敬贺萧乾老九秩大寿》
然而这次祝寿竟成了与他的诀别。还没等到一个月，这位在一生中都“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一本回忆录的书名）逝世在北。2002年秋天，文洁若委托陈明远代理在上海滨海古园为萧乾建造墓穴和铜像事宜，捐赠了部分书籍及资料。萧乾文学馆于2008年4月在内蒙古大学落成。2010年07月24日，纪念,萧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
爱情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永恒话题，即使是“特殊材料”但也毕竟是世间凡人的萧乾，尤其他在年轻时还是个风度翩翩的才子，自然绕不开爱情的圈套。在人生的道路上，萧乾在遇上文洁若之前，有过三段曲折的感情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别人抛弃了他，也是他抛弃了别人。
萧乾的初恋叫做萧曙雯，那时他才18岁，爱上了这个和他一样贫苦的潮州姑娘，他们是师生恋。可是这姻缘最终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小学校长破坏了，那位有钱的财主最后还是把这个姑娘抢去做了小。初恋以悲剧告终，而其中也包含着萧乾对萧曙雯的误会，时隔多年后，萧乾在一部《梦之谷》的自传体小说中，叙述了这个凄美的故事。
第二个女友小树叶。1935年秋经人介绍萧乾认识了一个名叫王书藏的姑娘，他觉得她像一片轻轻飘落到他眼前的叶子，于是昵称她为“小树叶”，小树叶成为萧乾的第一任妻子。战乱期间，两个人为工作和学业聚聚散散，当萧乾孑身一人到香港《大公报》任职时，遇见了一位瑞士教授的干女儿、四川姑娘雪妮。面前才貌双全的女孩，令他眼睛一亮，而对萧乾文学才华的崇拜，雪妮遂向他提出求婚。失去了抗拒能力的萧乾，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终于让小树叶离开了他，去延安与另一个人结了婚。
而雪妮呢？在1939年9月萧乾应邀赴英国去伦敦大学任教并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后，雪妮也随义父回到瑞士。二战的炮火打断了一对爱人的国际电报联系，到1944年萧乾随盟军进入欧洲大陆时，他才获悉他的小公主已经成为他人之妇。这一次的分手不是因为误会，也不是因为不忠，而是因为敌不过命运作弄的无奈。
萧乾还留下两首没有谱曲的零散恋歌，但那都不过是随风飘过蓝天的白云而已，谈不上爱情。而真正爱情的出现是在1954年，那时的他已是44岁的老单身了。当时萧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从清华大学外文学毕业的文洁若也分配到了同一个社。一次因请求帮忙润色一篇译文，文洁若走到了她早已从《梦之谷》中认识的萧乾面前。
萧乾心中的索尔维格（法国著名演员、导演）出现了，从相识到相知，他向她射出了丘比特之箭。然而一个已经开始秃顶的中年大叔，何况还曾有过两度婚姻，面对比他小17岁的大家闺秀，在外人看来，无异是老牛吃嫩草。但是文洁若并非那种人云亦云之人，在慎重的独立思考后，她觉得自己需要的是一位成熟、专情且饱经风霜的文学知己。就在众多非议声中，她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支爱神之箭。
1954年4月30日傍晚，新郎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岳父母家接新娘。新娘出阁了，手上提着一只皮箱，坐上一辆三轮车，在自行车的陪伴下，一起走进了他们的新房。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新婚之夜，两个编辑依旧如往日那样，在灯下静静地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书稿编校工作，第二天一早就分别去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了。
后来一段相当长的特殊时期，萧乾遭逢从未有过的劫难，但文洁若勇敢地与他离家下乡，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丈夫。“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代词人元好问的发问，在萧乾、文洁若的爱情水晶上得到了诠释。在最困难的年代里，文洁若告诉萧乾：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支柱。劫后余生之后，他们相依相守，患难与共，一直到萧乾去世。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的文洁若，在萧乾生命的最后时刻，与他一起翻译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
缘于萧乾，我和妻子也与文洁若结为忘年交，或许是对我妻子有好感，每当我们二人同去看望萧乾时，她显得特别高兴。除收到多本萧乾赠送我的大作外，文洁若还特地为我们二人赠送她与萧乾的合著以及她个人的作品。萧乾去世后，文洁若又成了他的继承人和捍卫者，为整理和编选他的遗作而不遗余力地忙碌着。我们有时前去看望她，她总会侃侃而谈不会流逝的往事，仿佛萧乾就在一边倾听。2001年1月4日，我收到文洁若一封来信，信中说：
善骁同志：谢谢贺卡。明年年初或今年年底，我将赴美，照料小孙女文棣，因为儿媳得继续完成她的研究生学业。在2008之前，我得两头跑。在京期间，为萧乾编创作全系，翻译全系。我不在期间，一切事情由我弟弟文学林代理……匆致 撰安 2001年元月4日 文洁若
信中还附有她小孙女的一张照片。此后我以为她远赴美国，就再也没与她联系。不久前，偶尔看到腾讯网上一篇文章，题为《92岁的文洁若：最爱聊和萧乾共同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光》，难道文洁若回国了，而且还健在？于是我立即按照保存的座机电话，试试能否与她通上话。没想到刚打去电话立即就听到响亮健朗的回音，当我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她略有茫然之意，毕竟20年没有联系了。在继续谈话中，她逐渐有了记忆，然后向我述说了由于当年美国九一一事件，使她打消了赴美计划，并一直在家整理萧乾遗作和进行自己的创作。20分钟的通话中，她滔滔不绝地对我谈了关于萧乾手术前后的往事，令我惊讶的是，她的思维十分敏捷清晰，说活速率依然快如连珠炮。
我本打算去看望这位久违的老师，但她告诉我，最近胳膊摔伤了，正在休养中，欢迎我明年能去。我祝愿她好好养伤，早日恢复健康，并且说从你的声音听，我觉得你的身体非常健康。谁知她给了又令我大吃一惊的回答：我还计划创作和出版七八本书呢！
萧乾的仙逝，如同高尔基所言：“一个老年人的死亡，等于倾倒了一座博物馆。”然而正是由于文洁若的传承和支撑，这座博物馆不仅没有倾倒，反而变得更加坚固，更加丰富，更加光彩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