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思维
俞吾金（1948年6月21日－2014年10月31日），男，浙江萧山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4年留复旦大学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任教。曾任职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985国家级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联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事部第五届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
2014年10月31日凌晨5时，因脑肿瘤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6岁。
作为理性存在物，思维构成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只要一个人理智健全而又没有处于熟睡、梦游、酒醉、昏迷、 极度惊吓等特殊状态下， 他总是在思维。 中国人说： “三思而后行” ， 表明在行动之前反复思考的重要性。 而捷克小说家米兰· 昆 德拉则认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不管如何，人们都把思维理解为对具体事情的思考。实际上，这也是普通人对思 维的理解。我今天在这里讲“思维”，指的并不是这类思维，而是指思维对自身的思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人们很容易把 “我思考某事” 与 “我思考我自己是如何思考某事的”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区分开来。 前者把 “某 事”作为 “我”思考的对象，后者把 “我自己是如何思考某事的”这一思维方式作为 “我”思考的对象。我今天讲的是后 一种思维，实际上就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尽管人们天天都在思维，但他们却很少去反思，他们是 如何进行思维的，而如何进行思维涉及的正是思维方式的问题。犹如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万物，但对自己眼睛的生理结 构却茫然无知一样，人们天天都在思考具体事物，但对自己如何思考具体事物的方式却一无所知。今天讲座的主题 “我们应该 如何思维”就是批判地反思人们日常思维方式的结果，它将按照以下三个方面，以递进的方式展开。
什么是有效思维。
如果从有用性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思维，人类思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 前者是指不产生积极效果的思维，后者是指产生积极效果的思维。 “无效思维”，二是 “有效思维”。
从常理讲，人人追求的都是有效思维，但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无效思维。比如，不少物理学家前仆后继，致 力于对永动机的构思和制造，但是，按照赫尔姆霍茨的能量守恒定律，永动机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制造永动机的任何构 想实际上都是无效思维。如果我们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不少文学作品的主题就是讽刺、谴责无效思维。比如，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总是想着如何去恢复早已风光不再的骑士生活方式，由于他的思维是无效的，所以他的全部行动最后 都以失败而告终。又如，俄罗斯小说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每天从早到晚穿着睡衣，头脑里构思着改革自己农庄的种种 计划，但由于他从不付诸真正的实践，所有这些思维上的劳作注定都是无效的。再如，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 《卖牛奶女孩》也 是对无效思维的生动的批判。 一个女孩头上顶着一罐牛奶向市场走去。 她的想象力开始急速地运转起来： 她在市场上卖掉了牛奶， 买进了小鸡，小鸡长大后孵出了鸡蛋，她卖掉鸡蛋，又买进了小鸡……她变成了全村最富有的女孩。在晚会上，村里最英俊的一 个男孩前来邀请她跳舞，她把扶着牛奶罐的手向他伸去。结果，牛奶罐掉下来了，牛奶泼到地上，白日梦消失了。一切都是空的。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都会竭力避免无效思维，追求有效思维。那么，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有效呢？在我看来， 应该确立以下六种意识。
既要守规则也要懂权变
中国古人把自己信奉的规则或规范（当然包含道德规范）称作“经”，把具体情景中的变通称作“权”。一个人如果只 守住经，在变幻莫测的具体情景中不会权变，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教条主义的；反之，一个人如果不信奉任何经，只会在具体情景 中变来变去，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机会主义的。
一是 law 意识。
这里借用 law 这个英文名词，因为 law 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规律”，如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运 作的规律等等，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只能发现它们，但不能创造它们；另一种是“法律”，法律是人们自己制定（创造） 出来的，而又必须加以遵守的基本准则。在汉语中，我们找不到兼具上面两种含义的对应词，所以只好用 law 这个词。人们必须 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思维与之打交道的外部世界是有规律的；同样地，他们的思维与之打交道的人际关系 （也包括人与物的 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等等）是受法律制约的。只有当他们的思维同时遵循外部世界的规律和人际关系中的法律时，才有可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
就自然规律、如重力规律而言，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深水会被淹死，如果哪个人的思维要与这条规律抗衡的话，结果 一定是不妙的。就社会发展规律而言，民主政体的现代社会对专制政体的传统社会的取代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袁世凯偏要 逆历史潮流而动， 复辟称帝， 结果在一片讨袁声中一命呜呼。 就市场经济规律而言， 人们的经济行为也是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 如果一个人不做深入的市场调查，拍拍脑袋就决定做什么生意，几乎没有不失败的。反之，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形和消费心态都 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做生意成功的概率就会很高。比如，以前的金华火腿都是整只出售的，消费者不但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分量， 而且携带也不方便。后来有人出点子，改为小包装，一下就打开了市场。又如，一个台湾商人发现美国人做事大大咧咧的，特别 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雨伞走到哪里就丢到哪里。于是，生产了一批 2 个美元一把的雨伞，赚了一大笔钱。就法律角度而言，凡是遵 守法律的思维和行为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的。在西方国家，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第一条就是要他们把“合法的” （legal）思维和行动与“违法的”（illegal）思维和行动严格地区分开来。1997-1998 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有一次去密歇 根大学看望一个老同学。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叫他的女儿到附近商店里去买一瓶酒，他的女儿当时 9 岁，马上回答：“爸爸，我 不能去买酒，那是违法的。 ”这种从小就以合乎法律的方式进行思维的习惯的培养非常重要。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人要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有效，就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牢固确立 law 意识，既遵循客观规律， 也遵守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二是情景意识。
在人类自己制定的准则中，比较起来，“法律”（law）是最根本的，即使不赞成也得照办，而由政府、团体、单位或 公司颁布的“规则”（rule）或“规范”（norm）则不具有法律这样的刚性，但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也具有重要的约束力。所谓 “情景”（situation），是指人们生活中可能遭遇到的各种特殊的情形。一旦处于这样的情景之中，人们就应该学会变通，从 特殊情景出发，灵活地对待平时信奉的“规则”或“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情景意识也就是灵活变通的意识。
中国古人把自己信奉的规则或规范 （当然包含道德规范） 称作 “经” ， 把具体情景中的变通称作 “权” ， 从而把 “经” 与 “权”的统一理解为有效思维必须遵守的原则。比如，尽管儒家主张 “男女授受不亲” （经），即男女间肢体不能接触， 但如果一个女人掉到河里，一个男人经过，当然应该伸出手去把她拉上来 （权）。如果这个男人执于经而不会权变，那就太迂 腐了。 《吕氏春秋·察今》中记载的“刻舟求剑”的故事、 《韩非子·五蠹》中记载的 “守株待兔”的故事，实际上都是 古人对这种匮乏情景意识的僵化思维方式的嘲讽。
在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善于变通的情景意识在有效思维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几乎所有的宗教学说和 道德理论都把 “不许说谎”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 （经），然而，在有些特殊的情景中，人们却不得不放弃这样的道德规范。 “不许说谎”的道德规范， 比如，两军对阵，我方的机要员被对方俘虏了。对方对他进行审讯。在这种情景中，机要员是根据 把自己知道的情报原原本本地告诉对方，还是对对方说谎。我想，大家都会赞成这个机要员说谎。否则，大家就会称他为 “叛 徒”。再如，在体检时发现，某人的父亲得了癌症，且已到晚期，没有几天可以活了。某人是按照 “不许说谎”的道德规范把 病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父亲，还是对他父亲说谎？我想，绝大部分人考虑到病人心理上的承受能力，不得不对病人说谎。这两个 例子表明， “不许说谎”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得根据具体情景进行变通。
在某种意义上，情景意识是对 law 意识的一种变通和补充。一个人如果只守住经，在变幻莫测的具体情景中不会权变， 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教条主义的；反之，一个人如果不信奉任何经，只会在具体情景中变来变去，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机会主义的。 显然，如前所述，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把 “经”（原则性）和 “权” （灵活性）辩证地结合起来。
既要知角色也要善换位
善于肯定他人的优点、善于关心他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善于解决他人面临的困难，最后的结果必定是 “双赢”。在某 种意义上，换位意识也是对角色意识的补充。
三是角色意识。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充当着不同的角色，而对同一个人来说，他又在不同的情景中充当着不同的 角色。比如，某个中年男子，对于他所在的公司来说，他是总经理；对于他的妻子来说，他是丈夫；对于他的儿子来说，他是父 亲；对于桥牌俱乐部来说，他是一个成员。由于他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他还可能充当其他的社会角色。这个男子应该明白，如 果他的思维在不同的情景中都要变得有效，就必须严格按照不同情景中的角色进行思维，决不能混淆不同情景中的不同的角色。 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把总经理对待下属的思维方式搬用到他的妻子或儿子的身上，几乎没有不失败的。
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人还有可能充当各种临时的角色。卡耐基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一个阅历丰富的中年人带着一 个青年人去参加一个晚会。主人在对宾客演说时，引证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但把出处搞错了。青年人马上打断了主人的话， 说他说错了。但同去的中年人却说主人是对的，倒是青年人记错了。晚会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青年人对中年人说：你明明知 道主人说错了，为什么反说我错了？中年人回答道：在晚会上，宾客必须维护主人的权威，否则大家会不欢而散。另外，即使你 想指出主人的错误，也应该悄悄地对他说，在大庭广众羞辱一个人，他会记恨一辈子的。青年人听后点头称是。由此可见，守住 相应的角色进行思维，思维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
四是换位意识。
人是社会动物。人的思维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与他人的交往。如何使交往的愿望达到预期的效果？换位意识的重要 性自不待言。 我们知道， 在通常的情况下， 一个人思考问题总是从 “我” 开始的。 “我想” 、 “我打算” 、 “我希望” 、 “我 请求”等等，在自发的思维方式中，人始终执着于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 以心理上的 “自恋”为基础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寻求与他人交往的思维中，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几乎 都是无效思维。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像一只黑箱。当一个人与其他人交往时，看起来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近，伸手就可以触摸 到，然而，在两个人相互之间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实际距离却非常遥远，就像两只黑箱，大家都看不透对方。在这样 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要求，几乎都不可能被对方所接受。只有换位意识才能真正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所谓“换 位意识”，就是一方主动地站到对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甚至出主意帮对方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这样一来，双方建立了感情上 的联系，对方也就愿意帮助提出要求的一方解决问题。
卡耐基曾谈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某君 C 到邮局去处理业务，总会遇到邮局的女工作人员 D。 度也十分粗暴。 C 考虑能否改变 D 的态度。有一次， C 去办理邮政业务，接待他的正是 D。 D 不仅长得丑陋，工作态 C 仔细观察 D，发觉 D 确实很丑 陋，但 D 的秀发却非常漂亮。 C 随口说了一句：“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漂亮的头发。”谁知，这句话不但使 D 脸上第一次露出 了笑容，利索地替 C 办完了邮政业务，而且改变了 D 的一生。从此她一改以往的粗暴作风，始终以微笑示人，办事又快又准确。
善于肯定他人的优点、善于关心他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善于解决他人面临的困难，最后的结果必定是 “双赢”。在某 种意义上，换位意识也是对角色意识的补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既能保持自觉的角色意识，又能设身处地地做换位思考， 那么无效思维决不会与他结伴而行。
既要明风险也要会表达
所谓“表达意识”是指通过语言，把已经考虑好的想法准确地、合情合理地表达出来。这里所说的“合情合理”，是指 在表达中应该处处顾到全局，不要因为强调一种倾向而忽略了相反的倾向。
五是风险意识。
所谓 “风险” （risk）就是在人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意外的困境、危机与凶险。我们大致可以把风险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自然灾害，第二类是社会灾难，第三类是个人生命的危险。在古希腊神话中，迪奥尼修斯国王请他的大臣达摩克利斯赴宴， 命令他坐在用一根马鬃悬挂起来的一柄利剑之下。 “达摩克利斯之剑”由此得名，它生动地启示我们：个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 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中国人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又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担忧的正是突然降临 的意外的风险。《列子·天瑞》记载的 “杞人忧天”的故事也表明了古人对可能发生的意外灾祸的恐惧。
然而，在日常思维，尤其是未经生活磨难的青年人的日常思维中，缺少的正是这种风险意识。人们习惯于把 “逻辑上 的可能性”等同于 “生活上的可能性”。所谓 “逻辑上的可能性”，即理想状态下的可能性，至于“生活上的可能性”则完 全是另一回事，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意外的风险。只有牢牢地确立风险意识，才能对各种意外应付裕如。比如，外国人到中国 办企业，一般都会就下面的意外情况——企业由于某种不可阻抗的原因停止生产——进行投保。中国本土的企业家都觉得外国人 蠢，怎么可能停止生产？有必要去保这个险吗？2003 年，非典病毒流行，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外国企业家得到了大笔保险金， 中国企业家却什么也得不到。这时他们才明白，居安思危有多么重要。
中国人说： “人算不如天算”；又说： “百密难免一疏”。人的思考、推理、筹划即使十分严密，也无法把所有可 能发生的意外都考虑进去。 《礼记·中庸》告诉我们：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只有未雨绸缪，确立风险意识，才能在 筹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确保思维达到预期的效果。
六是表达意识。
众所周知，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一方面，思维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进行；另一方面，思维也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出 来。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在表达中，思维才成为现实。我们只能根据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去了解他的思维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也可以把表达看作思维的一部分，把表达意识看作有效思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这里所说的 “表达意识”是指通过语言，把已经考虑好的想法准确地、合情合理地表达出来。
这里所说的 “准确”，按照我的理解，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该精确的地方必须精确，另一方面是指该含混的 地方必须含混。 “合情合理”，则是指在表达中应该处处顾到全局，不要因为强调一种倾向而忽略了相反的倾向。否则不但可 能导致无效思维，还可能暗中与别人结下梁子。卡耐基在他的著作中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美国实业家洛克菲勒去视察 自己旗下的一家工厂，发现三个青工正站在 “不许抽烟”的牌子下抽烟。如果洛氏上去训斥他们，甚至把他们开除，也并不是 离谱的事情。但洛氏没有这样做。他微笑着走到三个青工面前，从自己口袋里取出雪茄烟，每人发了一支，笑着说： “小伙子 们，如果你们到吸烟室里去抽烟，我将感谢你们。”三个青工兴高采烈地走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冲突就被洛氏合情合理的表达化 解了。
既然思维只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重视表达意识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如果不注意语言表达问题，思维所期待的效果必 定会大打折扣。
既要学习好问也要批判辩证
据说，在弗洛伊德的书房里，悬挂着奥古斯丁的名言： “如果怀疑，立即去求证。”其实，中国人所崇尚的 “学问” ，既包含“学”字，也包含 “问”字。
假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效思维的概率很高，已经很不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达到创造思维的境界。创造思维蕴含着有效思维，但又不能归结为有效思维，因为要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思维，还需要更高的智慧。在我看来，创造思维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如果人们自觉地确立以下四种意识，不但能接近，甚至完全有可能进入这种思维方式。
一是学习意识。
按照我的看法，“学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狭义的，即学校里的学习；另一种是广义的，包括获得知识、信息和感受的一切学习形式在内。我这里说的“学习意识”是指广义的学习，也就是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为什么提倡创造思维先要确立学习意识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创造的本质就是创新，即从旧的东西中做出新的东西，那么不学习、不了解旧的东西，又如何去创造新的东西呢？现在不少大学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在封三上印有一个《原创性声明》，从内容看，这个声明强调的是：作者没有抄袭、剽窃，论文是独立完成的。然而，一篇没有抄袭、剽窃的论文就是“原创性”论文吗？这不是在乱用“原创性”概念吗？其实，在我们这个“教授、博士满街走”的时代里，最使教授和博士们感到窘迫的问题是：“在您那么多的论著中，您究竟在哪一点上创造性地推进了前人的观点？ ”
我在这里之所以如此强调学习意识，因为学习意识是创造思维的前提，只有尊重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成果，才可能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总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肩膀上思考问题，而不是撇开他们思考问题。否则，创造思维与胡思乱想又有什么区别？
二是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确立学习意识，特别是终身学习的意识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只有学习的愿望，从不对自己学习的东西产生疑问，这样的学习是没有用处的，就像俄罗斯喜剧作家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的跟丁，只满足于阅读这种形式，但从不去思索自己阅读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完全可以说，学习意识的灵魂是问题意识。
无论是观察自然现象，还是探究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阅读文本，还是听别人做讲座，总会有一些疑惑（问题）从我们心中产生。在许多人那里，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而是像肥皂泡一样自生自灭了，或者说，烂在心中了。其实，这些问题是人们思维中最珍贵的东西。不少大思想家，如笛卡尔、牛顿、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从小就养成了把自己心中的问题记下来的习惯。或者自己去翻阅文献，寻找答案；或者向懂行的人请教，探讨造成疑问的根源；或者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传说，牛顿通过对苹果坠地现象的思考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理，瓦特通过对蒸汽顶开水壶盖子的现象的思考而发明了蒸汽机。虽然这些传说包含着后人附会的成分，但当事人善于捕捉问题、勤于思索的习惯是无法否认的。
据说，在弗洛伊德的书房里，悬挂着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怀疑，立即去求证。 ”其实，中国人所崇尚的“学问”，既包含“学”字，也包含“问”字。没有问题，何来学问！由此可见，问题意识对于创造思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勤于思索的人会在学习中记下许多问题。随着学习的持续和知识的增加，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总会留下一些问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从而成为创新思维的突破点。在某种意义上，新提出来的问题越是基本，越是重要，提出者的创造能力也就越强，其影响也越是深远。
总之，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 《胡适日记》中的记载，王云五先生年轻时非常用功，每天规定自己读多少页书，但不知为什么，读来读去，头脑中竟一片空白。他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告诉他，一定要带着问题读书。问题是材料的灵魂，有了问题，材料就有了生命；没有问题，材料就是一堆死的东西。王云五听了，茅塞顿开。后来，他也成了学问上的大家。由此可见，没有疑问或有了疑问不加以解决的学习，就像把无数“零”加在一起，结果仍然是 “零”。问题意识是通向创造思维的桥梁。
三是批判意识。
如果说，学习意识为创造思维打下基础，那么，批判意识就是对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清理。我们甚至可以把“批判”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创造。尤其是哲学上的批判，直接诉诸一个观点乃至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论预设，因此非常深刻。比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禅宗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机智的小和尚当着老和尚的面，把一口痰吐在佛像的脸上。老和尚指责他，他振振有词地回答：“师傅，您不是说佛无处不在吗？既然如此，我不管往哪里吐痰，都会吐到佛的身上，不如直接吐到他的脸上。”在这里，小和尚的驳斥直奔老和尚观念的理论预设——佛无处不在。尽管强调“佛无处不在”充分肯定了佛的法力无边，但同时也给佛带来了不少麻烦。
其实，生活的辩证法是：抬高某人必定也包含着对某人的蔑视，因为被抬高者在被抬高之前必定站在低处；同样地，贬低某人也必定包含着对某人的尊重，因为贬低者在被贬低之前必定站在高处。又如，一个青年人向大发明家爱迪生夸口，他发明了一种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他决定把这种溶液带给爱迪生鉴定。爱迪生笑着问他：如果您发明的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的话，您把它放到什么容器中带给我呢？青年人为之语塞。其实，爱迪生的问题也直奔那个青年人的理论预设——新发明的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物质，而盛放溶液的器皿又是用固体物质做成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总之，批判意识就像拆毁基地上的旧建筑物，而旧建筑物被拆毁得越彻底，新建筑物也就越可靠，创造思维的幅度也就越大。
四是逆向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通常只能顾到一个维度，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相反的维度掩盖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向意识常常会揭露出被掩盖着的相反的维度，从而为思维注入新的契机。
比如，住在同一个宿舍的S对T说： “快把纱窗关起来，不要让蚊子飞进来。” S的话表明，他考虑的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即不要让蚊子飞进来，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另一个相反的维度：把纱窗关住后，房间里的蚊子又如何飞出去呢？又如，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子女的考试是最让父母揪心的事情。因此，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这样叮嘱自己的子女： “试题答完了，不要马上交卷，要仔细核对，把做错的改正。”其实，这些父母的思维都是单向思维。他们只考虑到，子女应该利用考试中富余的时间，把做错的题目改正过来，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相反的可能性，即子女也有可能把原来答对的题目改成错的。
其实， 《战国策·齐策二》中记载的 “画蛇添足”的故事就是把对的结果改成错的结果的范例。再如，门卫们思考问题也常常是单向的：只要看见有人往单位里搬东西，他们就幸福地闭上了眼睛，以为单位里的财产增加了；反之，只要看到有人往外搬东西，他们就瞪大了眼睛，检查得很仔细，生怕单位里少了什么东西。其实，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逆向意识，即搬进单位里的不一定是好东西，可能是赃物、毒品、炸弹等；反之，搬出单位的也不一定是好东西，也可能是污物、废品、垃圾等。
总之，逆向意识要求人们的思维不局限于一隅，而是灵活地跳跃到不同的端点上去，从而为思维开出一条新路。逆向意识常常会创造思维上的奇迹，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创造思维的特殊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创造思维比有效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创造思维并不是不可企及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只要善于学习，勤于思索，创造思维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我的座右铭是：“做一些事情，但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既然人生在世，就应该有入世精神，应该努力做好自己想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自知者明，千万不要夸大自己所做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日常生活世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们忙着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筹划，四处奔波。然而，或早或迟，他们的生存会出现裂口，如A在一场偶然的车祸中变成残疾人，B的小孩突然得了白血病，C在生意场中被合伙人骗得倾家荡产，D被自己的恋人无情抛弃等等。在所有这些裂口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裂口是死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全身心地致力于财富和权势的追求，忘记了周围隐藏着的这些裂口。一旦它们突然出现在脚下，他们的思维就会超越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到我称之为“生命意义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开始拷问自己：“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显然，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就是超越思维。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思维是很难跃居到超越思维的层面上去的，即使由于遭遇到生存的裂口而跃居到这个层面上，也会很快地从“生命意义世界”退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中。然而，在我看来，日常生活世界就像一条隧道，而生命意义世界就像一个燃烧着的火炬。只有自觉地用火炬去照亮隧道，人生才不会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也不会跌入自以为聪明，其实很愚蠢的窘境中。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聪明”、 “精明”之类用词基本上都是贬义词，因为中国人崇尚的是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无言、大器晚成的格局，而这些格局涉及第二个世界，与第二个世界对应的则是超越思维。在我看来，有效思维和创造思维都属于第一个世界，只有超越思维才属于第二个世界，而要把自己的思维提升到超越思维的层面上，确立以下三重意识是必要的：
一是张力意识。
我这里说的“张力”是指“入世”和“出世”之间的张力。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其“儒道互补”的特征息息相关。儒家有“入世”情怀，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以造福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而道家则有“出世情怀”，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每当政道蔽塞、吏治腐败，则倡导退隐山林、修身养性、著书立说。这种“儒道互补”的格局既使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又使中国知识分子能进能退、能屈能伸，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广阔空间中施展自己的才华。晋代思想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可悠然自在地退隐于山林之中，其 《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饮酒》诗等，真乃千古绝唱。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遭遇到以下两种人。一种人只具“入世”意识，什么东西都是拿得起，放不下，甚至把名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们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从来舍不得花点时间去想一想：“我为什么活着？ ”《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在弥留之中，为了两根灯芯草，竟然不肯断气。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心狠手辣，拼命敛财，甚至偷偷地放高利贷，结果却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种人只知 “埋头拉车”，不知 “抬头看路”，终其一生，就像工蜂或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另一种人只具 “出世”意识，在道教、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思想的引导下，他们的全部思想和热情都沉浸在超越世界中，不但 “看破红尘”，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视为 “囚禁灵魂的监狱”，最好舍弃自己的生命，或羽化而登仙，或立地以成佛。虽然这种人不会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阴险狡猾之徒或好勇斗狠之辈，但他们对实际生活却毫无贡献，仿佛从来就不是地球村的居民。
在我看来，只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持张力意识，才可能避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极端。我自己的座右铭是：“做一些事情，但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前面一句话的意思是：既然人生在世，就应该有入世精神，应该努力做好自己想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事情，决不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把“无所事事”作为人生的指南。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自知者明，千万不要夸大自己所做的事情。正如杜甫所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只有出世情怀才能使人高瞻远瞩，谦虚谨慎。作为哲学研究者，当我走进图书馆，看到前人和同时代人留下的汗牛充栋的著作，感到自己是如此之渺小。我们知道，牛顿在科学上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但他却谦虚地认为，自己就像一个在海边沙滩上玩耍的小孩，不过捡起了几片贝壳而已。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 ”按照我的理解，从“十五”到“四十”，主要是对入世的领悟；从“五十”到“六十”主要是对出世的领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则主要是对入世和出世关系的领悟。在这方面，孔子的人生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二是品位意识。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动物的生命只有一个维度，人的生命却有两个维度。虽然人像其他动物一样，也要吃、喝、拉、撒，但这些行为并不是人活着的最高目的，人的生命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向精神世界延伸，过有品位的生活。这里说的“品位”主要是指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品位意识则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自觉的认同和追求。
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审美，对应于青年时期，这个时期把审美价值理解为最高价值；第二阶段主要是伦理，对应于中年时期，这个时期把伦理价值理解为最高价值；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宗教，对应于老年时期，这个时期把信仰理解为最高价值。在我看来，审美对应于艺术，伦理对应于道德，信仰对应于宗教。品位意识就是对艺术、道德、宗教这些精神领域的自觉的了解、参与和投入，甚至在这些领域里具有相当高的修养。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在这里，“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是与没有品位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反之，有音乐感的耳朵则是有品位的精神生活的标志之一。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 《复活》中的贵族涅赫留朵夫，作为有名望的中年男子，参加了法庭陪审团。在法庭上，他突然发现，罪犯玛斯洛娃原来是他姑妈家的女佣，而他年轻时在姑妈家里做客时曾经勾引她，以至她被姑妈赶出家门，堕入风尘，后来又成了罪犯。回忆这段历史，涅赫留朵夫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法庭宣判玛斯洛娃流放西伯利亚后，他决定随她一起去服刑。涅赫留朵夫对自己青年时期荒唐行为的忏悔表明，他中年时期拥有强烈的道德观念，而他愿意服刑正表明了他具有强烈的品位意识。
中国人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具有品位意识的、趣味高尚的人，是不屑与趣味低俗、见解庸俗的人为伍的。事实上，随着品位意识的提高，人们的思维空间必定越来越多地向超越思维敞开，其精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三是境界意识。
如果说，“品位”涉及艺术、道德和宗教，那么，“境界”则涉及哲学。 “境界”概念来自佛学，乃是人们在超越思维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当然，境界本身也有高低之分，从哲学上看，人们追求的应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那么，精神上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么呢？
冯友兰先生在 《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人只是满足于吃、喝、拉、撒的自然愿望；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但仍然纠缠在利害关系中；道德境界又高于功利境界，肯定了良心和德行的重要性；天地境界最高， 《庄子·齐物论》所谓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也。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境界的重要性。他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不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王国维先生看来，第三境才是做大事业大学问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有效思维、创造思维和超越思维，对于理智健全的人，尤其是有志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只有兼具这三种思维方式的人，才会拥有丰富多彩、卓尔不群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