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科建设背景下的全国农林高校中文课程教学改革对话会的点评

7月19日上午,首先听了下列老师的发言:

1. 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2. 包朗(新疆塔里木大学):双回单法在民族学生《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3. 罗欣蓉(湖南农业大学):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农业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设想

4. 高列过(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农林高校语言学科农学特色建设的构想

5. 佀同壮(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中学语文“为人” ,大学语文“为己“

6. 陆坤(贵州农业职业学院):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的“”三个对接”与两个“转变”

7. 彭庭松(浙江农林大学):大学写作在浙农林大的实践与思考

我的点评:

因为时间限制,我不一个一个点评了,我概括为四个方面内容,集中讲一讲。

第一个内容,本次会议的主题“新农科建设”,昨天会议中我两次留言,提示“要围绕新农科建设”这个主题。今天的发言就非常好,都能围绕这一主题,譬如田恩铭教授介绍的“北大荒文学进课堂”,罗欣蓉提出的“大学语文要体现涉农性”,高列过提出的“农业典籍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语料”等等。大学语文研究一定要有这样的主题。为什么呢?这是由现代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引进现代分科教育,原来这个“大语文”里的内容一点一点分离出去独立成科,最后所有内容都独立出去了,语文课还剩下什么内容呢?没有了,按照逻辑推论,这门课可以取消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取消?当时现代学制的制定者,后来的教育研究者,都认为这门课不能取消,必须要有这样一门课,因为独立出去的那些课,仍然需要语言文字的工具,要有这样一门课来做工具,来进行语言文字的形式训练。所以我给语文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并为所有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现在我们都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怎样统一呢?我发现大家都是在语文课内部做文章,讲一点思想内容,就是“人文性”,再讲一点字词句章,就是“工具性”,两方面都讲到了,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把这个当成语文学科自洽的、自娱自乐的命题。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语文工具性是一个跨学科的命题,是语文课要为其他学科提供工具,所以“工具性”“人文性”一定是涉及两个以上的学科,一个是语文学科,一个是其他学科,语文如何为其他学科服务。所以“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命题也是不完整的,语文不但要为人文学科服务,还要为自然科学学科服务,所以“工具性”不但要和“人文性”统一,还要和“科学性”统一。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有过一个《大学语文》出版前言,说:“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这里提出了10个主要专业,那么大学语文研究就要这样一个一个研究,如何为文科服务?如何为理科服务?如何为工科服务?如何为农科服务……把这10个专业都研究完了,最后菜可能找出它们在语言文字方面有什么共同的需求,这才可能真正搞清楚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标,才可能编出合格的大学语文教材。所以第一点,我认为今天大家能围绕“新农科建设”这一主题讨论,这个方向是对的。

第二点,大学语文除了要为其他学科服务,还要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贵州农业职业学院的陆坤提出高职大学语文要“对接专业,对接职场,对接生活”;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佀同壮的发言,说中学语文“为人” ,大学语文“为己“。这是借用了《论语》里的话。“为己之学”是要高于“为人之学”的,应试教育是“为人之学”,为别人而学习的,学习动机很狭窄,大学语文已经摆脱应试教育,应该成为“为己之学”,就是大学生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大学语文课是大多数学生最后的语文课堂学习机会了,我们要在这门课里为他们提供这样的训练。所以一些学校重视应用写作课,一些大学语文教材里也有应用写作方面的内容,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大学毕业生不但要面对职业,还要面对人生,这样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还要教给他们怎样阅读文学作品,为他们提供“一生的读书计划”。西方的人文主义者白璧德说:“只有绝少数的人能够从哲学学习人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文学作品学习人生的。”所以我给语文学科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语文学习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

第三点,关于“文以载道”和“课程思政”。譬如罗欣蓉提出“大学语文要携手课程思政”,佀同壮介绍了他们的“课程思政示范课”,别的发言人也有提到“文以载道”。我认为语文课天然就是“课程思政”的,从前讲“文以载道”,我把这个成语改动一个字,变成“文已载道”——既然“文以载道”,那么就是“文已载道”。既然“文已载道”,那么讲文就是讲道,关键是编好教材,课文要选思想性强的,人文性强的,符合大道的。然后老师讲课文,就是课程思政,因为教材是“文已载道”。假如非要文外论道,非如此便不足以讲清文中之道,那说明这篇课文“载道”载得不好,要换掉,我们的教材一般都留有余地的,老师们最多能讲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可以选择性地讲。假如连二分之一、三分之一都选不出来,那说明这个教材不好,要换掉。

另外还要注意,“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区别,“思政课程”是专门的课,以前我们说语文课不要上成政治课,今天仍然要说语文课不要上成“思政课程”,你上成了政治课,上成思政课,那思政课老师还干什么?高校里是不能重复开课的,你与人家重复就会被取消。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大学语文要上成“课程思政”,而不是“思政课程”。大学语文如何上成“课程思政”?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前面我们说过“文已载道”,你不提出“课程思政”,我们也是要“文已载道”的。

第四点,关于“沟通与写作”。这个本来是明天会议的议题,因为浙江农林大学的彭庭松老师明天有事,所以提前到今天了,这就让我们今天得到了额外的学习。彭老师介绍了他们学校正在推进的“沟通与写作”课。这门课是清华大学在2018年率先推出的,计划到2020年全面铺开。写作本来是大学语文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大班上课,大学语文教师任务过重,往往就挤掉了写作,现在很多学校的大学语文课实际上都变成课堂讲授为主的课。所以我以为“沟通与写作”实际上也是倒逼大学语文课回归“初心”,你如果没有写作内容,就要另开写作课,取消大学语文课。至于这个“倒逼”,是倒逼谁呢?当然倒逼我们老师,大学语文课一定要有写作教学。但是现在大学语文课普遍都是大班上课,老师工作量大,刚才还听说有学校三个老师要承担两千学生的课,那么再要做作文,批作文,就太累了。王步高老师在清华教大学语文是很认真的,他的学生一次作业有20多万字,都要批改,最后他累死了。所以我觉得“沟通与写作”实际上也是倒逼学校,学校排课要遵循教育规律,不能做到清华大学那样15名学生的小班化教学,也可以学学浙江农林大学35人那样的规模,最起码也应该是自然的行政班,不能搞上百人几百人的大班上课。清华的“沟通与写作”我还是有怀疑的,他们每年的新生有3000至3500人,15个学生一个班,起码就要200个班,2018年他们试开这门课,是14个老师开了10个班,现在他们也只有25名专职教师,所以我很怀疑。不过我进一步研究,又觉得他们的“沟通与写作”实际上是把通识课装进写作课的框架,对各类通识教育选修课都提出写作的要求,这样说来,就是有可能的,通识教育本来就是全校性的课。其他学校能不能做到呢?我觉得也能的,标准放低一点而已,他们是把通识课放进写作的框架,按写作训练的严格步骤来上通识课,我们可以把写作放进通识课的框架,就是在通识课里提出写作的要求,哪怕只是结课时做一次作文,也算是有了沟通写作的内容。至于沟通写作会不会取代大学语文课?我是比较乐观的,相信单纯的写作搞到后来,会发现没有大量的阅读不行;增加了阅读,又会发现如今的社会有大量需要听说能力的沟通,那么最后还是要回到“听说读写”的大学语文课来。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彭庭松老师和毕耕老师都是到清华取经学习过的,最后还希望能听他们多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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