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的暗示》阅读笔记(完）
《长时间的暗示》阅读笔记(完）
作者：陈全
说明：1978年，精神分析家弗朗索瓦兹·鲁斯唐在《新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长时间的暗示》一文，他在文中强调了暗示在分析治疗中的作用。因为文章篇幅过长，笔者没有选择翻译全文，而是整理出本文的主要内容并加入自己的理解。
是否有可能改变分析的功能，打断这一必然的重复呢？葛若夫（Granoff，精神分析家）说：纳赫特(Nachet，精神分析家)提议在分析的结束时“稍许展示一下个人的存在”；葛若夫继续说，弗洛伊德为了解放病人的羞耻并结束一段不适当的分析，邀请了病人来共进晚餐；最后，葛若夫的结论是：精神分析家应该从荷马得到启发：“我不是任何人，我是伊萨卡岛的奥德修斯，是拉厄耳忒斯的儿子。”实际上，不论何种方式，最终目的是结束转移。转移除去了分析家本人的个性，使他能够承载这个无名无姓的、没有历史的“第三个人”的个性，成为一个纯粹的镜子，纯粹的接收器。但是这个方法断然会出现问题。重新做回弗洛伊德博士、奥德修斯或者“杜朗先生”，分析家又回到了三角关系的现状，使得分析者回到先前的状态。后者感到站在某个一分为二的人面前，这个人可不是谁都不是，而是一个两者都不是的人。说出“我谁都不是，我是奥德修斯”是为了掩盖和这个“任何人”有关的一切，不愿意说出或者知道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最终又加强了分析中构成的间接转移。分析家借此摆脱了他的客户，但是又能维护自己的位置和权力，永远地固定着一张分析家的小丑面具在脸上。无疑他“谁”都不是，但是他却变成了一个大他者分析家，这比之前还要糟糕，然而分析结束的问题却在于，已经没有分析家了。邀请分析家共进晚餐或者喝一杯咖啡并不能将分析家从“任何人”中解脱出来，而是一种将分析家封存起来，变成墓碑的方法。
不论分析家是否展示了自身的存在，不论他是否邀请分析家共进晚餐或者自报家门，分析家总是保留了主动性并且加重了间接转移的理想，因为他只是从神谕或者占卜师的沉默转向了伪善的社会语言：他还是难以捉摸的，还是难以理解，继续活在人际规则之外。分析家也借此在分析时间外维系了自己古怪的权力，无限地将分析者打发回去。分析者不是最后一个品味这种情况的人；他难以置信地需要把分析家当成偶像，而如果他像看门人一样想要窥视分析家的私生活，那只是为了表现得像他不需要一样；实际上是为了不污染这个虚构的，全能的，自己单独会见的他者。在这背后重要的其实是，分析者不去理解和知道分析家个人给他带来的幻想和症状，也就是说，维护间接转移的绝对原则，就像那是唯一出现在分析之中的，最终不去承认直接转移的影响，甚至是其存在。
为了走出困境，分析者和分析家必须一致同意揭开分析的人工性。决定性的一点是，分析家要明确地回到领域中，就像参与者和主导者一样，最终分析者才能在事后明白了，分析在那时会走到那一步，为什么他没有理解那句话语并产生了那样的后果，为什么对那个幻想或者那个事件的解释使得无意识更加紧闭而不是开拓了其边界。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会发现，分析家的话语或者沉默的防御作用，他的幻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以及忽视这些发现的需要；更通常来说，我们会发现，分析家是如何利用分析者的，就像是某种妥协形成一样，也就是说，就像是症状一样，同时也揭示了症状是如何无意识地运行，但是其方式又能使分析家毫不自知——因为他把症状推给了他者。
这样的工作不得不说是极其艰难的，因为这需要分析家放弃自己建立的确定性。然而，这就是他忽视的点。理由很充分，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说活下去，为了没有那么脆弱。说实话，唯一有用的假设是，分析家相对于自己先前在对病人的分析中的耳聋，他有所发展，他准备好认出这个耳聋了；不然的话，他还是非常需要把他者当做他的症状，并且继续封闭自己。
为了理清前文，我要举一个例子。果代克（身心医学的创始人，其理论和精神分析非常相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后者对前者有母性转移。弗洛伊德当然否认了他；弗洛伊德认为这只不过是父性的转移。这对于果代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发现自己对此是难以厘清地笨拙。但是这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必须不再忽略这个问题。我们假设，正好相反，弗洛伊德其实知道自己被质问的究竟是什么。他就会重新思考自己建立在父亲、乱伦禁忌（果代克对此总是感到好笑）、科学考量之上的理论；他将会质疑自己和理论的关系，质疑他的学生使用它的方式，等等。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也许是不可能的工作，但这对于果代克来说是必要的条件，这能使他不再重复他不懈的要求，直到生病和死亡。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只要弗洛伊德紧紧攥着这件明摆着的事，他就不可能在之后认出自己过去的无知。
当然，我不是说分析家在分析过程中要讲述自己的感觉和感受，也不是要展开自己的反转移的形状；他需要给分析者一个铆钉点，以便后者能够在分析中区分自己的历史和分析家的历史——直接转移将它们视为了一个整体。并不需要整体性地分析这个直接转移，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只需在某个时刻，绕一个弯，让这个“任何人”像一个人一样出现，他为了自己的理由，希望分析者困在他的欲望之中，使其成为分析家的再生产的地方。因为，当“任何人”承认：“我当时在那儿，却不知道该把你放在哪儿。”这个“任何人”就完全去魅了，所有对于他的信仰都消失了，或者至少对于希望它消失的分析者来说。暗示停止了，曾经错综复杂的欲望、幻想和历史开始解开，然后又交错在了一起①。这块由分析编制起来的织物，每个人从此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和自己相关，但是又不只和自己相关的丝线。
分析家是分析过的分析者，解开过绳子的结绳者，就像我们常说的灌满水的灌水器一样，因为他自己经历过分析。拉康发明“通过”的目的当然是让成为分析家的人再回到分析一次。“通过”是为了在分析结束后，理解分析是如何产生分析家的。但是，因为“通过”是和作为纯粹见证人的“通过者们”一起完成的，所以“通过”其实并没有回到分析中，而是迷失在了永恒之中。“通过”让分析家继续处于庇护之中，让他避免在间接转移中选择自己的位置，也让分析者继续攥着这些悬空的解释，也就是说攥着分析家的幽魂，让分析家失去真实性，因为他只和一言不发、客观的纯粹见证人有关系，只和无法检查、不可知的评委会有关系。分析家被送回了疯狂的实在界中，最终构成了症状。“通过”真是一种天才的方式，它直接接手了精神分析遗留下来的转移问题，对其进行处理而又不解决，最终使这个问题愈加严重地陷入深渊；这使得“通过”成为了无限转移的制度。
我们不禁想问，是否所有提出来解决“分析的结束”或者将这个问题理论化的方法，都可能必然有着和其目标相反的作用。分析者想要揭开分析家遮蔽自己的帽檐，后者却不断地遮遮掩掩，分析者几乎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甚至都笑不出来。确实，他在意料之外的操作中有时感到迷失。总之，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在打结的地方之外解开它，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其主要参与者之外的人来解开（解铃还须系铃人）。但是，当一个分析家——一个在分析中被当做他者的人——发现自己也将分析者当做了他者，对精神分析提出了激进的质问时，那么他在精神分析中的迟疑、绕圈子和回避就能轻易地得到理解和证明。
笔者总结：
这是一篇不容易理解的文章，我得掩饰说是我的翻译问题。为此，我总结一下本文的观点：正是因为放弃了神秘的暗示，弗洛伊德从催眠走向了精神分析，但也正是因为暗示的可能性，精神分析的科学性受到了质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发明了“转移”（《精神分析引论》最后一章：“我们的影响建立在转移，即暗示的基础上。”），拉康发明了“通过”，显然，没有彻底解决。治疗师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病人，或者说，正好是因为他的影响（即对治疗师本人的直接转移，也就是说，治疗关系），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而不是他所持有的心理疗法，不是他准确的分析（我想，拉康强调话语的重要性，可能只是在那个崇尚理性的西方文化中，拐弯抹角地否定话语的重要性，他说“真理只能半说”，“能指只是指向另一个能指的能指”，但是我们不是早就有人说过“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了吗），使得病人治愈。鲁斯唐在意识到这点之后，从精神分析回到了催眠，但是鲁斯唐的“回到催眠”就像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一样，不是简单的返回，他回到的是精神分析中的催眠——一种装备了无意识、阻抗和转移等工具的艾瑞克森催眠疗法，它和十九世纪末的催眠技术完全不同。当然，一切都源于实践——实践又只是生活的科学代名词，不是逻辑推理能够完全解决的。个人精神分析中收获最大的时刻，不是分析家告诉我说：“这是俄狄浦斯情结，是阉割情结，是对父母无意识的爱或恨”，而是他倾听了我的诉说之后，他问我：“（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那么然后呢？”这无疑就是催眠的技术，是一种作用于想象界，而不是作用于符号界的技术。我翻译这篇文章，只是希望向各位精神分析的学习者提出问题，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而不是说，问题不存在。其余的，开心就好。
①我曾经记得有这么一位有“学院分析家”称号的分析家，在他的“通过”过程中，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历史居然和拉康越来越像。
长时间暗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