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人治商到二次灭商
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一开始对商王室并没有赶尽杀绝。
按《史记·殷本纪》载，武王只是杀了纣王和妲己，然后便：
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
《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等篇章，对此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箕子、比干、商容，都是商纣王的忠臣。其中箕子和比干是纣王的亲戚(有说是叔伯，有说是兄弟，不可考)，商容是负责典乐礼仪的官员。这三人都曾多次劝谏纣王，也就触怒了他，箕子为了活命，披头散发装疯，被关起来；比干最惨，被剖腹挖心；商容相对好点，只是被削掉官职。
武王灭商兴周，对于这些殷商忠臣，给予了最高礼遇：把箕子放出来，并向他请教治国方略；到比干墓上和商容故居大张旗鼓表彰他们的忠心。更大度的是，把原来的殷商故地封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他可以承继成汤香火，治理殷商遗民。
换句话说，就是承诺商人治商，高度ZZ。这种方针政策，有一个成语，叫“兴灭继绝”，就是使灭绝的重新振兴，继续下去。《论语·尧曰》解释得很清楚：“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有效果吗？当然，《殷本纪》说了，“殷民大说(悦)”。
这既是新王朝的大度，也是稳定的必须。因为，纣王虽被灭，仍有不少忠于殷商的遗民，新王朝清算旧账、高压镇反，杀一批关一批，固然是一种办法，甚至是王朝兴替常规手段，但这么一来，民心不服，则隐患无穷。
再说，还有一个史家都藏着掖着的原因：到底有多少百姓欢呼新王朝、热爱新王朝？
不是说纣王残暴无道，周武王替天行道，救万民于水火，天下百姓都感恩戴德吗？
呵呵，我们对于纣王的暴君印象来自哪里？不读书的，来自《封神演义》；读书的，来自《史记》等。但这些书里的史料，基本采自零零散散的周代及春秋文献，包括《尚书》中武王誓师出征的《牧誓》等。
司马迁则坦言：“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殷本纪》)我记录殷商的历史，自成汤以来，都采自《尚书》《诗经》等。
但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左传》里，倒是有零星真相。比如僖公十九年有“昔周饥，克殷而年丰”的记载，昭公十一年有一句可作为补充：“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根据这些片言只语，更有可能的历史真相是：周本来是蜇伏于黄土高原，臣服于殷商的一个部落，逐渐壮大之后，开始觊觎天下。而商纣王为征服东夷，长年作战，主力部队都用在抗夷正面战场上；后来周部落又发生饥荒，天赐良机，周武王遂发动灭商战争，士卒只有奋力杀敌才有饭吃。纣王两头顾不过来，临时召集了一些奴隶、囚徒上阵，这些从没训练过的非军事力量，当然打不过饿急了眼的周兵了。
比司马迁更早的人，如孟子、荀子等，都对纣王有相对正面一点的评价。孔子的得意学生子贡就曾经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第十九》)纣王之恶，实在是被夸大了，所以君子不能失势，一失势，天下的恶名都安在他一人头上。
史料有限，历史的真相现在已很难廓清。我们倒不是要给纣王翻案，而是按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来看，纣王就算是个暴君，也极有可能被夸大了。几千年来，通过暴力推翻一个旧政权，都必须“给个理由先”。而最好的理由，便是把旧政权说成十恶不赦，把旧统治者说成是无道昏君，以证明暴力革命顺天应人。
既然纣王没那么恶，殷商的民怨就没那么沸腾，周武王在《牧誓》中给出的理由，也许只能忽悠周的民众及士兵，对于殷商臣民来说，就非常牵强，他们看到的，只是你趁我们的王忙于应付东夷，发动突然袭击，这让我们怎么服你？
所以武王灭纣后实行怀柔，不对商王室赶尽杀绝，采取“商人治商，高度ZZ”的政策，让殷商的香火能存续下去，对于安抚民心来说，很有必要。
但这么一来，又带来新的隐患——既然殷商遗民还忠于商王朝，代表殷商血脉的武庚既有封地，又有军队、民心，万一他想搞复辟怎么办？
武王当然也留有一手，《史记·周本纪》这么说：“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为了防止武庚作乱，派他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名义上辅佐武庚治殷商故地，实际上监视他。
管叔叫姬鲜，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周文王生有十个儿子，大儿子伯邑考早被纣王杀了，武王姬发是老二，姬鲜是老三，武王把他封在管国(今河南郑州)，就叫管叔。同样，蔡叔叫姬度，是周文王的第五个儿子，被封在蔡国(今河南上蔡)，就叫蔡叔。
其实司马迁说少了一个，同时被封的，还有霍叔，周文王的第八个儿子，叫姬处，被封在霍国(今山西霍州)。这三位，就被称为“三监”。
大家可以找张地图推演一下，从山西霍州到河南郑州、上蔡，自北往南，正好对武庚的封地——即殷商故地，今天河南安阳一带形成一条纵向的防线，武庚若要起兵向西南攻打周，必须突破这条防线才行。
看起来固若金汤，但武王万万没想到，“三监”会反水，联合武庚起来叛乱。
而这一切的诱因，又跟他们兄弟中的老四周公姬旦有关。
周公大名鼎鼎，在所有史书中都是一个道德完人的形象，更是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的精神偶像。他在武王灭纣的战争中，居功至伟，几乎跟姜太公不相上下。所以革命成功后，他也得到一块封地，就是鲁国，但武王离不开他，还需要他帮忙执政，就把他留在身边，让他儿子去鲁国受封。
可人算不如天算，周武王拥有天下才三年就死了。
按《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武王死，太子姬诵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旦怕有人得知武王死了就起来作乱，自己就即位代姬诵(即周成王)治国。注意“践阼”这个词，明明白白，就是登基、即位之意。
同一篇稍后，还有一句更具体的：“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
关于这一句，《礼记》注释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东汉的郑玄则注曰：“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于宗庙，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负之言倍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闲，周公于前立也。”
这些都证明了，周公不仅仅是摄政，而是亲自登基，南面为王。这就难怪管叔、蔡叔等兄弟要有疑问了。《鲁周公世家》说：“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管叔及其群弟”，说明有这么想的人还不少。但是，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只是流言吗？你都亲自登基了，再把小小的成王搞掉，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别说管叔、蔡叔这些外放的王族成员，就是留在朝廷的“三公”之一的召公，也对周公的做法疑心重重。《燕召公世家》说：“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就是周公这么干，引起召公的怀疑，周公就写了篇文章剖明心迹，召公还是对他有意见。
在《鲁周公世家》中，周公则是向姜太公和召公两人坦陈自己的动机，说我这么做，不过是为了稳定大计，为了对得起创业的三位先王。据说，一番话，姜太公和召公就对他的做法表示了理解。
问题是，既然动机如此，为什么不提前取得这些重臣的理解再“践阼”，而是上位后遇到质疑再解释？这么聪明的人，何必授人以柄，你敢说这里面真的没猫腻吗？
姜太公、召公能理解，不等于所有人都能理解，特别是外放的管叔、蔡叔、霍叔这“三监”，按兄弟排行，管叔老三，周公老四，既然你没跟我们商量就悍然“践阼”，凭什么我不可以？于是，管叔、蔡叔等人，煽动纣王之子武庚起来叛乱，史称“三监之乱”或“管蔡之乱”。
这么一来，二次灭商的借口就有了。《周本纪》载：
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
《鲁周公世家》也差不多如是说。
最可笑的，就是这个“奉成王命”。前面说过，武王死时，成王尚在襁褓之中，周公“践阼”引发怀疑及叛乱，这时间撑死了两年吧，成王就能命周公去讨伐管蔡了？蒙谁呢。
之前武王伐纣，可谓摧枯拉朽，牧野一战，商纣就宣告灭亡。可这一次，周公二次灭商，却足足打了三年，可以想见商人的反抗之烈。
这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周武王承诺的“商人治商”不复存在了，武庚被杀后，殷商旧地被划分为宋国和卫国，卫国给了武王最小的弟弟康叔，宋国给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开——一个在武王攻进朝歌时裸身赴城门负荆请罪的殷商投降派。
这么一来，名义上，殷商的香火还能得以继续，但像微子这样的投降派，在殷商遗民中肯定是被唾弃的，也不可能再有反心了，给予殷商故地的高度ZZ肯定也没了。最好的说辞是：谁让你们不珍惜呢。
于是，“诸侯咸服宗周”(《鲁周公世家》)。
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实是周公动武，天下归心。
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三监之乱，极有可能是被周公设计出来的，甚至在新朝刚立的时候，武王和周公(可能还有姜太公)等人就全盘考虑好了，连派管叔、蔡叔去监视武庚，也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步。兄弟多年，谁心里有什么小九九，谁最有可能起来闹事，能瞒得过谁？
虽然这是阴谋论，但如果真相是这样，一切不合常理的地方，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包括，周成王七年的时候，说“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就“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
后面还有一件更可疑的事：“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等到成王亲政，还有人说周公的坏话，周公就逃到楚国去。
几年前谣言满天，他无所谓，顶风上位，现在已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真的不想篡位，反而因为几句谗言就政治逃亡？如果问心无愧，逃亡不是反而证明自己有问题吗？
还是那个问题：武王死的时候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就算第二年才算成王元年，到成王七年的时候，他能有多大？绝对不可能超过十岁。你想，嬴政上位时都十三岁了，还是得由太后和吕不韦共同摄政，直到二十一岁才亲政。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就能亲政？亲政后，就能吓得功高德厚的周公去国逃亡？
不是我们喜欢阴谋论，而是历史迷雾重重，疑点太多。而像周公那样的政治、道德完人，历史经验和人生经验都告诉我们，肯定是被美化的，就像纣王的恶行被夸大一样。
至于新王朝建立时对某个区域的承诺，也是迟早要想办法收回去的。周如此，汉也如此。历史，没有另类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