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童年
离村十里远，有一座山叫九枝树。半山腰上有间房，这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七八岁时跟着二祖父、二祖母在这里临时住着。有一个同岁但比我小几个月的叔伯弟弟也住在这里，我们一起玩耍。
我是个很野的孩子，人们叫我“野山灰”。在山上走路也是逢崖跳崖，缝沟跳沟的。但是我会捉松鼠。松鼠是种小动物，长着毛毛的尾巴很好玩。松鼠有一种习惯，每跑到地埂石头梗里，出来的时候总是先露出头来四处看看，看有没有动静，是否安全。这个时候就是捉他们的好时候。我用一根长长的木杆子，在杆子顶端拴一个绳，绳子的一头，弄成一个套环，在松鼠四处张望的时候，我把杆子上的绳套慢慢地套在它的脖子上，轻轻向上一拉，就把他逮住了。这个办法是我跟别人学来的。
我还比别的孩子会捉鸟。看到鸟儿在半空飞着唱着，突然落在地上，走一段，停一停。这时要紧盯着他，最后跟到它窝里。我们看准了，一捉一个准儿。我还擅长掏野外的老鼠窝。我们家在山上种了半亩大豆，学名儿叫蚕豆，很好吃，被野鼠偷光了。我观察野鼠走过的路线，密密麻麻的路线，有大有小，有的走的多，有的走的少。我判断走得多的地方就是它的窝，藏粮食的地方。它的窝，虽然用土埋着，人们分辨不清，可我能看出来。我试着用手掏。它埋的土是虚虚的，其他地方的土是硬的，于是我使劲儿挖，就把它的窝找到了，赃物大豆也找到了。我把上衣裤子都脱下来，把袖口和裤腿口用草拴住，装了满满的大豆。足有半斗多，我把它拿回家，家人都高兴坏了。
我在村里上小学，我是儿童团长。唱歌、打霸王鞭、扭秧歌、演戏，样样都离不了我。有一次我们到繁峙南关村演戏，我担任戏剧的主角。为了演好戏，我一个人偷偷上了房背诵戏词。大家看不到我，谁也找不到我，以为失踪了，就放开人马，四处找。大家喊呀叫呀，我也不做声，真把大家给急坏了。我把戏词背好后下了房回去，大家见了又高兴又生气，老师也批评我。不过晚上的戏很出彩，因为是小孩子，就算戏演的不好，大家也喝彩。我们的老师叫樊世泰，他很看重我。以后把我保送到砂河完小上学去了。
我虚岁十七岁的那年繁峙县的伪军很猖狂，到处抓壮丁，一见青年人就捉走了。到了城里穿上军装，拿上枪就是一个兵，有的人连枪怎么用都不会就被拉上前线。有一天，他们兵分三路，南山坡一路、北山坡一路、平川一路，沿路扫荡，一直从繁峙扫荡到砂河，一个繁峙县都扫荡完了。一天，他们三路人马集中起来庆祝胜利，庆幸一路没见一个八路军的影子，大吃二喝，每个人都喝的酩酊大醉。 没想到当天晚上八路军不知从何而来，简直是从天而降，一夜就把那些伪军消灭了。除少数人跑回繁峙城外，大多数人都被打死了。第二天，四里八乡的人，赶着毛驴、骡子、牛，驮着麻袋，把麻袋里面装着的死人驮回家。这件事对我的父母震动很大，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害怕我也被抓去。当时我只有十七虚岁，阴历十月的生日，按旧俗两个月零十天就算了两年，周岁按现在算只能算十五岁，个子也不高，应该不会被抓，但父母害怕得要死。
我是怎么参加工作的
1948年春天，应县解放了，在应县县政府工作的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回家探亲来了，借这个机会家里父母向他提出领我出去的要求，他答应了，就带我到应县。和他一起回家的还有另一个人，是大沟村人，叫孙焕庭。记得他家有一头骡子也到应县，一路上我就拽着骡子的尾巴到应县的，一共走了一百二十多里山路，我到了应县政府。因为应县刚解放，缺人，我就被录用了。就这样，我参加了革命工作。
因为我年岁小，就分配我当了县长的警卫员。当时我穿一身日本人留下的军装，裤子大腿部分有个大肚，背一个县长的盒子枪，枪的带子拉在地上，觉得很神气很得意。有一天，我跟着县长到了县武装部，那里有许多县里的首长，他们看见我，就把我的头一拧，左看右看，当着大家的面儿对县长说：“如果有个紧急情况是你背他啊还是他背你呀”，意思是说叫当我警卫员不合适，因为当时大同还未解放，还有伪军。这些伪军有可能一夜就过来袭击你。形势还紧张，于是过了几天又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了，有一米七高，名叫张万岩，他接替了我的工作当了警卫员。我失业了，就在县长办公室扫地，擦擦桌子，提茶倒水。有一次县长要我拿个浆糊，我听不懂他的话，提个暖壶来了，县长笑了笑，自己亲自拿了瓶浆糊。我又失业了，总得给点活干，有人出主意叫我到“复得隆”，这是个做买卖的单位，待遇很不错，可以吃莜面，县政府只能吃小米儿。于是把我送去了。复得隆的人们一见我一个野小子，能做啥，不想要。有的人恶语伤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都有。我听了很伤心，不想在这个地方呆，还哭了一眼儿。于是又把我送回县政府。县长没法安排，就让我当了个电话员。任务很简单，就是电话来了接一下，电话里叫谁讲话，我给通知谁一下，一天只接一两个电话。平时什么事也没有。电话员这个职位，是因人设事，实际没这个编制。为让我安定下来，专门儿把我送到浑源县王千庄村军分区，司令部专门培训一个月。专门培训电话怎么用，它的原理是什么，把电话拆开，教我如何联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电话。当时的电话都用的是直流电，电池。我们把日本人留下的废电池，用钉子在外皮上钉几个眼儿。放到罐子里，用盐水浸泡，就又发出电来了。这是一种特大号电池，约四寸多高，两寸多宽。
我当上了文书
我培训后回到应县政府，电话机就安在文书室里。我和文书高振亚在一起。他晚上回家，我就在办公室放两个板凳，上面放上门板，这就是我的床铺。发一个被子，没有枕头，我垫两块砖，上面放上自己的布鞋，就算一个枕头。当时文书不在的时候，我就学着刻字儿，有个小通知什么的我就刻印。文书高振亚的字不好辨认，他称自己的笔记本儿是“保密笔记本”，因为人们根本不认识他的字。后来有小通知之类的，他就让我刻印，人们都认为我的字更好辨认。
1949年，解放形势很好，南方解放得很快，需要大量的干部，于是北方干部大批南下，高振亚被选中南下。他走以后我正式接了他的工作，当上了文书。我因为高兴，干得就很起劲儿。到了秋天收粮的时候，收粮的表格用得很多，都是我白天黑夜连着赶印出来的。累了、眼困了，就出院翻几个跟头，转一转，回来接着干。因为工作积极表现好，秘书长闫国瑞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后干劲就更大了。
（作者系繁峙县大木瓜村人。曾任大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处级）兼大同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责编：康所平 配图：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