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子｜我与顾前
文／狗子
我印象中第一次见顾前是在2003年初，我从金华返京途中在南京小作停留，停留的目的就是见韩东顾前，这之前，我跟韩东在南京北京都见过，也有通信及电话联系，而顾前，我只读过他的小说而没见过这个人，是否见过照片我也没印象了。
但按顾前的说法，之前在1998年夏天，我去南京就“断裂”行为采访韩东朱文时我们就见过，是在新街口附近某“市民广场”。好像那几年南京市政府在打造所谓广场文化，在各种街区修建了很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广场，有石凳喷水池小片绿地花圃之类，“市民广场”这个称谓好像也是南京的独创。
除了北京，南京是我待的时间最多的城市了，忽然觉得，若说南京有什么特点，就是多年来南京市政府一直在苦口婆心提醒南京人，不要忘了自己的“市民”身份，从市民广场，到各种市民小报（一度为了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金陵晚报》天刚亮就摆街边了），以及专门为南京人排忧解难的电视栏目《南京零距离》（从修水龙头到处理婆媳关系）以及后来红遍全国的相亲节目……其实南京人在过日子方面，虽说比不上更往南的浙江上海那般斤斤计较精打细算，而且南京人确实有点拽或者大大咧咧，但比之多数北方地区，日子过得挺滋润，比如随便进一家街边饭馆菜就做得不错。南京姑娘也会保养会化妆，讲吃讲穿爱逛街，南京妇女骂街一流，南京男的爱喝茶玩牌各种茶馆棋牌馆遍布大街小巷，红南京、盐水鸭、金陵干啤，多年来已成为南京男人的吃喝抽标配（其性价比确实让人称道）……也不知南京市政府多年来玩命打造“市民”文化的良苦用心是什么呢？
1998年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市民广场，我对顾前毫无印象。我记得那天在广场的石凳上，我分别采访了韩东、朱文、吴晨骏，我带了录音机录了音，或许还拿小本记下了要点，没喝酒。朱文那时长发，扎个小辫，他手里是一罐果汁，抽着烟，韩东和吴晨骏印象不深了（韩东肯定没现在这么秃），我想彼时顾老师正躲在他们身后的黑暗中，拎着瓶金陵干啤边喝边看广场上百无聊赖的南京市民们晃来晃去，以及一些形迹可疑之人：那个是鸡，那个是皮条客，那个东张西望的家伙想嫖又不敢，那个假装锻炼身体的老头是个色狼……
顾老师喜欢这么喝酒。后来我也多次和顾前在市民广场上这么喝，包括一年前我俩还是在新街口的一个市民广场喝到半夜，我大醉，完全不记得自己住哪儿，是顾老师连搀带扛把我弄回宾馆（据他说）。这些年来，我和顾前喝酒，这样的事他没少干。
顾老师曾质问我：狗老师，哪次酒后你照顾过我吗？我想了想说，好像没有。对此，我的理论是，朋友在一起喝酒，只要有一个人先醉，其他人喝得再大也不会醉。这完全是我的经验之谈，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这现象就仿佛先醉的那个人把在座所有人的酒精都吸走了一般神奇。而我和顾前喝酒，每次都是我先醉，虽然经常我俩喝得差不多，甚至他比我还多，但我一醉，他那边立马酒醒了一半。
每次我先醉，并不是说顾前比我酒量大，我觉得我俩酒量差不多，甚至他还不如我，我觉得这是酒风使然。我喝酒喜欢痛饮，喜欢奔大了去，喝晕了算。相对于我而言，顾前喜欢慢喝，喜欢维持在酒精带来的那份欣快感之中。当然，他并不是每次都能把持得住，酒精（或说这来自大自然中各种腐败物的馈赠）力量太大了。我知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前几年喝大了摔断了肋骨。当时我不在场，如果我在，顾老师会躲过一劫吗？
说明一点，在称谓上，我完全是不自觉地一会儿顾前，一会儿顾老师，这一庄一谐我无法只用其一。
“老师”这个称谓被滥用起来，应该是始于多年前的北京文化圈。那时我在南京，顾前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北京人为什么不好好说话呢？怎么什么人都叫老师呢？这叫幽默吗？我当然知道他的不以为然与师道尊严无关，他对很多流行词都表示不屑，比如他还抱怨他儿子叫他“老爸”且动不动就“哇塞”……不久前他还质疑我写东西为什么用“断片儿”这个词，我说那用什么？“酒后失忆”？他说对啊，“酒后失忆”不是很好嘛。
经他这么一说，我对各种流行词语似乎也有了心理障碍。但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张口闭口顾老师，他也安之若素。
但我依然无法固定在一个称谓上。我发现不仅写文章时我一会儿顾前一会儿顾老师，在生活中我也这么叫。我想大概在我心里，“顾老师”就是个市民，是个混子，而“顾前”则是个读书人，是个写作者，所以当所有人（包括他老婆）都叫他顾老师的时候，我心有不甘地要叫他顾前。不过说实在的，在生活中又看不到他身上半点读书人或“作家”的样子，所以我抑制不住地还是得叫他顾老师。
韩东曾提到，他和顾前第一次见面是80年代在顾老师挑的一家咖啡馆里，顾前穿着件文艺范儿十足的花格衬衫。我猜应该是红黑小方格那种，粗布或抓绒质地，总之手感舒适。我仿佛看到三十多年前，在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新街口一家价格不菲的咖啡馆里，一个戴黑框眼镜留着浓密长发面容清癯的大学毕业生（韩东），和一位帅气十足穿花格衬衫的工人（顾前）喝着咖啡聊文学。
我认识顾前和韩东以后，从未见过这二位喝咖啡。
那天一定是顾前结账，那时工人有钱。
据我所知，顾前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围棋。也许把“业余”俩字去掉更合适。我很难确定他有什么“业”，写作吗？至少在口头上，他没把写作当成一份“正业”。当然，口头上的说辞我觉得都可以不当回事。
很多年前，跟顾前刚熟悉起来的时候，知道我也会下围棋，他问我什么水平？我说业余初段，他说那你比我强，我没到初段。那时我在南京找了个代课的差事（这个后面细说），有天他约我去他家吃晚饭，说早点来，咱们下盘棋，跟你请教请教。
我如约去了他在白下路的家，那是座六层的老楼，有点破，他住顶层的一个单元，一室一厅。进屋后，顾前一边招呼着我，一边懒洋洋地关电脑，收拾桌面上的东西。
我问他今天写得怎样？他说操，枯坐了大半天，一个字没写，这都是什么命啊，干点什么不好，摊上这么个苦差事。
顾前的家还算干净，至少不凌乱，基本没装修，水泥地，七八十年代的家具，屋角的天花板上有被雨水洇湿后留下的的褐色斑痕，还有点起皮。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是坏的，冲马桶要用脸盆接水冲（前两年我去他迈皋桥的新家，抽水马桶还是坏的），马桶前的半自动双桶洗衣机上，有本翻得卷了边的围棋棋谱。我当时心里纳闷，一个不到初段的家伙狂看棋谱，这是瞎用的哪门子功呢？我就很少看棋谱，看不懂。
下起来我才知道，顾老师的棋力远在我之上。那大概是我们唯一一次不让子猜先平下。棋具符合顾老师的风格，一块皱皱巴巴的蓝色塑料棋盘，需用茶杯烟缸压住四角才可勉强展平，最便宜的那种玻璃棋子。头半盘顾老师还有点紧张，时不时拿眼瞟我，目光里闪烁着惊讶和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陷入长时间思考。
他无法理解我这个初段“高手”，怎么臭棋连发，很多手棋分明就是在送死，可千万别中了圈套啊。进入后半盘，随着我大块大块地死棋，顾老师松弛下来。他老婆（那时还是女朋友）下班回家开始做饭，顾老师时不时起身去厨房指点一番。
待我终于认输，憋了半天的顾前结巴地问我：你，你有业余初段吗？作为手下败将，我自是无话可说。想起在北京，我一度跟一个号称业余初段的家伙杀得难解难分，看来那家伙是个二把刀。
那天晚饭只有一道菜，印象深刻，就是红烧肉。烧得有点糊，顾前老婆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喜欢这个略焦的味道。这是真心话，其实更真心的是，我不喜欢吃红烧肉，烧焦点正好别有风味，去掉了我不太习惯的那种油腻和猪肉特有的骚味儿。
后来我得知，多年来（直到现在）在家买菜做饭都是顾老师的活儿，他喜欢一边做饭一边空腹喝两瓶啤酒（据说判断一个人是否酒精中毒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喜欢空腹喝酒），经常菜做好老婆还没到家。
趁着微醺，在这个空白时间段，顾老师会给朋友打电话。喝酒的人大概都有这个体验，平常清醒时懒得说的事，几杯下肚就觉得有必要一说，乃至不吐不快。我就经常在傍晚天擦黑的这个时间段，接到顾老师的电话，电话里因为酒精带来的小小兴奋，顾老师情绪饱满声音高亢吐字清晰，一反平日说话时的忐忑犹疑，也不是喝大了之后的胡言乱语，有点胸有成竹世界尽在掌握的大人物风范。
再说说围棋。我记得那应该是04或05年底。应于导之邀，我和顾前去深圳玩了一周。
我们住在于导家里，于导不下棋，但于导家里有副围棋。我们在于导家里又下了几盘，顾老师从让我一子到两子到四子，我一盘没赢而且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顾老师赢得兴味索然，赢完还不忘嘲笑我说，你难道有业余初段吗？
有次于导在旁边看不惯顾老师得意洋洋的样子，说，狗子让着你你看不出来吗？
于导人好，但对围棋是丁点儿不懂，倘若真有围棋之神的话一定会觉得受到了亵渎吧。
有天于导开车带我们去海边玩，早已没兴趣跟我下棋的顾老师又来了精神，非要在后备箱里带上围棋。
那是个阴天，没什么风，海滩上人也不多。不远处白色的海浪徐徐拍打着海岸，我想肯定还有海鸥在盘旋。顾前喜爱所谓大自然风光（我则要么无感，要么不适，偶尔还恐惧），这景色正是他所要的，不仅如此，他还要在这样的美景中“对弈”，哪怕跟个臭棋篓子也在所不惜。由此我们可见顾前精神追求之一斑。
于是，在深圳大梅沙海滩上，我和顾老师盘腿相向而坐，中间是硬木棋盘，两侧是装在小瓷罐里的黑白云子（于导家里的东西皆品质精良），手边有烟和烟缸。“当湖十局”一触即发。
下面就可以按快进键了：第一盘顾老师让我两子，第二盘让我四子，第三盘让我六子。我或坐或蹲埋头棋盘苦思冥想，顾老师抽着烟，或坐或站，后来干脆在海滩上溜达起来。不用说，像往常一样，顾老师砍瓜切菜一般大胜我三盘。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提一下吉木狼格。我和狼格在南京时也下过一盘围棋，吉木狼格的围棋水平在圈子里不说最强，也应该是顶尖的几位之一（还有杨黎），忘了是业三（业余三段）还是业五了。顾老师好像说过，狼格至少让他两子。下之前，我跟狼格说让我四子，他偏不干，偏要让先，结果我们下和了。棋局结束过了一会儿，我醒悟了过来，其实狼格早就能赢，杀我个片甲不留也不成问题，但他故意要下成和棋。
回到2003年，我印象中第一次见顾前，那天最终也是他把我送回的宾馆。那是个冬天，我们约在一家山西饭馆。我到早了，一个人在饭桌前静等了会儿，就见一个戴棒球帽个子不高的男子两眼放光急匆匆直奔我而来，隔着桌子就向我伸出双手，我们握手寒暄，他说他叫顾前。
或许这是记忆力为了弥补1998年我完全将他忽略不计而作的补偿？生活中顾老师好像没有这么热情逼人。更有可能的是，第二天我离开南京前给顾老师打了个电话，电话里顾老师情绪低沉言语冷漠让我觉得反差过大。
那天，在座的至少还有韩东、朱庆和，这饭局就是韩东组的，应该是我在短信或博客上先跟韩东说我“可能”去南京，问他在不在。那时，我对南京的那几位所谓体制外作家心怀景仰，因为作品，也因为陌生，韩东特别热情，说在。是否说了“期待一见”这样的话，我不记得了。总之，去南京拜会这几位我心目中的“人物”正是我的所愿。
那天在山西饭馆，应该是顾前来了没多久，韩东朱庆和也到了。那应该是我跟庆和第一次见面吧，似乎还有别人，我全忘了。能记住有庆和，是因为后来顾前的生动描述，说那天我和庆和大醉，他打车分别送我俩，路上庆和突然摇下车窗狂吐，司机一时无法靠边停车，庆和的呕吐物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路飘散……
那天喝了不少黄酒，白的啤的喝了多少我不记得了。酒桌上聊了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有一点似乎没错，就是顾前韩东庆和他们上午刚参加完某个朋友的追悼会，中午就喝了，庆和中午还喝了不少。
说来也怪，后来我多次去南京，这样的情况我又碰到过一两次——他们上午刚参加完某个朋友的追悼会，中午我们喝酒。
第二天，我打算退房回北京，发现床铺上有一把套着一个钥匙圈的铜钥匙。我回想起来，昨天顾前是骑自行车来的，会是他的车钥匙吗？于是我给他打电话（兼告别），电话里顾老师声音遥远衰弱，语气低沉还有点不耐烦：哦，哪位？哦，有什么事吗？是吗？放前台放前台……放下电话，想起昨晚那个热情洋溢的顾前，我觉得颇不可思议。
熟了以后我明白了，那天顾前正深陷严重的酒后抑郁之中。顾老师的酒后抑郁反应强烈，怕见人，怕接电话，尤其怕见昨天酒局上的人及怕接他们的电话。身体的虚弱难受就不说了，我身边酒鬼众多（当然包括我自己），以我的经验，顾老师是酒后抑郁反应最强烈的一个。我想一个原因是，南京的酒风还是比较温柔，我曾问过他一年有几次是喝断片的？他回答一两次，顶多两三次。即便他这回答极端保守（我怎么总觉得他有所隐瞒？），也比北京的我及我们强太多了。我有时一周就断两三次；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顾老师对酒后抑郁的耐受力太弱，他的神经过于纤细了，当然也许他这样是正常的，而我早已失常（或超常？）了。按朋友唐大年的说法，我和张弛等属于保险丝早就烧断了的主儿，不仅是奔大了喝，而且对酒后抑郁早就“耐受”了。不仅不难受不抑郁，有时大酒的次日还能体会到某种脑袋发蒙身子发飘，仿佛随时可以平移的迷幻感。
顾前曾说，像我这么喝，身体没有崩溃是个奇迹。我也早就明白这么喝不是个事儿。
世纪初的那几年，为了逃避北京的大酒，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去外地待三五个月（之所以不能一走了之是因为父母），当然也为了写作。事后看这更像个借口，我在外地越写越枯竭，酒却没少喝；离开北京可能还有一个更内在、更本能的原因，作为一个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北京让我厌倦（这多半与城市无关，虽然关于北京及北京人的缺点我能说一堆），而外地，尤其是南方的中小城市，对我来说充满了新鲜感，甚至精神会为之一振。其实现在看来，我不就是不想负责任吗，一个人在一个地儿待久了，会各种责任缠身。多数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生活是迫于现实压力（工作家庭金钱等等），倘有条件，谁不愿意一个人自由自在了无牵挂浪迹天涯啊。
那几年，我生活过的城市有，廊坊，金华，宁德，南京，北戴河，上海的嘉定和崇明岛。这些地方，在我的那本《迷途》中除了南京都写到了。南京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之所以没写南京，可能是我在南京的生活与其他那几个地方有一个本质区别。其他地方我是独处，没朋友或基本没朋友，在南京虽然不像在北京那般整日呼朋唤友地过着“集体生活”（那些年北京流行去洗浴中心，搞得大家不仅一起吃喝，还要一起洗澡睡觉，更过分的就不提了），而在南京那一年，朋友是不缺的，酒局饭局虽不像北京那么密，但也是接长不短地就有（或许那正是我心目中正常的节奏），总之完全没有我在其他那些地方（尤其崇明岛）终日独处，一天说不了两三句话的所谓孤单寂寞。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崇明岛，有一次连续独处了二十多天，终于有朋友从上海市区来看我。头天晚上我激动得严重失眠，就像早年谈恋爱时的那种体验。
说明一点，我不是说孤独寂寞就能写出东西。事实是，我在崇明岛那几个月几乎就处于写不出东西的状态。那几年，我大概被娇惯坏了，可以说走就走，但换了环境是否能写出东西完全另当别论。
那么，我之所以没写南京，现在想来，可能是我在南京的生活太丰富了不知从何下笔？
在南京那一年，我喝得最多的就是顾前顾老师。我还记得05年我刚离开南京，顾老师就大病一场，在家躺了半个多月，他在电话里说狗老师这都是一年来被你害的。我印象中，他是腰椎间盘突出，与喝大酒没关，我也没记得他那时扛过我。
不过说起来，我去南京，还就是顾前牵的线搭的桥。
03年初我从金华途径南京回北京，春节之后本想再去个南方小城，非典来了。一直到03年秋天，我才又离开北京，这次去的是福建宁德，阿坚有个写诗的哥们叫还非，在宁德。
宁德地处闽东，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地级市，这里出美女。除了早饭每餐必有海鲜，虾，各种叫不出名的贝和螺，这里还是我国的大黄鱼产地。因为多山，交通不便，也因为附近的海军基地，03年这里还基本没被开发，外来人口极少。美女也没有去外面闯世界的念头，随便进个小饭馆或杂货铺就会被漂亮女孩惊到。
宁德美女有自己的特色，身材高挑纤细，深陷在高颧骨里的大眼睛水汪汪的，但可能因为没见过世面，有点目光呆滞。当然也有不少好逸恶劳的漂亮姑娘，终日在亮着红灯的按摩店里，懒洋洋倚在沙发里看电视。也有在店门口搓麻的，穿着人字拖，抽着烟。我不止一次看见有当地老者大摇大摆走进去，这也算自产自销了。
我在宁德一周去还非家喝一两回酒，他老婆（我叫嫂子）很热情，每次都做一桌子菜。平时我每天晚上就在街边小店自斟自饮。我最常去的是一家牛杂馆，要一小碟干切牛肉，四瓶啤酒，边喝边看挂在收银台上方的小电视，边胡思乱想。可惜店里的食客都说当地话，我基本听不懂。老板和老板娘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一直没有烦我的意思，老板每次还给我敬烟，我几杯之后再回敬。
喝饿了，有时在店里吃一碗牛杂粉或青菜粉，有时我会换一家拉面馆吃碗面。我每天早上或上午起来会去跑步，从我租住的少年宫路跑到海边，再跑回来，大约六七公里的样子。回来洗澡，中午经常在楼下吃一碗鱼丸，好像五块钱。下午写作。
我房间的窗外是永远云雾缭绕的南漈山，当年陆游来过这里，山脚下有座陆游的石雕像。现在想来，那日子真叫美好，只可惜我依旧写得不顺。
在宁德我住了三个半月，之间和顾老师约着出游了一次。那时我在宁德跟顾前经常通电话，要么他傍晚在家里自斟自饮打给我，或者我喝多了打给他。肯定聊了不少文学，但好像更多是家长里短。现在想来奇怪，我们只有一面之交，按他的说法是两面，哪来的家长里短可聊？总之，我大概向顾前历数了宁德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并邀请他来海边转转，顾老师似乎对风土人情（海鲜美女）兴趣一般，但一听“海边”似乎来了兴趣，说找机会一定来。
那次我和顾前在闽东一带转了一周。我有印象的是，我们在浙江最南部的苍南县会合，之后去了柘荣，霞浦，最后到福州，在福州分手，他回南京我回宁德。除了福州，其他那几个县城都是我挑的，因为有还非给我介绍的当地朋友。
记得几个片段。
柘荣是座山城，从苍南到柘荣的长途车要走漫长的盘山公路，长途车很破，四面漏风几乎要散架那种。路很险，几乎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顾前靠窗，我坐他内侧，车驶上盘山路没多一会儿，顾老师脸色煞白地说，狗子我恐高跟你换个座。
在之后三四个小时的车程里，坐我内侧的顾老师，置窗外峻美的山峦风光而不顾，一直闭目养神，一言不发。
我还想起，长途车在云雾缭绕的半山腰停了一下，一个穿灰色僧袍的和尚，拎着一袋子东西下了车，大概这里有个小庙。我还想象了一下在这里生活的和尚，肯定没电，喝山泉水……
后来听还非说，去柘荣的那条盘山公路是出了名的险，每年都出事，又说柘荣的自然风光是宁德下属八个县市里最具原生态的。
我对自然风光无感，但对坐落在山谷里的柘荣县城印象颇佳。县城很小，房屋建筑几乎还保存着五六十年代的风貌。红砖黑瓦的副食店百货商场，在僻静的街巷里还能看到墙上残存着斑驳的油漆标语，新华书店的门楣上砌着五星水泥浮雕，街头经常能看到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树，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溪水穿县而过。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便宜又干净。当地一个叫游刃的写诗朋友，请我们吃了顿晚饭。我还记得从饭馆回旅店的途中经过一座水泥桥，桥上没栏杆，也没路灯。我喝得有点晕，黑色的溪水哗啦啦从脚下流过，同行的游刃说，早年是有栏杆的，后来坏掉了，也没人修，每年都有醉鬼从桥上跌落。赶上雨水多的季节，也有淹死的。
游刃好像跟我同龄，待人接物以及喝酒，都不温不火的印象，是他还是他老婆，是县城里的小学老师。他说在这儿，当小学老师很滋润，学生家长排着队请客，根本没时间回家吃晚饭。
在柘荣，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的老板娘还陪我和顾老师爬了一次山，或者说是我俩陪她。老板娘三四十岁，略有姿色，热情开朗，一点都不见外。她说每天都要爬一次山。我记得我说，我来自北京，顾老师来自南京，老板娘似乎根本就没把北京当回事，倒是对南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上山下山的一路上跟顾老师有说有笑。
还有一次也是坐长途车。应该是从柘荣到霞浦，这个事被顾老师当成段子在酒桌上说了多次。他说的肯定比我写的精彩。韩东曾说顾老师说的比写的还好，只读过顾前小说而没听过他说段子讲故事的读者，只能遗憾了。大概情况是，我和顾老师的车票隔着过道，我捏着车票先上车，一张票旁边坐着一美女，我印象中不是一般的美，而且白衬衫领口敞着两个扣（那天有点热），瞟一眼令人心跳加速那种。另一张票旁边坐着一肤色黝黑的糙汉，一看就是个常年饱经风吹日晒的劳动人民，糙汉敞胸露怀，浑身是汗，穿着双满是泥点恨不得快断了的塑料拖鞋，而且一只脚从塑料拖鞋里褪出来光着脚丫单腿支在座椅上……
我飞快思想斗争了一番，在美女身边坐了下来。顾老师来到位子旁边左看右看了半天，坐在了汉子身边，然后有点发愣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这是我干的事情。我当时没领会他的意思。后来在酒桌上我才明白——顾前跟大家说，你们看狗老师表面忠厚，其实他妈的滑着呢。四五个小时的长途车，他跟漂亮姑娘坐一起，让我跟一山里野汉子坐一起。一路上他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偶尔还会朝我投来关切的一瞥，像是在说，哥们儿，你坐那儿也还行吧。我回应说，跟漂亮姑娘坐一起有压力啊，紧张啊，睡觉都睡不踏实，坐糙汉身边多轻松，想怎样就怎样，睡得东倒西歪流哈喇子也不碍事，我是把好位子留给你啊。
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在公共场合尤其长途交通工具上，坐美女身边对我来说基本就是受罪。在这一点上，顾老师跟我似乎正相反。当然，这是十多年前的我。现在，美女给我的压力少多了，这也算上了岁数以后的一个好处？
大概就是在从柘荣去霞浦的长途车上，顾老师跟我抱怨，你让我来海边转转，海呢？
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这几天我们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长途车和酒桌上了。
在霞浦，顾前见到了大海。
那天早上我在宾馆睡觉，顾老师一个人去了海边，回来后他跟我说，在海边用海水洗了把脸。
我不知那是不是我们此行他唯一一次见到大海。
本来打算去宁德，但大约在霞浦他说女朋友那边有点事儿得回去，于是我们从霞浦直接奔了福州，福州有回南京的火车。
那一路上我还记得几个细节。
某天当地写诗的一个哥们在一豪华饭店招待我们。红白啤俱全，我主喝啤的，顾前主喝干红。顾老师平常在南京也是主喝红酒，不过不是干红，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未经脱糖的红酒，最常见的大概是“通化”“长白山”一类。
穿白衬衫打黑领结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给顾老师倒酒，每次都在他那晶莹剔透的大肚高脚杯里倒一个杯子底，几个杯子底下肚后，顾老师对服务员说满上满上。
在福州，我没有朋友。但大概是一路上被请吃请喝（也有请住的）惯坏了，到福州后，我带着顾前直奔当地一家独立书店，我跟店主人未曾谋面但有过通信联系（似乎是我在报纸主持读书版时牵扯上的），那天好像是个周末，店里有活动，待活动结束，我直奔店主人自我介绍，并说这是南京来的顾前。结果这哥们不仅请我们喝酒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福州可是省会啊。
想来，这是我难得一次顶着“作家”头衔蒙吃蒙喝的经历，而且我现在完全忘了那哥们和书店的名字，更而且的是，后来（在我还记得那书店名字的年头）我再关注那家书店，发现它倒闭了。
想来真是令人愧疚。但我当时没觉得。
我还记得在福州喝完酒回酒店房间的电梯里，顾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一路上被请吃请喝的，你想过怎么还吗？
我说我还真没想过。
这一路上招待过我们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柘荣、游刃，还有苍南陈有为、孟想，还有霞浦的汤养宗、刘伟雄，当然，还有福州独立书店的店主人。他们都是诗人（我怀疑书店主人也是）。也不知诗人的这副古道热肠是怎么形成的，且千古不衰。相比而言，写小说的白眼狼居多。有我为证。
后来，汤养宗、陈有为、孟想去北京都找过我。在北京，还是他们请的客，汤养宗好像还给我带了茶叶。我忘了有一次是陈有为还是孟想来北京找我喝酒，我因为头天喝大了还借故躲了。
也就是在那次的旅途中，顾前问我为什么不去南京待一段，他说他跟汪继芳以及汪继芳的老公李幸，关系都不错。李幸是南师大系主任，或许可以给我安排个代课的差事，我说当然好啊。
我那几年在外地生活，跟父母打的旗号就是在外地大学代课，因为“去外地写作”这理由，在我父母那儿根本就不成立。但其实都是子虚乌有。是有朋友邀请过我到外地大学代课，等我去了，事儿又黄了。搞得我经常要在电话里跟我爹编谎，刚下课云云。而且既然是代课，就有代课费，这样来自父母那边的接济就大打折扣。
那一路上，我们肯定聊了文学，其他都忘了，只记得我们就“为何写作”这个话题聊了很多。现在只记得一个貌似废话的论调，还是顾前引用别人的：为何写作？为了把我们生命中多余的能量消耗掉。
也聊了人生。关于人生，我什么论调都没记住，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之后的岁月里依然在聊并且了无新意，将那次旅途中的内容覆盖了。只记得似乎第一天在苍南的小旅馆里（酒后），顾老师就给我阐明了人生的意义（类似于人生的意义就是无意义），据说我当即顿悟。
之后这样的情形每天都要重复一次，也都是在酒后的旅馆或街边排档。虽说顾老师有点不胜其烦，但还是耐着性子，一次次向我阐明人生的意义，一直到福州快分手了，顾老师终于渐悟了：他都白说了，我酒后不记事。
没想到在顾前的牵线搭桥下，去南京代课这事儿还真就成了。
我记得翻过年来的04年春节，李幸和汪继芳在北京，他们约我吃了顿饭，我还叫了张弛、阿坚等一帮北京朋友。酒菜上齐，李幸端着酒杯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欢迎来南师大，然后开喝。李幸跟酒桌上所有人推杯换盏来者不拒，还没等北京这帮人发力就喝晕了。最后我要买单还没争过汪继芳，她意思是，这算“聘师宴”。那天我受宠若惊，感觉从未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心想当年蔡元培聘请鲁迅也不过如此吧。事后张弛说，李幸应该叫“非理性”。
事实证明，李幸相当理性。他就让我代了半个学期的课（以免夜长梦多），除了不要说越界的话，没有任何教学要求。我代的那门课叫“剧本写作”。他大概还婉转跟我说了，你往那儿一站就行了，让年轻人见识一下“别样的人生”（世界上还有你这路怪胎）。
我想我做到了。
就这样，我去了南京。代了半学期课，又跟家里打着代课的幌子在南京生活了有一年。那一年，感觉够写至少两本长篇小说了。此生可能够呛了。
提几个那一年跟顾老师在一起时的有趣片段吧。
顾老师好面儿，一度他们家楼下有家菜馆，打出了“惊爆价一元菜”的招牌。顾老师天天路过，但不好意思一个人进去，他跟我说了数次，我知道这种路数肯定是骗人的，但抱着一探究竟兼不信邪（我还就不信了）的心态，有天我带着顾老师大摇大摆进去了。结果，我们还是挨宰了。
本来若以我的路数，虽说占不到便宜，但不至于挨宰。我点了三个一元菜（饭馆每天就提供三个一元菜），好像一个炒白菜一个烧豆腐，另一个想不起来了，四瓶啤酒（我没好意思要八瓶）。酒不贵，大约南京人相对不好酒，而且那时南京饭馆大多可以自带酒水，所以这家馆子没在酒水上做文章。点完了服务员立在桌边不走，我说“先这样”，此刻，顾老师抢过我手里的菜谱，强充镇定地对服务员说，再点两个荤的。我们就是这么挨的宰，那两个荤的完全贵得离谱，在我看来那才是“惊爆价”，后来顾老师还又加了菜和酒。
关于好面子，我想起顾前说他年轻时因为下岗，一度经济极为拮据，烟都快抽不起，他到楼下常去的那家烟店买烟，先买了一包平时常抽的牌子，又跟卖烟的姑娘说，家里养的花儿生虫子，听说烟丝泡水浇花可以杀虫，再给我来两包最便宜的那种……
忽然觉得关于顾老师的有趣片段（我坚持不用“段子”这个词）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当然很多都被他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但不至于就这些吧，顾老师可是个公认的“好玩儿”之人啊，酒桌上有了他气氛会活跃很多，难道这是多年来他给大家造成的错觉？
我倒是更多想起我在南京那一年过的“风风火火”的日子：在半坡酒吧，喝多了的我要跟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男的）接吻，顾老师吓得四处乱躲，韩东的嘴唇薄而红，我凑上去的片刻，他抿得紧紧的，但不躲，我躲了；毛焰和顾老师把喝多了的我架回宾馆卸在床上，据顾前说，毛焰小心翼翼把床头灯拧在最暗的那一档上；在南师大仙林校区我租的房子里，三天两头跟学生们喝大酒。我代课那个班的班长叫郝向阳，一个徐州小伙子，特别喜欢买菜做饭，手艺也相当不错。班上能喝好喝的男生也颇有几位，其中一个女生也能喝，也姓顾，叫什么忘了。还有班上女生陆乐的校外男友，一个做音乐的山东小伙儿杜全，也是我那儿的常客，还有小宁，经常从家里带他妈妈做的卤菜，陈平不太喝酒，但每次在酒桌上喝着饮料都会不知疲倦地追问我人生的意义（就如我在福建对顾老师那样），这恰好满足了我那酒后好为人师的说教癖。多次喝嗨了叫附近黑车去马台街卡拉OK，天亮再回……
记得有一次（或多次），我和顾前探讨喝大酒，我说人生需要狂欢，顾前说人生需要狂欢是不错的，但人生哪有那么多狂欢，就不说喝大酒这路“狂欢”之后的那份难受了。
想起顾前爱说的一句话是：日子，不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嘛。
好吧。
我看见在一天一天经年累月的日子中，顾前手里攥着个报纸卷，在白天的街上遛弯（他喜欢读报），或者长时间立在街头看闲汉们打牌下棋，还支招、还评论，在家里他有时会打开word文档力图写作，枯坐半晌或片刻，就切换到电脑上的围棋赛事直播。然后该做晚饭了，可以喝酒了，可以跟远方的朋友打电话聊天了……有时夜里睡不着，起来开一瓶啤酒，坐在阳台上继续喝。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去了……”（鲁迅《秋夜》），平时敏感脆弱的顾前顾老师，在黑暗中不为所动。
狗子，本名贾新栩，1966年出生于北京。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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