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岛第72期活动纪要：敦煌和它的守护人们
文澜读书岛2021年第2期
（总第72期）活动纪要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分享嘉宾：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张涌泉
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刘进宝
分享时间：2021年1月16日（周六）下午14:00
分享地点：浙江图书馆集体视听室
文澜读书岛钉钉群视频直播
录音整理：沉言静思
文字编辑：劳月
劳月：各位书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文澜读书岛！文澜读书岛是由浙江图书馆主办、钱报读书会协办的一档阅读沙龙活动。我们的活动在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周六下午定期举行，分享讨论有趣的好书。为了方便更多的书友参与，我们的活动采取线下分享和线上钉钉群视频直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今天是2021年文澜读书岛第二期活动，总第72期。今天我们来分享叶文玲撰写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一个月前，文澜读书岛2020年终阅读分享会上，贾灿园老师热情洋溢地为我们分享了她阅读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在敦煌》的体会。我们很多书友都去过敦煌，都像贾老师一样，为敦煌千佛洞展现的灿烂文化所迷醉。但是，敦煌对于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化交流，究竟意味着什么？“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一个杭州人，为什么为敦煌奉献了一生？从敦煌学的奠基人罗振玉、王国维，到敦煌学的著名学者常书鸿、姜亮夫、樊锦诗，一直到我们现在的敦煌学学科领头人张涌泉、刘进宝教授，为什么敦煌学与浙江有着这么紧密的联系？我们都不甚了了。于是，我就想借这本《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为大家做一次专门的介绍。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另一位是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进宝教授来为我们做分享。两位教授先后担任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学科领头人，对敦煌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今天，他们会通过这本《常书鸿传》向我们普及敦煌学的知识，向我们介绍敦煌学与浙江的紧密关系。掌声有请两位教授。
张涌泉：首先得感谢老同学岳耀勇让我来参加这个读书会，和大家分享常书鸿先生的故事。我感到非常荣幸。
常老是浙江人，也是我的精神偶像。很荣幸，我曾与常老有过一次亲密接触。那是1990年10月，去敦煌研究院参加在莫高窟举办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就近向常老请益。常老知道我们是浙江来的，专门和我们浙江学者合了影。
后排左二为张涌泉
因为我们搞敦煌学研究，常老的故事听得很多，但比较零散。这次要参加读书会分享，专门阅读了这本叶文玲老师的书，又接受了一次再教育。常老的故事很感人，叶老师写得也很精彩，感人至深。
常老当年在法国留学，油画连获大奖，画艺如日中天，影响力也很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见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编写。后来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掠去的敦煌画卷。从而勾起了他对敦煌艺术的无限向往之情。于是，他决定放弃在法国的事业，毅然回国奔赴敦煌。
他在回国途中下定决心，要为敦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莫高窟坚守了40年。面对生活的艰困，经费的不足，研究所的一度被撤，人员的离散，甚至连结发妻子也弃他而去，但为了敦煌这个艺术圣地，他坚守了一辈子，确实无愧于“敦煌守护神”这一崇高荣誉。
我想着重讲一下最后一章“大也盛也一生缘”。这章主要是写常老在天穹中的回忆与交谈。这一章写得特别好，也很有必要。比如陈芝秀是本书前面大半部分的主角，但她受不了莫高窟生活的艰苦和寂寞，跟人私奔以后，她的故事就戛然而止。但她毕竟是常沙娜、常嘉陵姐弟的母亲，读者其实也关心着她后来的情况。通过这一章，常老在天穹中与陈芝秀交谈的形式，把她私奔后潦倒的情况作了补叙，让人感叹上帝是公平的。
这里还特别想说的是，这一章中，常老通过与儿子嘉煌对话的形式，讲到了浙江与敦煌特殊的关系：“敦煌学的创始人罗振玉、王国维，都是浙江人：罗出生上虞，王的故里在海宁。你看，爸爸的故乡浙江是多么美妙而不可思议！”
浙江和敦煌相隔万水千山，然而珍贵的莫高窟壁画艺术和敦煌宝藏的发现，把浙江学者和敦煌连在了一起。一个多世纪以来，浙江学者为敦煌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罗振玉、王国维开创在前(这两位学术大师是国内外公认的敦煌学的奠基者)，常书鸿、姜亮夫、史岩、蒋礼鸿、郭在贻、王伯敏、黄永武、项楚、樊锦诗、朱雷、齐陈骏、柴剑虹等继踵于后，一大批浙籍或在浙江工作的学者都为(或仍在为)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敦煌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很多浙江人的印记：
最早注意到敦煌文献的价值并吁请学部加以保护的是浙江籍学者罗振玉（1909年8月）；
第一篇介绍敦煌遗书的论文是罗振玉1909年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东方杂志》6卷10期）；
最早对敦煌俗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是浙江籍学者王国维（他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发表于1920年）；
敦煌研究院（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任院（所）长是浙江籍画家常书鸿，第三任院长是浙江籍学者樊锦诗；
第一部对敦煌文献及艺术进行系统介绍的著作是长期在浙江工作的姜亮夫教授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第一部研究敦煌文献词语的著作是浙江籍学者蒋礼鸿教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
最早成立的省级敦煌学会是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第一个敦煌学研究中心是1994年成立的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借此机会，我特别介绍一下浙江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讲到浙江大学的敦煌学研究，首先还得从常老说起。常老1919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后转入染织科。这是我国染织图案设计师最早的摇篮。中国著名画家与艺术教育家陈之佛、中国近代著名企业家都锦生、中国著名戏剧家夏衍，都是该校的学生。几经整合，1927年7月，该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前身。所以常老其实也是浙江大学的校友。
在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是姜亮夫、蒋礼鸿先生。姜亮夫先生是中国敦煌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姜老到巴黎学习考古学。当他看到流散在巴黎的敦煌文献时，他被迷住了，毅然放弃原来的学业，转而投入到敦煌写卷的抄录和拍摄之中，从此走上了敦煌学研究之路。回国后，经过详尽细致的整理考证，撰写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包括《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敦煌学论文集》《敦煌碎金》等著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推崇和赞誉。1983年，八十高龄的姜亮夫先生还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学主办敦煌学讲习班，为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比姜先生略晚，在敦煌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还有蒋礼鸿先生。蒋先生是浙江嘉兴人，生前在杭州大学任教。蒋先生的敦煌学研究集中在语言文字方面，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初版于1959年，后于1960、1962、1981、1988、1998年先后增订过5次，以其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而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日本学者称之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美国学者称之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变文实际上跟一种叫变相的佛教用语有关系。那什么叫变相呢？变相相当于有故事情节的一组连续的画，类似连环画。变文就是连环画下面的脚本文字说明。这种文体已经失传，在敦煌文献中发现意义重大。蒋先生的这本书专门研究变文中的语言，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也是蒋先生的代表作。
郭在贻先生、张金泉先生是浙大敦煌学的第二代传人。郭、张二先生皆师承姜、蒋二位学术大师，1965年杭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都担任过姜先生的助手。郭先生侧重于敦煌俗字、俗语词的辨析，主要著作有《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敦煌变文集校议》(与张涌泉、黄征合作)、《训诂丛稿》《训诂学》(后二书虽非敦煌学专著，但引例举证多涉及敦煌文献材料)。张金泉先生侧重于敦煌音韵和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敦煌音义汇考》和《唐西北方音丛考》。姜、蒋、郭三位都是国务院学位办(1984、1986)批准的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大批博士、硕士生，并因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姜、蒋二先生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为终生教授，郭先生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他们的培养和熏陶下，包括我和进宝老师，浙江大学的第三代敦煌学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省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校理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和领先地位，巩固了我省作为海内外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0年，敦煌研究院召开国际会议。当时年近九十的姜老虽不能亲自与会（可惜前面姜、蒋、郭三位前辈搞了一辈子敦煌学，却从来没有到过敦煌），但心向往之，专门为会议写了一幅字：敦煌宝藏是全人类的同心结。同样，敦煌学也成为把敦煌和浙江、浙江大学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刘进宝：为什么浙江与敦煌学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我认为，历史上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也就是浙江、江苏地区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清以来的进士以江浙地区为主，而现在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和文科资深教授也是以江浙地区为多。所以，浙江敦煌学的发展，是与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正因为经济文化的发达，浙江籍的学者能够站在世界的前沿，敏锐地看到敦煌文献的重要性，愿意投入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这是浙江敦煌学发展的一个背景。
我和常书鸿先生第一次见面比较早，是在1983年。我和常先生本人没有特别的接触，倒是和他的女儿常沙娜接触比较多。1994年常先生去世，骨灰撒向敦煌时，常先生的夫人李承仙和常嘉煌还专门给我送了一本刚出版的常书鸿先生的《敦煌五十年》。
常书鸿在他那个时代能够从法国巴黎到敦煌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去工作，今天根本是无法理解的。就算今天的条件已经好得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的情况下，我们好多学者现在也不愿意去敦煌工作，而常老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下来了。
大家知道，当时他的夫人陈芝秀也坚守不了，跑了，到了兰州登报启示和他离婚。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事业与家庭、爱情与婚姻的打击，但常老毅然选择了敦煌，并坚守下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常老，记住常老。
敦煌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关于敦煌的回忆录有很多，例如常书鸿的《敦煌五十年》，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的《敦煌之恋》，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的《我心归处是敦煌》，还有一些在敦煌工作过的成员出版的书，再就是叶文玲老师的这本《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敦煌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那样偏远，那样艰苦，为什么他们会奔向敦煌，奔向千佛洞，而且在那个地方坚守下来？
在这本书中常老说了：如果有来生，他还会做常书鸿，还要守敦煌。第二代敦煌人段文杰说自己是大漠隐士。第三代敦煌人樊锦诗说，我心归处是敦煌。她已经将她的生命融入了敦煌，离开敦煌她就不知道怎样生活。80多岁了，她还是一个人生活在敦煌。孙儒僴先生90多岁了，他说我心永远在莫高。万庚育先生也是90多岁，别人问他：你去敦煌那样艰难的地方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
王家达和叶文玲的书，都介于传记和报告文学之间。报告文学不是历史的书写，不是学术评传。它允许夸张，允许想象。我认为，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自传，或者说其他人写的传记，如果让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就达到了标准。作为一本传记，我认为叶文玲这本书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标准，是比较好的。它如实讲述了常书鸿从巴黎怎样到重庆，怎样到兰州，怎样到敦煌，这中间有政权的变更，还有各种斗争和时代的交替，但一个单位的领导一直没更换，这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都是唯一的。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点。
看了《常书鸿传》，确实很感慨。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我遇到这些情况我会怎么样？我能否坚持？我似乎没有答案。所以，我们都应该学习常老的这一精神。
当然了，人的记忆和回忆都是有选择的。即使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心态下，回忆讲述出来结果也可能不同。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反面的，有时又是比较中立的。叶老师作为一位文学家，在她的选材范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以常老80年代写的回忆录《铁马响叮当》为主，以及李承仙、常沙娜提供的一些材料为依据。我认为，这本书总体是不错的，刻画了一个真实的常书鸿，刻画了这一代人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对于敦煌的贡献。通过这本书，让大家记住常书鸿，无疑是成功的。宣传了这一代人的探索研究，是为中国学术界争光，为我们浙江学者或者浙江人争光。
劳月：非常感谢两位教授给我们作了精彩分享！感谢他们在分享前做的认真准备，写了这么多页分享稿，非常感谢！
除了两位教授以外，今天我还请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一位是来自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的责任编辑余慧琴女士。另一位是曾经拍摄过电视片《魂系敦煌》的杨芳菲女士。接下来，他们会分别从自己的角度为大家分享她们眼里的常书鸿。
余慧琴：大家好。这本书是去年6月出版的，当时距离我生产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那两个月时间里，我为这本书做了非常多的宣传工作。CCTV—10“读书”栏目专门有两集节目介绍这本书，CCTV—4的“国家记忆”栏目拍了5集纪录片《敦煌守护人常书鸿》。这个纪录片除了讲常书鸿先生的一生，同时延展了很多关于敦煌的知识，关于常书鸿及其同辈专家如何在那样的形势下去守护敦煌的部分，非常感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我非常幸运，能在工作的第5个年头遇到这本书。做这本书起因是樊锦诗，2019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特别火爆。当时，我们对常书鸿先生虽然知道但了解不多，通过搜索很惊讶，市面上竟然没有一本常书鸿先生的传记。他的一生这么值得立传，怎么会没有？经过了解，发现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叶文玲老师就写过《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这本书，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再版。
我们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过一套100本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其中有一本是写常书鸿先生。当时因为整个传记的题材限制，被压缩成20万字不到的薄薄一本。我把这两本书都买过来仔细阅读，发现叶老师对常书鸿非常了解，也做了细致深入的采访，才写下常书鸿传。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把常书鸿的传记重新打造出来，让更多的读者可以认识到常书鸿先生，认识到那一代人是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去守护敦煌的，是如何坚守我们的文化瑰宝的。所以，我开始联系叶文玲老师。叶老师已经快80岁了，之前得过脑溢血，身体不太好。今天她还打电话给我，说想来参加这个读书活动。她非常关心这本书，也非常关注是不是还有这么多人对常书鸿先生感兴趣。
跟叶老师联系后，一直在沟通如何做好一个新版本的《常书鸿传》。在过去两个版本基础上，我们重新去选择更合适的篇幅、字数、篇章编排，给每一章的标题重新取名字，重新请叶老师撰写后记等，做了很多修订的工作。
这本书的封面我们做过很多方案。大部分传记都以作者照片为封面，但是常老留下来的资料不是很多，照片比较久远，没有办法做到像樊锦诗老师那本书的封面那样有气质，契合当前读者的审美观。所以，我们在做了众多方案后，还是重新做了调整，没有采用他的头像照片。这本书里面的彩插图片都是由浙江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给我们提供的，包括封面这张敦煌壁画图《化城喻品》，也是敦煌研究院的孙志军老师给我们提供的。他告诉我们，常老在敦煌工作的时候，非常喜欢这幅壁画。所以，我们最后使用了这张图作为书的封面。
很庆幸自己遇到了这本书，有机会把这本书做给读者看。这本书虽然是常书鸿先生的传，但是通过常书鸿先生，我们会了解到像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一代敦煌守护人为敦煌学所作的贡献。他们从青丝到白发，一代一代地守护我们国家的瑰宝，多么的不容易。我希望读者会喜欢这本书，通过这本书了解常书鸿先生。这是我作为一个编辑做这本书的一个使命。谢谢大家！
杨芳菲：大家好！常老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敦煌守护人，也是我们美术界一位非常著名的老前辈。我认识常老是在1980年或者1981年，浙江美术家协会在富阳召开大会，他作为我们美协的顾问来参会，于是我们就认识了他。当时，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震动了整个中国的文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没想到常老就在我们身边。
后来，常老为了庆祝浙江大学校庆，跟他夫人李承仙画了一幅《攀登珠穆朗玛峰》。那个冬天我去采访他，一直看他们画画。所以我们认识很久了。
常书鸿为浙大校庆创作油画《攀登珠穆朗玛峰》
另外，我先生跟敦煌学也有关联。他的导师就是张涌泉老师的导师姜亮夫和蒋礼鸿先生。同时二老也是我们在杭大新村的邻居。我想为敦煌和常书鸿留点影像资料，于是向杭州电视台申请立项，作为杭州电视台的特约编导，去拍摄电视专题片《魂系敦煌》。
当时，我很想拍摄常老重返敦煌，可那时常老已经住在北京，年事已高，很不方便。很幸运，我听说日本的NHK要拍摄常老重返敦煌，于是就问常老，可否让我们一起去？一开始日本方面比较抗拒，但常老非常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家乡的电视台，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于是我们就一路从北京往敦煌拍过去。路上黄沙漫漫。日本人拍时，我们走开。我们拍时，他们避开。就这样轮番上阵，辛苦了常老。到了敦煌，我要求常老进到洞窟，对着壁画写生，重现当年他们在修复敦煌洞窟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这种影像资料，我觉得非常珍贵。也很幸运，自己做到了，因为有常老本人在。
常老的家就在杭州的浣纱路上。当年他和我们一起去了他的老家。那里面还有天井。他回忆年轻时在那儿的生活。可惜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浣纱路已经变成高楼大厦商业区了。
我拍的纪录片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也作为常老家的一个宝贝。后来常嘉煌跟浙江音乐学院合作建立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复原敦煌壁画里的音乐元素。在浙江音乐学院的常老纪念馆里，放的就是我拍的电视片。
其实我之前也想写常书鸿传，在常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为此录制了很多资料，将来有机会用其它形式奉献给大家。记得当年我住在常老家的时候，睡在他们家的客厅，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到。可能有各地的需求，他们在客厅里不断地画各种飞天，晚上简直就不睡觉。当时很感动，常老都快90岁的老人，还在奋斗，到凌晨两三点还在画，满脑子就是敦煌。穿得很朴素，吃得也很简单，除了敦煌的话题就没有其它享受。他真的是血液都融化在敦煌了。
常书鸿与杨芳菲合影
另外，我去法国旅行时，曾经去塞纳河边的书摊里看过，想会不会也有奇迹发生，找到那本影响了常老一生的《敦煌石窟图录》，可惜没有。但我却在姜亮夫先生家里意外发现了这本《敦煌石窟图录》。拍摄期间向姜老师借了这本书。真没想到，改变常书鸿一生的这本图录，姜先生在巴黎也买了。他们两人不约而同都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
如此两位敦煌学的颠峰，互相仰慕，却从来不认识，没有交集过。当常老再次来杭时，我突发奇想，邀请两位为敦煌奉献了一生并做出功勋级贡献的国宝互相认识一下。我们到了西湖边的梦粱楼，一起吃了一顿杭州菜，谈了很多敦煌的话题。虽然拍了照，可惜没有录音，但我很高兴让这两位元老级的人物在杭州西湖边握上了手。
为了拍常老的纪录片，我去了三次敦煌。常老100周年诞辰时我又去了敦煌。敦煌是我此生的一个永远的向往。常老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和他的家人也很熟，所以我会向更多的人去传播我眼中的常老。
劳月：今天我们的分享非常丰富，有两位教授给我们讲解常书鸿，讲解敦煌学。又有余慧琴编辑和杨芳菲女士给我们讲她们眼里的常书鸿。非常感谢4位嘉宾！
今天分享这本书的起因是在去年8月份，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位领导给我推荐了这本书，后来余慧琴编辑把这本《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寄给了我。我看完后很感动，因为我曾在90年代末去过敦煌，感到非常震撼，和贾灿园老师一样，回来就迷醉了。又曾经在浙江美术馆看过敦煌展览，才知道浙江人和敦煌的关系，于是心里始终有那么一个疑问：为什么浙江和千山万水那边的敦煌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正好想到我的同学张涌泉老师就是做敦煌学研究的，所以向他发出邀请。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还帮忙邀请了刘进宝老师。两位大咖光临到我们的公益活动，实在太感谢了！
看完这本书以后，上周我又看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书中有两页文字回答了刚才刘进宝老师的问题：为什么从常书鸿开始，那么多人如此地痴迷敦煌？我把它念一下：
劳月：读完这段樊锦诗的自白，我热泪盈眶。敦煌研究院前三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为了什么？樊锦诗的这段话作了完美的回答。他们的选择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也是这段话，没有高调，给我们以启迪：人生的幸福，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让我们都能找到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找到促成我们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
接下来是互动讨论时间，欢迎书友发言。
书友：各位好，我今天觉得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无论是这本书的内容，还是编辑的几幅敦煌壁画，以及书的编排，我都非常喜欢。一般的传记都会有点枯燥，但叶老师的这本传记有小说的味道，我看得都舍不得放下，希望一直看下去。但我心里一直郁闷的是，这本传记只写到解放前。作为传记只能算上册，但下册应该怎么写？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有幸去过敦煌，去之前做了不少功课，回来以后也看了不少有关的书，就是看到解放以后的他是这样一段痛苦的生活，我就感觉过不去。
劳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樊锦诗的这本书里略微有一些弥补。樊锦诗讲到十年动乱时的敦煌。她是北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1963年分配到敦煌。她讲到，那个时候，敦煌研究所80多个人居然有40多个派别。
书友：我看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是非常感动，尤其是常书鸿在天国时和各个人物的对话章节，我看得情不自禁流泪，以致几度打断，不能自已。
看过这本书后我觉得不过瘾，又看了樊锦诗的自述和常书鸿自己写的《九十春秋》。《九十春秋》和叶老师的传记感觉完全不同。看《九十春秋》，感觉在读日记，以记事为主，加些感想而已。而叶老师的传记画面感十足。我做过对比，发现《九十春秋》里的一句话，在叶老师的传记里会有很多场景描述，人物间的对话以及人物自身的心理活动，都刻画生动，将常老鲜活地呈现给我们。为此，我特意去了解叶文玲老师，发现叶老师也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她的文字充满了魅力。
有这么好的一位作家，把常老的一生描写出来，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上一次分享，我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喜欢上了苏轼。这一次我看了《常书鸿传》，不仅喜欢上了常书鸿这个人，更让我喜欢上的是敦煌。
这本传记也带给我很多对敦煌的反思。我去过敦煌，去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但我很遗憾的是，当时只关注敦煌石窟壁画的含义，佛教的故事等等，却从来没有注意到敦煌守护者的那些艰辛。更让我惭愧的是，作为一个杭州人，我居然不清楚杭州人中有常书鸿这样的敦煌守护神，不知道杭州和敦煌有这么多的溯源，有这么多人的贡献。所以，我看这本书，感动于常老对于敦煌的忠实守护，也感动于敦煌给我们民族带来的骄傲。
这本传记重新燃起了我对敦煌的热爱。记忆中的敦煌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当年我认为就比兰州建设得好很多。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当时的敦煌是多么的沧桑和不容易。所以，我对常书鸿真是太佩服太感动。对于国家瑰宝敦煌，我不但印象深刻于它的艺术美，还记忆犹新的是敦煌讲解员。他们对敦煌太熟悉了，讲解时如数家珍，以最浅显的方式给你讲解，让你听得非常生动。我强烈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敦煌看看。
书友：我最早接触到常书鸿事迹是从徐迟的文学报告开始。那时候我才20多岁，深受感动。由此开始了解敦煌。后来我女儿特别热爱敦煌，从她那儿我又进一步了解了一些敦煌的情况。去年我终于去了敦煌，跟团去的。在敦煌团队参观时，我们团因为我而延长了将近一个小时。很多人都埋怨我，但是我觉得很值。
我也是看了8个洞窟，也对讲解印象很深，觉得讲解特别感动人。尤其是参观他们办公楼，参观常书鸿、樊锦诗办公室的时候，非常感动。我又是最后走出来的一位。
今天我出于一种热爱之心来参加这次读书活动，非常感谢两位教授！非常感谢杨老师，感谢那位年轻的编辑！让我对这几位大师更进一步的了解，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厚实宝藏。这一点是我参加这次读书会最大的收获。今年打算再去一次敦煌。
我在少年时代经历过十年动乱，对这些老知识分子的经历和父母亲的遭遇了解非常深刻。我觉得对常书鸿他们解放以后的那种经历很少涉及，不光是他一个人，几乎是大多数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涉及都很少，这个可以理解，但还是非常想看到他们后来的经历和遭遇。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对于我这位敦煌热爱者来说，真的收获极大。
刘进宝：我来补充一下。一个是大家谈论的樊锦诗。她非常低调。2017年她的丈夫彭金章去世，在上海举办遗体告别仪式。她不让发讣告，不让别人去参加。只有敦煌研究院去了几个人，敦煌市委副书记去了一人，学术界就我一人代表浙大参加了。结束后，我邀请樊院长来杭州住一段时间。她当时没有表态。过了一个月，我和樊院长在敦煌见面聊天。她说刘教授谢谢你，谢谢浙大邀请我。我和儿子商量，杭州就不去了，我在上海住一段，在敦煌住一段。其实我在上海也住不久，孩子们都大了，有自己的工作，白天上班上学去了，第一我一个人也寂寞，第二我要是给全家做饭，80岁这个年纪实在也做不动，给我一个人做饭，我又感觉到太自私了。
当时，我心里马上感到，这哪里是大名鼎鼎的樊锦诗，这简直就是一个邻家老太太在拉家常。这几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敦煌研究院给我发来的照片，总能看到在敦煌研究院莫高窟的食堂里，樊院长和大家在一起包饺子。所以，我知道樊锦诗已经离不开敦煌了，离开了敦煌，将无所适从。她已将生命融入进了敦煌。
至于大家聊到叶文玲老师写常书鸿只写到了解放，因为后面无法写了。1972年4月开始才有一些学术活动，说明常书鸿在那个时候受到的影响不是太大。
书友：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教授给我们点亮了一盏明灯。我认识敦煌是从80年代中期中国邮政发行的一套敦煌壁画邮票开始的。那时大家都在说飞天，所以我脑子里一直在思索，飞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2000年，我终于到了敦煌，问飞天在哪里？飞天就在上面，一看就这么一点大，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套邮票以后，我就非常关注敦煌。有关敦煌的纪录片我看了不下15遍。因为我喜欢摄影，我感到常书鸿、段文杰已经深深影响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这本书中有个细节说，段文杰重庆国立艺专毕业后，为了追随常书鸿去敦煌，从重庆出发，历经半年靠给人提水打水，硬是在兰州苦苦等待常书鸿。要知道，在兰州的冬天去打水是多么困难，如果没有精神支柱是肯定支撑不下去的。
我2000年去过敦煌后，2014年又带着家人去了敦煌，还一个人去了三危山，想从山顶看莫高窟，可惜没找到路。
建议大家有机会到敦煌看莫高窟，再走一下三危山。这是唐僧取经的必经之路，上面还有一个水井，明清时候的建筑还有很多，破破旧旧的还没修复。今天来参加活动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大家！
张涌泉：我再补充一点，这本书大家都觉得写得非常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常书鸿，因为很多故事都有比较真实的背景，不是虚构出来的。但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这本书细节方面也还有些问题。我这里可以举两三个例子：
比如书中说常老到吉美博物馆看敦煌壁画时讲到一幅壁画，书里说这叫《父母恩重记》。根据描写，这幅壁画的题名应该是《父母恩重经变相》。它是一组画，把父母恩重经的故事用一组画表现出来。下面有发愿文，类似我们讲的变文。
比如王道士的名字。根据研究，上海方广昌教授专门写过论文，王道士应名为王圆禄，而不是王圆箓。
还有在最后的一章说到，敦煌文献被英国、法国、俄罗斯盗走的总共3万多件。实际上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数字，被英国、法国、俄罗斯盗走的就有4万多件，加上流散到日本的大概总数流失国外的敦煌文物有4.5万件左右。敦煌文献的总数，根据我们的研究，大概是7万号左右，其中被各国盗走的大概有4.5万号到5万号之间。书里写了3万多号，是以前的数字，从专业角度看不太精确。
总的来说这本书写得很精彩，我们读后也确实被感动，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常书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
劳月：非常感谢张涌泉教授、刘进宝教授以及余慧琴编辑、杨芳菲女士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分享！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接下来照例是我们的下一期活动预告。下个月就要过年了，文澜读书岛的阅读分享活动暂停一个月，大家热热闹闹过个年。过完年以后就是阳春三月。3月份文澜读书岛的阅读主题是“自然”。安排了两场精彩的阅读分享活动。3月6日下午分享卢梭的《植物学通信》，分享嘉宾是读书岛的老朋友小丸子林捷。3月20日下午分享杨小峰的《追随昆虫》，分享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翅膀老师”杨小峰。这是去年读书岛年终阅读分享会上和杨老师的约定。这两场分享活动都在杭州植物园桃源里自然中心进行。
春天里，让我们走进大自然，去亲近植物和动物，探索自然的奥秘。欢迎书友回家过年时不要忘了先把这两本书看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