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 贵：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
哲 贵：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 ——《空心人》创作谈
想来真是悲观，触动我写小说的动机，往往是社会上的阴暗面，或者，换一句话说，社会上发生的不良事件更容易引发我的思考和表达的欲望。我写的《金属心》、《责任人》、《跑路》、《住酒店的人》、《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等小说，几乎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譬如我写中篇小说《信河街》时，我所在的城市正面临一场民间借贷危机——有人通过民间借贷的手段，敛聚了大量资金，然后携款潜逃。这可能是一场资金的危机，也是一场信用危机，更是人如何践行契约的危机。我们都面临着这个危机的考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猜疑和不信任的环境里，因为当下的社会，经济被提升到一个绝对高度，物被无限放大，信仰和坚守被忽略，甚至变成一桩可笑的事情。这个世界似乎倒调过来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所生活的城市，据说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民间借贷，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一对一的借贷，譬如你借我一万元，约定借款期限是半年，这半年里，我每月还你利息，半年一到，我把本金一次还清；还有一种是组织互助会，一般是十个人，由一个会首牵头，可以是一个月收取一次会钱，也可以是三个月或者半年，十个会员轮流收取钱，越到后面的人，出的会资按一定比例减少。互助会是亲戚和朋友之间比较普遍的借贷形式，有互相帮忙的意思。我问过父亲及父亲的上辈人，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过这种民间借贷，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在这种经济活动中违反规则，他们说：都是亲戚朋友，如果在这种事情上动歪念头，以后怎么做人啊！
说得太好了。做一个“人”，是父辈们最基本最朴素的信念，但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信念丢掉了呢？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出问题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具体时间应该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大规模抬会现象，很多会首卷走会钱逃匿。第二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白银背”事件——很多人卷走白银出逃。第三次就是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借贷，而且基本是高利贷。这段时间以来，我不时听到社会上传来某某人逃跑的消息……
现在问题出来了：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想？又如何在纸上发出声音？
是的，首先是发出声音。我觉得，写作作为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有责任对当下的社会发出属于他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是尖利的，也可以是混沌的；可以是阴冷的，也可以是温暖的；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缓慢的，可以是嘹亮的，也可以是低沉的。唯一的要求是声音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发出声音，即声音的表达方式，除了必须遵循基本艺术规律，每个写作者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借用传统手艺人的说法就是要有“绝活”，只有这样，才能发出庞杂而丰厚的声音。当然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既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主观的认识，却又不能对世界有一个预判，不能对人和事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觉得，只有对所处的时代进行不带偏见的观察后，发出的声音才有说服力。我目前的写作就碰到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描写的是一个商人群体，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所谓的成功者，当他们遇到并卷进各种各样问题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表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商人的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任何付出都讲究回报。这是事实。这种事实也造成了公众对当下商人群体的预判——所谓商人，就是一群爆发户，他们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内心一片荒芜。
这种预判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可是，这种预判也是一种极端的偏见和遮蔽。把世界分成了非黑即白的两极。对人进行粗暴的归类，即官员是什么样的，商人是什么样的，文人是什么样的，医师是什么样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工人是什么样的。于是，世界在这种预判之下便条理清晰起来，善恶分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可是，这种预判恰恰遗漏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忘记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是何身份，他（她）首先是一个“人”。他（她）同时拥有简单和复杂，温暖和冷酷，善良和险恶，人性和魔性。
这些年来，我看到太多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已进入文学殿堂，成为经典，可对“人”的描写，特别是对商人群体的描写和塑造，带有明显的偏见。这是不公平的。更是失职的。
所以，我就在想，在这个问题上，我能不能做点什么？能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能不能做到不带偏见地进入商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描写他们的彷徨和挣扎，欢乐与忧愁、淡定与恐慌、勇敢与懦弱、责任与逃避、得与失、哭与笑，雕刻出他们真实的形象？
再以《信河街》为例，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首先，那场民间借贷危机深深刺痛了我，我有许多朋友卷进这场漩涡。从某种角度说，他们也是这次危机的受害者；其次，这场危机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更是让我警惕，一个社会，如果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秩序的运转能正常吗？如果人与人之间连正常的信任都已丢失，人还能称之为“人”吗？
从这个角度说，我宁愿相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三次问题的出现，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某一次颤动，是暂时性的失衡，人性也在这种失衡下表现出黑暗的一面。既然有黑暗的一面，必定有光明的一面，我坚信人性中美好的存在，希望尽量真实地描写笔下的社会和人物，发出哪怕是微弱的一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