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人”及其南迁路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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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受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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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凯，男，四川成都人。2017年于四川师范大学获中国史硕士学位，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先秦史博士研究生，师从段渝、杜勇教授。曾于《中华文化论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历史研究院转载；主持省厅级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项；参编著作4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巴蜀史、长江流域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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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事迹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古蜀人的南迁。先秦时期，广汉便有雒人居住，后来逐渐向南迁徙，直至越南。雒人南迁线路之上多留有其痕迹，沿途的族群和文化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若对雒人南迁的线路、过程进行历史地理的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蜀越之间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的交往和文化传播。
关键词：雒人；獠僰；骆越；越南；迁徙；南方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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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献、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对早期历史中的蜀和西南夷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不少古蜀人从成都平原南迁的痕迹，前人也已做过许多相关研究。 特别是对于蜀王子安阳王率众南迁，于越南建国之事迹，学界多有关注。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陈修和就提出安阳王和蜀王遗众，循岷江经僰道入南中，最后到达越南的南下路径。越南学者陶维英在对《金龟传》等中越相关古籍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对安阳王的传说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在此之后，徐中舒先生、蒙文通先生等从各自的角度对安阳王及其南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辩。近来，段渝先生在此基础上，从古蜀文化南传的角度重点探讨了越南古螺城与古蜀的联系。孙华先生《蜀人南迁考》一文，则是将安阳王的传说与秦灭蜀后蜀人的南迁相联系。等等。应该说，蜀王子安阳王的南迁是当时文化交流传播和民族迁徙背景下的一个缩影。“雒人”及其南迁，或许便是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又一例证。
一、洛水、雒地与“雒人”
早期历史上被称为“洛水”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其一发源于陕西，在河南偃师境内与伊河并流，故亦称为伊洛河，古都洛阳便得名于此。其二发源于陕西定边县白于山南麓，由西北向东南注入渭河，历史上或又称作北洛水。其三便是四川境内的这一条。《水经注·江水》说：“洛水从三危山，东过广魏洛县南，东南注之。”“三危”之地望，《水经注》引《山海经》曰：“三危在敦煌南，与岷山相接，山南带黑水。”郑玄引《河图》及《地说》亦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岷山相连。”熊会贞认为：“三与女，危与几，并形近，则三危为女几之误。”那么，无论是与岷山相接，还是“女几”之误，大概都与岷山相关。《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又导洛通山洛水，出瀑口，经什邡。”《元和郡县志》什邡县条下说：“洛通山在县西三十九里。”而“广魏”即广汉，《水经》尊魏，改汉为魏。可见，洛水发源于岷山山脉，流经什邡，过广汉“洛县”后汇注于江。岷山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地震时有发生，甚至有可能引发过岷江的改道。洛水自然也会受其影响，今天广汉境内的石亭江、白鱼河、坪桥河，应该都是古洛水的河道。
所谓“洛县”，也就是雒县，洛雒同音，以洛水得名。有关雒县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汉书·地理志》：“广汉郡…县十三：…雒。”《后汉书·郡国志》亦同：“广汉郡…雒，刺史治。”说明当时广汉郡所辖的十三个县中就有雒县。但是，这些文献却没有说明雒县置于何时。《宋书·州郡志》：“雒县令，汉旧县。”沈约以为其县始置于汉代，其后多从此说，但仍然还有一些疑问。不过，置县仅能表明中央政府将其纳入行政管辖，在置县之前，该地区必然还有相当时间的发展和积累。《水经注》：“（益州）初治广汉之雒县。”《后汉书》：“王岑亦起兵于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以应成。”王莽之“庸部”即益州，其牧在雒县，也说明当时的雒县是作为益州之治的。秦汉之时，雒县能够成为广汉郡乃至益州的治所，或许也说明了当时的繁盛。《汉书·地理志》：“雒，…有工官。”工官是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就目前材料来看，除雒县外，汉代在地方上还设置了七处工官，如河南郡、南阳郡宛县、济南郡东平陵、泰山郡奉高、颍川郡阳翟、河内郡怀县、蜀郡成都。不难发现，这些设有工官之处，皆为繁荣发展之地。在雒县设置工官，直接反映了当时雒县手工业的发达。1916年，朝鲜平壤古墓中曾出土一批在广汉郡制造的漆器。1984年，在广汉南门和西门外发现东汉雒城城墙遗址，出土一大批铭有“雒城”、“雒官城墼”的字砖。2007年，又在石亭江河滩发现制造与汉武帝太始元年的铁“雒江桥敦”。此外，居延汉简中还见有可能由雒县生产的所谓“广汉八稯布”，在河西市场上进行贸易。这些手工业产品可能均由雒县工官制造。
在适宜聚居的广汉之地，早在商代便有族群活动并不足为奇。今广汉雒城镇西门外西康路曾出土一兽面纹铜尊，底部有一铭文，李学勤先生鉴定此器也属于商代。而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青关山遗址和位于广汉北外乡的二龙岗遗址中，则发现了数座战国中期至晚期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二址所出的船棺葬、陶釜、陶罐、青铜钺、柳叶形青铜剑和带有巴蜀文字的青铜印章，显然都为古蜀人所有。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断定这些墓葬与三星堆之间的联系，但这无疑显示出雒地作为“绵洛侵沃”之地在秦汉以前的发展历程。
我国发现最早的铁桥墩，汉代考古中发现的最大铁铸件，也是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工程铁铸件。
雒得名自洛。洛水之“洛”，从水各声，志其为水也；雒人之“雒”，从隹，《说文》：“隹，鸟之短尾之总名也。”“雒，忌欺也。”“忌欺，释鸟又曰怪鸱。”不管是忌欺还是怪鸱，都当为猫头鹰一类的鸮形目鸟类。雒地雒人以雒为名，则可能与鸟之崇拜有关。实际上，古蜀向有鸟崇拜的传统。蜀王柏灌，《山海经》：“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柏又通伯，柏灌即为大鸟。蜀王鱼凫，“凫”从人，“象人之伏”，鸟类凌驾于人类之上，或是人类拜伏在鸟类之下。至于杜宇，则有死后化鹃的传说。另一个方面，有关古蜀的诸遗址中也多见以鸟为题的器物。雒人作为古蜀人的一支，也当有此内涵。
二、雒人的南迁与南方丝绸之路
中越史书上，都曾记载有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事迹，因其背后可能反映出古蜀人的南迁现象，有必要进行简要梳理。其最早见载于《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因称为安阳王。”又据《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注：“《广州记》云：‘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都说蜀王子率军征讨交趾自称安阳王。现存最早的越史文献《安南志略》也引《交趾城记》：“蜀王尝遣子，将兵三万降诸雒，因据其地，自称安阳王。”《越史略》载：“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两种越南史书所载与《交州外域记》和《广州记》略同。后来的《大越史记全书·蜀纪》则载：“安阳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不仅将蜀作为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而且在后面详尽地记载安阳王及其事迹。对蜀王子安阳王之事详细考察，应当发生在秦军入蜀之后。《华阳国志·蜀志》：“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武阳辖境广大，学界多以为此指今乐山彭山区。也就是说蜀王兵败之后，可能是向南撤退。《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滨江有兵兰。”兵兰即兵栏，可能就是蜀王之前在此设置的军事据点。蜀王向南撤退，或许是想到此据点之后，再图拒秦。虽然蜀王抵达之前就战败身亡了，但其子孙余党却可能安全抵达，但大势已去，只能进一步向南逃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此之谓也。
《安南志略》一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越南史籍，由十三世纪末内附元朝的越南人黎崱撰著而成。
该书约成书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末，共二十卷，近十万字，后亡佚一卷，现存十九卷。
这样看来，蜀王子安阳王，应是古蜀国破之后，逐渐向南，且战且退，最终逃往越南。换个角度来看，蜀王和蜀王子安阳王的撤退和逃亡路线有其根据，绝非偶然。之所以向南，正是因为长期以来蜀人均与南中乃至越南有所联系，蜀王子安阳王逃往越南，并成功占据其地，也显示出其对越南当时情况的了解。这种比较深入的了解，仅凭族群之间的间接交流恐怕很难达到，之前必然已有蜀人或支系迁居于斯。洛水流域有雒地雒人，而正如中越史书上所记载，在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之前就已经在越南定居的“雒民”、“雒侯”和“雒将”。先秦时期，族名、地名等都能较好地保存一些关键信息，这是为学界所认同的。而此两地居民都以雒为名，或非偶然，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之线路，即以成都为起点，首先从成都平原进入“獠、”“僰”之地，然后经过骆越，最后到达越南螺城。事实上，考察这条交通线路及其族群、文化等方面，可见不少与古蜀雒人相关之处。
关于“獠、”“僰”，《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攻青衣，雄长獠、僰。”獠僰并称，言其毗邻也，又都与在今雅安附近的青衣有关。《读史方舆纪要》引《旧志》说：“蜀中以青衣名江者凡三：一在汉嘉……一在青神，以蚕丛氏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也。此则古有青衣国，与叙州邻，慕义来宾而名。”童恩正先生据此认为青衣即指此古青衣国，在宜宾一带。当时居住于此地的居民主要是“僚”和“僰”。徐中舒先生认为，“雒民即魏晋以后的僚人……雒、僚与仡佬原来就是同一族类”。僚人也就是獠人，獠雒同源明也。此外，《集解》郭璞曰：“巴西阆中有渝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郭璞之时，李寿尚未即位，渝水上的獠人不可能是其引入的。《水经注·涪水》：“涪水又东南迳南安郡南，又南与金堂水会，水出广汉新都县，东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津出焉，西迳广汉五城县，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其中记载了涪水与金堂水会，又说涪水“枝津”经五城水后在成都入江。今天来看，涪水是不可能与金堂水交汇的，更不可能翻越龙泉山脉西过成都入江。但是，金堂水入沱江之后，东过龙泉山脉，其支系沿龙泉山脉东侧，而五城水的西支，也就是今天的余家河，与之相距仅数十里，两水虽未相会，但从此路交通确是可行。这样一来，由沱江至涪江，再由涪江通嘉陵江，雒人顺江河到达，这也就不难解释渝水流域为何会有獠人居住了，可为獠雒同源之一证。
僰人同属西南夷，《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记》：“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僰人与獠人毗邻，《元和郡县志》因称“戎獠之中，最有仁道，”以戎僚代称僰人。《集解》引徐广曰：“僰，羌之别种也。”《盐铁论·备胡篇》：“氐僰人，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李绍明先生以为僰人乃“古代羌人中的一支，最早系由西北南下而定居于川南和滇东北一带的”。而所谓“夷中最仁”，可知僰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这不能不说与北方族群的南迁有关。今宜宾境内和附近区域，仍有“罗场”、“洛亥”“洛表”、“乐义”、“上罗”、“下罗”、“罗渡”、“罗布”等地名，小地名更是不计其数，而这些地名又大都集中在著名的僰人悬棺最密之地。语言和地名往往能够长久保存，罗、洛、乐等与雒音近，当知其境内也保存了一些雒人的痕迹。又《贵州通志·前世志》记载：“罗鬼夷书曰：一世孟遮，自牦牛徼外入居邛之卤，为卤氏。”邛之卤大概在邛都附近。《宋史·蛮夷传》：“淯水夷…乌蛮王子…得盖死，其子窃号‘罗氏鬼主’。”《新唐书·南蛮传》：“开成元年，鬼主阿佩内属。会昌中，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皆牂柯蛮也。”而作为西南古族，彝族之罗、罗殿王、罗氏鬼主、罗罗、陆、路、鲁、陇、龙、珑等称呼，恐怕都与此有关。
今越南北部和云贵高原广西沿海又有“骆越”。《逸周书·王会》：“卜人以丹砂，路人大竹。”《吕氏春秋·本味》：“越骆之菌。”晋戴凯之《竹谱》作“越骆”。蒙文通先生因据《说文解字》、《文选·吴都赋》等材料，将“大竹”与“菌”相联系，认为“路人”也就是“骆越”，很有道理。《史记·南越列传》：“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索隐》：“裸国，裸，露形也。”可知在西瓯骆越之地有裸国。此裸国之裸、骆越之骆，均与獠、雒通，为獠人，也是雒人。
《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滩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雒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越史略》：“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骆即雒也，碓为雒之误，此之雒民即雒人，文郎国也就是雒人于此建立的国家。《大越史记全书》又载：“泾阳王……娶洞庭君女，……生雒龙君。……封其长为雄王，嗣君位。……雄王之立也，建国号文郎国。其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南接胡孙国。……置相曰貉侯，将曰貉将。”雄王即雒王，貉侯、貉将即雒侯、雒将，无需赘述，只是新多出了所谓鸿厖氏的雒龙君及其细节，同时还提到了文郎国的四至。《大越史记全书》成书时间较晚，其中不免夹杂了不少后世的传说和神话故事。鸿厖氏娶洞庭君女的故事，据戴可来考证，“显然是来自唐代的著名传奇《柳毅传书》”。但是，传说的背后往往也隐藏了一些历史线索。雒龙君之雒自然取材于雒王雒侯雒将，而鸿厖氏之厖与冉駹之駹，音既同，形且近也，或许又是取材于斯。有关文郎国四至的记载则更加夸张，竟然“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南接胡孙国”。当时此区域大多为百越、西南夷等族群所据，显然不是文郎所能拥有。中越史书上又载，蜀王子安阳王据有其地之后，定都于螺城。《安南志原》：“越王城在东岸县，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形如螺也。”《岭南摭怪·金龟传》：“（安阳王）筑城于越裳之地，随筑随崩。……翌日，王出东门望之，忽见金龟从东方来。”后来，安阳王又在金龟的指引下，“筑城半月而就，其城延广千丈余，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此故事竟与成都筑城之事迹如出一辙。《搜神记》：“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成都早在商代就有人居住，不可能为张仪所建，张仪只是为成都筑建城墙而已,螺城当也是如此。根据考古材料，古螺城的城墙和它周围环境的材料证据表明了连续的文化序列，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所以，安阳王之前，其地便已因雒人的聚居而称之为雒，只是后来安阳王筑城之后，“雒城”因城墙像螺一样层层相叠，久之便由“雒城”伪作螺城了。
考察其文化，越南之雒人同样具有鸟崇拜文化。鸿厖氏者，《诗经》：“鸿飞遵渚。”郑玄曰：“鸿，大鸟也。”如前所述，柏灌正有“大鸟”之意。越南曾出土不少铜鼓，其中又以玉镂铜鼓为著名。其鼓面“最边缘一大暈均为鸟纹，全晕共有飞鸟和栖鸟十八只，彼此相间……（主晕）第一组自左至右，包括一排七个‘羽人’，头戴鸟冠，身着羽衣，作边走边舞之状，其手执乐器或武器(斧、弓），或羽饰的仪仗；有一人手执鸟头状的仪仗。……第三组，一髻发人，身着羽裙，……此人头顶有一飞鸟，属第六晕所画的鸟。其次又是两髻发人，……疑为一男一女，相对持杵舂米。杵之顶饰以鸟羽。第四组，一房屋，屋顶略弯起，两头穹起，并且好象饰以一簇4羽，有特大的鸟眼。屋上栖一鸟，属于一种雉鸟。”铜鼓上的鸟纹图案，即是其鸟崇拜的生动写照。上述这些联系的背后，不仅反映出蜀越之间广大地域的文化共通性，更是雒人南迁所带来的共同历史记忆的体现。
《史记·西南夷列传》：“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蜀人商贾能至印度，走的便是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若对雒人南迁的线路和文化分布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正与南方丝绸之路相合。学界一致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有东、中、西三条主线。“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过滇之后，又经步头道、进桑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的中路相衔接，从而进入越南，乃至于中南半岛。而雒人也正是以成都平原的雒城为起点，向南经过宜宾，再经云南进入越南。雒人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抵达河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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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综上所述，雒人因居住于洛水雒地而得名，大约于战国晚期之前开始逐渐南迁，有其迁徙的轨迹。首先是经过獠僰之地，獠人和僰人都受到了雒人的影响；而后又经过骆越，抵达越南，骆越和越南雒人也显示出与之深刻的联系。将雒人南迁的痕迹相联结，便勾勒出一条古代成都通往越南的交通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至于雒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广汉雒地定居，和距离不远的三星堆遗址的居民有何关系，雒人的南迁过程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则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编 辑：魄魄、雪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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