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传世名帖《上阳台帖》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
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四川江油)青莲乡。
李白是唐代的大诗人,与杜甫齐名,
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世。
他也擅长书法,与张旭相善,
故后人谓其书得旭传授,
而元代郑杓《衍极》称其书“得无法之法”。
传世有《上阳台帖》墨迹。
▲傅抱石《李太白像》(局部)
李白论诗追求“清与真”“天然”的审美理想,
他在其名作《古风》中肯定了《诗经》《楚辞》的传统,
并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又一首中说:“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
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可见他是标举清与真、自然的。
所谓“清与真”就是不同于六朝的绮靡浮华,
而具自然纯朴、清新可爱之美。
他曾称赞韦良宰的诗说: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草书《爱酒帖》
李白诗意如此,而他的书法理念也是如此。
他论书首标“清与真”,
其《王右军》一首中云:
“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
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
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
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王右军》这首诗中,没有着重颂扬右军的书法,
只是强调了他天然放达的人格,
足见李白作书任情挥洒、自然天真的创作态度。
这点从他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中可见端倪。
《上阳台帖》为天宝三年(744)李白与杜甫、
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观时所作。
李白寻访司马承祯,待到达阳台观后,
方知司马承祯已经仙逝。
不见其人,惟睹其画,有感而作《上阳台》:
“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此帖为行草书,5 行24 字,
有款,款署“太白”二字,
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
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
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
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
李白《上阳台帖》,纸本草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阳台帖》引自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
除上述这五玺之外,帖上还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帖前隔水右)、“古稀天子”(帖正中上),以及“养心殿鉴藏宝”,表明这卷法帖贮于养心殿。
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
“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
后有宋代徽宗,元代张晏、杜本、
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
清代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
帖后宋徽宗赵佶跋文为:
“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
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
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帖后宋徽宗赵佶跋文
元代张晏跋曰:
“谪仙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
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
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
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
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
不觉令人清爽。”
元代张晏跋
元代书法家欧阳玄在观赏了诗仙李白此帖后,
题诗云:“唐家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年。
可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
元代书法家欧阳玄题诗
《上阳台帖》曾入宣和内府,
元代经张晏处,明代藏项元汴天籁阁。
卷末太白落款处,自上而下从左到右,钤有“神品”、“神奇”、“墨林项季子章”、“欧阳元”、“项元汴印”、“子京珍秘”、“项叔子”、“檇李项氏世家宝玩”、“煮茶亭长”、“张晏私印”诸印。后隔水自上而下还钤有“子京父印”、“有何不可”、“寄傲”、“会心处”、“香岩居士”、“平生真赏”诸印。
纵观全帖,
收藏印章琳琅满目,达63方之多,
其中大部分为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所钤。
【 项元汴(1525-1590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浙江嘉兴人,精鉴赏,藏书楼起名为“天籁阁”,收藏之丰,江南无人能出其右。】
帖左下角靠近骑缝处的
“檇李项氏世家宝玩”
九叠文大印尤为壮观。
“檇李项氏世家宝玩”九叠文大印
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
清末流出宫外。
【清内府五玺在书画藏品上的常规位置:1.乾隆御览之宝;2. 石渠宝笈;3. 乾隆鉴赏;4. 三希堂精鉴玺;5. 宜子孙】
上阳台帖中所钤的清内府五玺:
帖右上:乾隆御赏之宝
帖右中:长方朱文“石渠宝笈”
帖左上:长方朱文“三希堂精鉴玺”,方白文“宜子孙”。
帖左上:正圆白文“乾隆鉴赏”
民国时入张伯驹手,现存故宫博物院。
【1911年清帝逊位,溥仪兄弟将《上阳台帖》携出宫外。嗣后,此帖辗转流入古董商人郭世五手中。1937年,张伯驹先生以六万银元将上阳台帖购得,这件稀世国宝终于有个妥善安全的归宿。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李白《上阳台帖》捐献给国家。】
在《上阳台帖》卷首下端并不显眼的位置,
只钤着一方朴实无华的“张伯驹珍藏印”。
李白的书法创作和成就,
在唐代书法发展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
甚至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太宗到武宗时期,
书坛一直被崇王之风统治着。
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人打破了,
初唐以来对王羲之的迷信和崇拜,
为树立艺术创新的观点,
以开创新的书风时代为己任,
无疑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李白对书法更大的贡献还在于,
诗歌与书法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为唐人树立了“诗中有笔,笔中有诗”的楷模,
为后世树立了艺术典型,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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