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掩护过落难皇帝——朱允炆
狮子山位于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以牡丹花和建文帝为僧的传说而知名于世。在狮子山寺庙大殿门柱上有武定知府撰写的一副对联传颂得很广泛：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
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相传建文帝(明惠帝)朱允炆曾在狮山手植杉树和茶花，今昆明西山华亭寺门口一株银杏，也相传为其所植，他的传说很多，滇、黔两省中有一些人相传是护送建文帝而落籍于此。狮山对联上联讲的“帝为僧”是指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因家贫而出家皇觉寺，后参加元末郭子兴起义部队，最后夺取天下的历史；“帝亦为僧”是指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即建文帝)由皇帝的位置被明成祖朱棣兵变夺权赶下台流落云南出家为僧的史实。他所在的正觉禅寺实际上一脉相承了当年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下联“叔负侄”是指朱棣用武力夺取了皇位，将朱允炆赶下台，“侄不负叔”是朱允炆有机会擒斩其叔而下诏“勿使负叔父名”，历尽艰辛来到云南，但狮山更比北京的燕山高，心理上的不平衡犹见一斑。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朱标早死，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明惠帝，改年号建文。建文帝继位后，对拥兵自重的诸王采取削藩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废周王为庶人，废珉王为庶人，拘留代王，进捕齐王，逼湘王自焚。分封于北平的燕王朱棣深感危机，于是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从此开始了长达3年的“靖难之役”，以建文帝为首的南军与以燕王朱棣为首的北军对垒交战，陷生灵于涂炭。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北军攻入首都南京，建文帝出逃，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流浪生活。幸有随从大臣22人护驾，或化装成和尚，或化装为樵夫、补锅匠等，以逃避朱棣的侦捕。“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都城陷。宫中起火，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明建文帝朱允炆像
建文帝选择到云南避难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云南世袭黔国公的沐晟是沐英的儿子，沐英是朱元璋收养的义子，与建文之父朱标感情甚笃，建文帝与沐晟自幼同居宫内，情同手足，此时落难来投奔，沐晟肯定会加以保护。当建文帝一行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抵达云南昆明时，沐晟将建文帝送到武定府，要土知府萨周妥为卫护，萨周又把建文帝送到狮子山的正续禅寺。建文帝从此开始了云游四方的生活，先后到过川、黔、陕、楚、吴、闽、粤、桂等地，但仍常回云南，61岁时仍在云南。
明成祖朱棣像
此时朱棣仍对建文帝的下落不放心，派人到处侦捕，俱无功而返。朱棣死后，在位的正统皇帝已是晚辈，建文心想已不会加害于己，于是决心北上回京。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春，离开云南，归途中作了一首诗：“风尘一夕忽南浸，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苍海白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紫城今夜月，六宫欲望翠华临。”不料这首题壁诗被庵内一个老和尚抄去，带上几个随从冒充建文帝，广西恩州知府岑英听到大惊，一面据实上报朝廷，一面命人护送到京。正统皇帝得知后派人查实，原来是一伙冒充的和尚，冒充建文帝者为广西钧州白沙里人，名杨行祥，入狱4个月后死于狱中。伙同冒充随从的几人被充军辽东。真正的建文帝此时也到京，但莫辨真假，便招来旧臣中宦吴亮辨认，吴亮原是建文宫中的小太监，建文一眼便认出他来，说：“我看你是吴亮嘛。”吴亮谎称：“不是。”建文说：“你还记得吗？一次在东便殿侍膳，你端小鹅肉上来时，我夹了一块鹅肉给你，你一慌把肉掉在地上，吓得你忙学狗的样子爬下去把鹅肉吃了。”吴亮一听，果有此事，并记起建文左脚趾上有颗黑痣，脱鞋验视，果然有痣。吴亮伏在建文面前痛哭失声，深感内疚，退下去后就自杀身亡。建文被迎往西宫供奉，不到一年便老死宫中，享年64岁，葬于北京西山，不树不封。
明英宗朱祁镇像
建文皇帝的故事反映了善良的云南人民同情弱者，他们不去报告邀功请赏，还为建文帝提供了种种方便。建文帝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人们编出种种关于他在滇的故事。至于是真是假，笔者是宁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云南人再善于编故事也不至于凭空编一个建文帝的故事。今人邵燕祥有一诗云：“僧为皇帝帝为僧，龙变虺蛇蛇变龙。消息从来传小道，斧声自古出深宫。”
有人搜集了许多建文帝写的诗，其中一首《淡菜歌》是写得很好的：“老菜根，老菜根！名固贱，用何尊。种锄和尚走，灌溉道人奔。长虽新地方，成实旧天恩。休厌淡，莫嫌村，嚼来滋味胜鸡豚，亏它日日饱黄昏，聊将性命存。”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建文皇帝已经从九五之尊的皇帝变成了一介平民，正是这种“平民情结”使得云南人对他深深同情和怀念。从建文帝的身上可以看出贵贱之间会发生变化，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
关于建文帝的传说的评价，《剑桥中国明代史》是这样写的：“关于建文朝代的幻想故事和传闻轶事在下一个世纪仍然不断地出现。这些传说变成了人们发泄压抑情绪的通风口，是他们在极权统治下对要求仁慈和正义的呼吁。他们不仅戏剧化了这位皇帝的英雄业绩，使他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他们进而想纠正不公正，他们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们是一伙叛贼和恶棍。人民群众对这位先前的皇帝的同情是如此普遍，致使他被明末清初的许多叛乱领袖所利用，他们都伪称自己是他的合法的后代。在学者精英阶层中，从明代中叶和末叶起，也一直增长着这种谴责永乐皇帝的倾向（虽然只是用掩盖的词句来写的），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他的专制政策的后果，所以在这种倾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对他的同情心。乾隆皇帝在1736年决定恢复建文帝的合法地位，其部分原因便是人民和士大夫精英怀有这样的情绪。”
云南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建文帝故事，实际上就是对专制主义制度的一种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