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以武立国”的辽朝，由于与宋、夏、高丽长期对峙，所以格外重视边防。这不仅表现在辽朝始终尽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力求合理部署边境上的兵力及建立一套有效的统率机构。本文试就这些问题略加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辽朝统治者只有尽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兵力，才能应付边防的需要。然而，一个政权究竟能维持多少兵力，归根结底还取决于它所能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辽朝的疆域虽然广阔，甚至超过北宋，但是，由于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落后，所以综合国力远不及北宋，其兵力的数量也不及北宋多。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左右说过：“若虏（契丹）敢复犯边，我以三十匹绢购一胡人之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我三百万匹绢，此虏尽矣”。〔《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经略幽燕》。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开宝二年十一月载宋太祖这段话是：“契丹数侵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首，其精兵不过十万，止不过费我二百万匹绢，则契丹尽矣”。两书记载略有不同，但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则并无二致。此是宋初对契兵力的估计。〕辽中期以后，由于宋朝统一了南方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成为辽朝的强邻，再加上西夏和高丽也日渐强盛，辽需要有更多的兵力投入边防。《辽史》卷36《兵卫志》载：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雠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余多败崛，纵得亦不偿失。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然也。高丽小邦，屡丧辽兵，非以险阻足恃故欤。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逾三关，聚议北京，犹不敢轻进。岂不以大河在前，三镇在后，临事好谋之审，不容不然欤。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不与焉。辽朝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虽然不能说是“唯以敌宋为务”，但宋朝毕竟是辽攻击和设防的主要对象。北宋虽然在对辽战争中不止一次受挫，但它的国力毕竟比五代时的梁、唐、晋、汉、周强大。为对抗和防范这样一个强邻，辽中期以后的兵力自然会比立国初期要强。但是，说辽的军队有164.28万人，则是过分夸大了。《辽史》卷35《兵卫志·御帐亲军》记载：“大帐皮室军。太宗置，凡三十万骑。属珊军。地皇后置，二十万骑。”实际上所谓“大帐皮室军”和“属珊军”的数字，都是来源于宋琪的《平幽蓟十策》。宋琪说的是晋末耶律德光时期这两支军队的人数，分别为3万和2万，而《辽史·兵卫志》竟然将其夸大了十倍〔邝又铭：《辽朝兵卫志“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北大学报》（人文科学）1951年第2期〕。而且，皮室军、属珊军都是“御帐亲军”，亦即属于诸宫卫的军队，“凡诸宫卫，丁四十万八千，出骑军十万一千”〔《辽史》卷35《兵卫志》〕，皮室、属珊不可能比宫卫骑军的总数还多出好几倍，以至竟然多达50万。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以倾国之师南下，发生了有名的澶渊之役。关于此次辽朝出动兵力的总数，宋朝方面记载为20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卯载北面部署奏称：“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夏竦关于此役契丹兵力数量的估计，也与此相符合，他说：自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此指契丹）所有。迨今六十年间益稔凶狡，多诱中原亡命之徒，善构塞下生事之辈，狼贪啸聚，苦于边邑。前年冬，寇我北鄙，暨于渲渊，将帅之臣婴城自守，生灵膏血，腥汗原草……夫匈奴（亦指契丹）之众，胜兵不过二十万，糇粮不过数日，辎重不过数乘，长于寇抄，短于守御，利于骑斗，饨于步战，便于弓矢，拙于剑戟。以其兵则不及中国五分之一，以其用则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以其伎则不及中国三分之一〔《文庄集》卷13《进策》〕。这大约20万人的军队，并不是契丹的全部兵力，而只是它用以侵宋的那一部分。他们还要以一定数量的军队防御西夏、高丽，并且还要有足以对付境内各族人民造反的力量。因此，辽的总兵力，自然应多于20万。关于辽朝的总兵力，李攸《宋朝事实》卷20《经略幽燕》以为“大约计之，未必满三十万”。《宋朝事实》成书于南宋初，记事起建隆，迄宣和。书中所记契丹兵力，可能有辽朝末年资料为依据。这个数字，比起夏竦的估计当然更接近实际。北宋军队，神宗熙宁年间总数应在90万以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页91〕。如果按照夏竦的估计，辽朝兵力只有北宋的五分之一，那就不足20万。夏竦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契丹的部族全民皆兵，所以，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宋朝兵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无大规模战事，但辽朝面对一直企图恢复幽蓟“旧疆”的北宋，始终不敢放松南面的防务。“幽州四面平川，无险可恃，惟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可设兵屯置堡磐”〔《武经总要·前集》卷16《北番地理》〕。然而，幽州既入辽朝版图，古北口一线已非辽的南边。幽州以南与宋邻界处，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辽南京就成了边防重镇。主持辽朝南边防务的是大元帅府。辽朝往往以皇位继承人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早年德光、李胡都曾具有大元帅头衔。圣宗以后，大元帅在燕京开府。余靖说：胡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帅府，杂掌番汉兵，太弟总之……大抵胡人以元帅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统军，掌契丹、渤海之兵。马步军一，掌汉兵。以乙室王府守山后，又有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营兵，逐州又置乡兵〔《武溪集》卷17《契丹官仪》〕。辽对北宋的防务，总体部置就是如此。燕京元帅府主东路防务，其下有府官、统军，掌契丹军和渤海军，此外还有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辽史》卷48《百官志》〕，负责统领燕京的汉军。山后又称山北，其云、应、蔚、朔及奉圣等州也邻近宋界，这一地区的对宋防务，由乙室王府统筹。乙室为辽四大部族之一，乙室大王除掌管部族兵之外，还掌管汉军，“山北八军”即是。总之，辽对宋朝的防御，一直是竭尽全力的，它不仅动员了部族军，也使用众多的汉军。余靖使辽是在庆历三年至五年（辽重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043年～1045年），他所说的出任大元帅的“太弟”，即兴宗之弟重元，此人“历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重元处戎职，未尝离辇下”〔《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但他是作为南京留守而知元帅府事的。《辽史·兴宗纪一》载重熙四年（1035年）十一月，“改南京总管府为元帅府”。这时，南京总管府合并到元帅府。元帅府仍然设在辽南京。道宗即位后，册重元为皇太叔，令其“安抚南京军民”，这是因为他在南京任职。清宁二年（1063年），重元谋反，失败自杀。乾统初，兴宗次子和鲁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在此以前，他已由上京留守改任南京留守〔《辽史》卷64《皇子表》〕。天祚即位后，和鲁斡之子耶律淳又袭父守南京，并拜都元帅，后来又在南京称帝〔《辽史》卷30《天祚本纪》〕。可见元帅府之军国大任主要在于南边防务。南京的元帅府“杂掌番汉兵”，所以，耶律淳称帝之后，北辽朝廷的军事统帅萧干（即奚王回离保）号称“四军大王”〔《宋会要·蕃夷》二之三〕。辽东京有“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辽史》卷46《百官志》〕。燕京的四军大王萧干也是契丹、奚、汉、渤海四军的统帅。辽朝军队虽按种族分别编组，但统率、指挥则是统一的。元帅府的兵权始终掌握在辽朝亲王手中。在重元之前，南京的军权则是掌握在圣宗之弟隆庆以及其子宗政手中。宋大中祥符元年（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路振使辽，过燕京，“时燕京留守兵马大元帅秦王隆庆，遣副留守秘书大监张肃迎国信，置宴于亭中，供帐甚备，大阉具馔，盏斝皆颇璃、黄金釦器。隆庆者，隆绪之弟，契丹国母萧氏之爱子也。故王以全燕之地而开府焉。其调度之物，悉侈于隆绪”〔《宋朝事实类苑》卷77《乘轴录》〕。《辽史》卷64《皇子表》记载隆庆“统和中，拜南京留守。开泰初，加守太师兼政事令，寻拜大元帅”，与路振所记不一致，当以路振为是。隆庆死后，其子宗政为“南面行营都统兼燕京留守”〔《耶律元妻萧氏墓志》（《北京图书馆石刻拓本汇编》志3861）载：耶律元为“故南面行营都统兼燕京留守、于越、宋国王长子”。另据《耶律宗政慕志铭》（《全辽文》卷7），此人曾在太平十一年（1031年）进封宋王。志载宗政无子。耶律元可能非其亲生，故亦未承袭南京兵权〕，仍操燕军兵权。辽的西北部是乌古、敌烈以及鞑靼等时叛时服的部族，西南与依违于宋辽两大势力之间的西夏为邻，以上两方面的边界，是辽中期仅次于南边的设防重点。史愿《亡辽录》载：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隩隗、乌隗部族衙、芦沟河统军司、倒挞岭部衙，以镇摄鞑靼、蒙古、迪烈诸国。云中路则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国。〔《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21〕西北路都招讨府，《辽史·百官志》作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亦然。正式名称当以“招讨司”为是。《金史》及《大金国志》皆作“招讨司”。金置招讨司是因袭辽的旧制。不过，辽只有二招讨司，金则有招讨司三处，除西北、西南二招讨司外，又增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招讨司，金初为乌古迪烈统军司，海陵时改乌古迪烈招讨司，世宗初乃改东北路招讨司”〔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金界壕考》〕。金初的乌古迪烈统军司，亦是因袭辽朝旧制，辽于咸雍四年（1068年）七月置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辽史》卷22《道宗本纪》〕。乌古敌烈部本来包括在西北地区，然而，由于自辽初以来一直不间断地对这个部族进行征服战争，俘获渐多，于是以这些被俘者置为部族。正如王国维指出的：乌古、敌烈各有国外、国内二种：国外者，其本部；国内诸部，则契丹所作本部之户口别编置成部族者也。其部族各有节度使及详稳，其上又有乌古敌烈都详稳及乌古敌烈统军司二官，颇有重复之嫌疑。都详稳统国外诸部，统军司则统国内诸部者也。其在国外之二部，据日本津田博士之研究，则乌古部游牧于今喀尔喀河流域，敌烈部游牧于今乌尔顺河流域，皆在今兴安岭之西；则在国内之乌古敌烈部当在今兴安岭之东〔《观堂集林》卷15《金界壕考》〕。既然统军司是统“国内”诸部的，因此道宗所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就是统太祖二十部中的乌隗部、涅刺部、乌古涅剌部、图鲁部及圣宗三十四部中的北敌烈等部的。金在乌古敌烈统军司的基础上建东北路招讨司，在“泰州置司”〔《大金国志》卷38〕。辽金时期的泰川在今吉林白市城东南。因此，乌古敌烈统军司与西北路招讨司无关。西北的兵权，长期操在外戚萧孝穆一家手中。萧孝穆之母亦即景宗睿智皇后（后来的承天太后）之女，称“齐妃”。《耶律元妻萧氏墓志》载：萧氏父讳谐里，赠魏王。母齐国太妃。太妃有五子：长曰讳孝穆，枢密使兼政事令，吴国王；次讳孝先，兵马都总管，燕京留守、晋王；次讳孝诚，大国舅兰陵郡王；次讳孝友，西北路招讨使，兰陵郡王；次讳孝惠，北宰相、殿前都点检、楚王。女三人：长曰长沙郡妃，适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长沙郡王；次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夫人即太妃之小女也〔《北京图书馆石刻拓本汇编》志386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咸平六年七月乙酉，契丹供奉官李信来归，言其国中事云：萧氏（景宗睿智皇后）有姐二人，长适齐王，王死自称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尝阅马，见蕃奴达兰阿巴姿貌甚美，因召侍帐中。萧氏闻之，縶达兰阿巴抶以沙囊四百而离之。逾年，齐妃请于萧氏，愿以为夫，萧氏许之。使西捍塔靼，尽降之。齐妃不可能是睿智皇后的姐妹。因为她既然嫁萧氏，就只能是公主，即耶律氏之女。据《辽史》卷65《公主表》，景宗睿智皇后生三女，“观音女第一，封魏国公主，进封齐国。景福中封燕国大长公主。下嫁北府宰相萧继先”。齐妃可能即此女，或其三姐妹之一。关于她塔（达）靼一事，王国维考证说：案《辽史·圣宗纪》：统和十二年八月，“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十五年三月，“皇太妃献西边捷”。九月，“萧挞凛奏讨阻卜捷”。而《萧挞凛传》则云：“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挞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后患。从之”。考三城者，谓镇州及防、维三州，皆在驴驹河西南，与西夏相去绝远。是统和间太妃西征非讨西夏，而实经营阻卜诸部，乃李信谓之西捍塔靼〔《观堂集林》卷14《鞑靼考》〕。早在景宗时，巳有西北路招讨使的设置〔《辽史》卷8《景宗本纪》载：保宁三年七月“以北院枢密使貿适为西北路招讨使”〕。那时，该招讨使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军事长官，置司设署可能始于齐妃经略西边之役。不过，当统和十二年至十五年（994年～997年），她最初在这一地区率领乌古部族军及永兴宫分军征讨阻卜（鞑靼）时，史籍尚不见招讨司的名义。后来，其子萧孝穆等人继承她在西北地区的事业，由于战事连年不断，始有西北路招讨司之设，借以统筹这一地区的军事。《辽史》卷87《萧孝穆传》载：萧孝穆，小字胡独堇，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父陶瑰，为国舅详稳。孝穆廉谨有礼法。统和二十八年，累迁西北路招讨都监。开泰元年，遥授建雄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是年术烈等变，孝穆击走之。冬，进军可敦城。阻卜结五群牧长查剌、阿睹等，谋中外相应，孝穆悉诛之，乃严备御以待，余党遂溃。萧孝穆在西北路招讨司任职，是圣宗统和末期，其后孝穆弟孝友、孝惠又相继任西北路招讨使。萧孝惠可能即《辽史》中的萧惠，在卷93有传：萧惠，字伯仁，小字脱古思，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太平六年，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时直刺之子聚兵来袭，阻卜酋长乌八密以告，惠未之信。会西阻卜叛，袭三剋军，都监涅鲁古、突举部节度使谐里、阿不吕等将兵三千来救，遇敌于可敦城西南。谐里、阿不吕战殁，士卒溃散。恵仓卒列陈，敌出不意攻我营。众请乘时奋击，惠以我军疲敝，未可用，弗听。乌八请以夜斫营，惠又不许。阻卜归，惠乃设伏兵击之。前锋始交，敌败走。惠为招讨累年，屡遭侵掠，士马疲困。七年，左迁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寻迁南京统军使。这位萧惠与萧孝穆一样，都是“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他任西北路招讨使累年，无建树。继他出任西北路招讨使的是萧孝友。《辽史》卷87《萧孝穆传》附孝友传载：重熙元年，累迁西北路招讨使，封兰陵郡王。八年，进王陈。先是，萧惠为招讨使，专以威制西羌，诸夷多叛。孝友下车，厚加绥抚。每入贡，辄增其赐物，羌人以安。久之，寝成姑息，诸夷桀鹫之风遂炽，议者讥其过中。孝穆有二子，曰阿剌，曰撒八。撒八“尚魏国公主，拜驸马都尉，为北院宣徽使，仍总知朝廷礼仪。重熙末，出为西北路招讨使、武宁郡王”〔《辽史》卷87《萧孝穆传》附撒八传〕。孝穆孙德温有墓志，记载“故西北路招讨使、驸马都尉、齐王、讳无曲，则叔父也”〔《全辽文》卷9《萧德温墓志铭》〕，由此可知撒八汉名无曲，确曾出任西北路招讨使，而无曲既然为德温之叔，则德温应是阿剌之子。阿剌另一子“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西北路招讨使、附马都尉讳德良，尚故齐国长公主”〔《全辽文》卷9《萧德温墓志铭》〕。宋朝亦有招讨使，但较辽朝晚出现。熙宁八年（1075年），“命知延州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部赵离为安南道马步军行营招讨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六四〕。宋的招讨使不常置，以文官充任，与辽不同。西南路都招讨司的任务是控制西夏，其管辖下的军队有南北王府，乙室王府的契丹部族军，也有西京大同府的汉军。故西京在对宋、对夏的防务上，都很重要。西夏是北宋境内党项羌首领利用宋初与辽对抗的形势，乘机建立的政权。开始时，他们明显地依赖辽朝以抗衡北宋。《辽史》卷115《西夏传》载：初，西夏臣宋有年，赐姓曰赵；迨辽圣宗统和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八年］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辽朝不仅封继迁为夏国王，并且还将义成公主嫁给了他〔《宋史》卷485《夏国传》〕。本来，继迁兄继捧已受宋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赵，更名保吉。这样，弟兄两人就处在严重对立的情况下。统和九年（991年）十月，“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赐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辽史》卷115《西夏传》〕。继迁可能对辽朝厚待继捧不满，同年十二月，“潜附于宋”。辽廷“遣韩德威持诏谕之。十年二月，韩德威还，奏继迁托故不出，至灵州俘掠以还”〔《辽史》卷115《西夏传》〕。韩德威是大丞相韩德让之弟，早在景宗时即主持西南边防。《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附徳威传载：乾亨末，丁父丧，强起复职，权西南招讨使。统和初，党项寇边，一战却之……夏州李继迁叛宋内附，德威请纳之。既得继迁，诸夷皆从，玺书褒奖。与惕隐耶律善补败宋将杨继业，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未几，以山西城邑多陷，夺兵柄。李继迁受赂，潜怀二心，奉诏率兵往谕，継迁托以西征不出，德成至灵州俘掠以还。杨继业自西路出兵攻辽，是雍熙三年（986年）的事，此次宋军遭到了全面的失败，继业战败被俘。韩德威作为西南路招讨使，不仅负责控制西夏，同时也负责对宋防御。西南路招讨司设置的时间更可以上朔至景宗时期。统和九年（992年），韩德威率军攻夏，并未至灵州，因为当时灵州是在宋朝掌握之下。两年后（淳化五年，994年），李继迁还在进攻灵州。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1002年），继迁才“大集藩部，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宋史》卷485《夏国传》〕。继迁死后，其子德明及其孙元昊继立，辽又以兴平公主下嫁元昊，但西夏统治者仍继续依违于辽宋之间。“自河北至武膽蔚山七万人，以备契丹”〔《宋史》卷485《夏国传》〕。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夏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事，起因于辽境内覚项部族逃入西夏，辽责还，西夏不从，于是辽兴宗命皇太弟重元与韩国王萧惠为先锋，于这一年十月间亲征西夏。《辽史》卷19《兴宗本纪》记载此次战事经过极简略，只列出一个时间表：“（十月）癸丑，督数路兵掩袭，杀数千人，驸马都尉萧胡睹为夏人所执。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执者来归，诏所留夏使亦还其国。十一月辛酉，赐有功将校有差。西夏运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几乎将辽兴宗活捉。《宋史》卷485《夏国传》记载：是岁（1044年），辽夹山部落呆儿族八百户归元昊，兴宗责还，元昊不遣。遂亲将骑兵十万出金肃城，弟天齐王马步军大元帅将骑七千出南路，韩国王将兵六万出北路，三路济河长驱。兴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见敌，据得胜寺南壁以待。八月五日，韩国王自贺兰北与元昊接战，数胜之，辽兵至者日益，夏乃请和，退十里，韩国王不从。如是退者三，凡百余里矣，每退必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因许和。夏乃迁延，以老其师，而辽之马益病，因急攻之，遂败，复攻南壁，兴宗大败。［夏人］入南枢王萧孝友砦，擒其鹘突姑驸马。兴宗从数骑走，元昊纵其去。所谓鹘突姑驸马，亦即《辽史》中的驸马都尉萧胡睹。韩国王即萧惠。这次失败之后不久，元昊病故，辽兴宗乘机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再度攻击西夏，并且复遭失败。《辽史》卷93《萧惠传》载：惠自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诸将咸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车驾，何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弊耳”。数日，我军未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阪而下。惠与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儿不免，军士死伤尤众。辽对夏作战时已无深入中原时所具有的优势。他们的大军深入不毛之地，“打草谷”式的掠夺无法实行，加上夏人“赭其地”以困来犯者，所以辽军不得不自备给养，船载车运，军士却只得步行。人马疲惫，再加上侦候不灵，萧惠终于再度失败。主力既败，其他几路辽军亦无功而还。西夏则适可而止，抓住时机，与辽议和。此后，直至辽亡，双方无大规模故事。纵观辽夏和战的过程即可看出，在双方的关系中，西夏在很大程度上握有主动权。辽宋对立，双方都想争取西夏。最初，辽认为西夏应当无条件地站在自己一方，与宋对抗，然而西夏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看清了这样的形势：他们只有利用辽宋两强对抗，才能求得生存，所以始终依违于辽宋之间。辽在对夏战争中遭到严重失败后，始重视加强西南边境的防务。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一月，兴宗从西夏败归，“改云州为西京”〔《辽史》卷19《兴宗本纪》〕，这显然是为了加强西南边防、镇慑西夏所采敢的措施。西南边境的防务也如同南面及西北面一样，也长期由辽朝最有地位的权贵掌握。前面提到的景宗时期担任西南都招讨使的韩德威，是后来的大丞相耶律隆运（韩德让）之弟。其父韩匡嗣，乾亨三年（981年）曽出任西南面招讨使〔《辽史》卷74《韩知古传》附徳凝传〕，德威是继承其父匡嗣任此职的。韩德让另一弟德凝，开泰中“改西南招讨使，党项隆益答叛，平之。迁大同军节度使，卒于官”〔《辽史》卷74《韩知古传》附徳凝传〕。大同军设在云州（山西大同），负责对宋夏防务。重熙间，德威孙涤鲁又任西北路招讨使〔《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附涤鲁传〕。辽中期，大族韩氏的地位仅次于皇族和后族，辽长期以这一家族负责西南边防，足见这一地区对宋夏设防的重要性。辽末，在女真发动反抗辽朝统治的战争以前，东北地区对高丽、对女真的防务，统由东京统军司主持。《辽史》卷36《兵卫志·边境戍兵》根据高丽所编《大辽事迹》记载东京所辖边防军：东京至鸭渌西北峰为界：黄龙府正兵五千，咸州正兵一千。东京沿女直界至鸭渌江：军煲凡七十，各守军二十人，计正兵一千四百。来远城宣义军营八：太子营正兵三百。大营正兵六百。蒲州营正兵二百。加陀营正兵三百。王海城正兵三百。柳白营正兵四百。沃野营正兵一千。神虎军城正兵一万。大康十年置。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营，计正兵三万二千。神虎军城地点无考，当亦在与高丽邻界处。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当时东京管辖下用于防御女真的只有黄龙府和咸州两处住军，总数不过6千，而用于对高丽设防的总兵力则达1.4万多。辽朝东边防务是针对高丽的。辽初，在灭渤海以后，始与高丽为邻，并曾主动与之通好。但是，高丽深深感受到契丹的威胁，再加上有大批渤海遗民逃入其境内，因此，辽与高丽无法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高丽人李齐贤在论及与契丹关系时说：若契丹者，与我连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绝其交聘者，以彼国相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不顾旧盟，一朝殄灭，故太祖以为无道甚，不足与交。所献骆驼，亦皆弃而不畜。其防患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既为契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充显等，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太祖悯念尤深，至赐姓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祀。其文武参佐以下，皆优沾爵命〔《益斋集》卷9下《史赞》〕。辽境内的渤海遗民不断爆发反抗斗争，高丽统治者优待逃入其境内的渤海人的政策，对渤海遗民无疑是一种鼓励和支持，这必然会激怒辽朝统治者，从而加剧辽与高丽关系的不睦。此外，当辽宋关系紧张时，对双方来说，对高丽与宋的防备都不容忽视。而辽朝统治者为避免后方遭到袭扰，则往往对高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统和三年（985年）七月，辽圣宗“诏诸道各完戎器，以备东征高丽。八月，以辽泽沮洳，罢师”〔《宋史》卷87《高丽传》〕。当时，圣宗初立，太后临朝，主少国疑，北宋朝廷上下正拟乘势发动一场以“恢复”幽蓟为目标的北伐战争。故事开始于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辽则在事前做了攻击高丽的准备。辽的这种准备，并非无的放矢。当宋朝出师北伐时，曾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谕高丽出兵配合。高丽国王王治则“迁延未即奉诏”〔《宋史》卷87《高丽传》〕。高丽之所以如此，显然是由于对辽心存畏惧之故。尽管高丽未敢妄动，然而，此后，契丹统治者却对之攻伐不已。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辽史》卷115《高丽传》〕。辽朝借故兴兵讨伐，结果互有胜负，形成在鸭渌江边对峙的局面。据《宋史》卷487《高丽传》载：先是，契丹既袭高丽，［高丽］遂筑六城曰兴州、曰铁州、曰通州、曰龙州、曰龟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为贰己，遣使来求六城，询不许。［契丹］遂举兵，奄至城下，焚荡宫室，剽劫居人，询徙居升罗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请和。契丹坚以六城为辞，自是调兵守六城。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大举来伐，询与女真设奇邀击，杀契丹殆尽。询又于鸭淥江东筑城，与来远城相望，跨江为桥，潜兵以固新城。这里所记高丽王询于江东筑城，与来远城相望，且跨江为桥一事，与其他有关记载不符。如果江东之城及与来远城相联系的江桥皆系高丽所筑，那么来远城就应在高丽掌握之下，实则不然。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辽圣宗班师，“乙丑，次鸭渌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国王隆祐迎于来远城”〔《辽史》卷15《圣宗本纪》〕。这足以证明来远城属于辽的辖内，而非属于高丽。不仅如此，江东与来远城隔江相望的城亦非高丽所筑，而是辽所筑，其名开州。《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下《戎狄旧地》载：开州，渤海古城也。辽主东讨，新罗国都其城，要害，建为州，仍曰开远军，西至来远城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吉州七十里，东南至石城六十里。辽中庚戌年讨新罗国，得要害地，筑城以守之，即中国大中祥符三年也，东至新罗新化镇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西至保州四十里。依据这一记载，开州初建为开远军，属新罗（高丽）。庚戌年（辽统和二十八年，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辽圣宗亲自率军东讨，得到了开远军这一“要害地”，又建城守之。“虏中庚戌年”筑城云云，是在江东，而不是在鸭淥江西岸的来远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图8—9，以开州、开远及来远为同一地，值得商権。《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页136，上引《武经总要》有关一段文字，在“虏中庚戌年”之前加“来远城”三字，作“来远城。虏中庚戌年”。似与本义不符〕。当时，辽在东部边境上是夹江设防的，而非尽在西岸设防，来远城则是这一带辽军统帅部所在地。据《辽史》卷38《地理志》，开州镇国军、定州保宁军、保州宣义军、辰州奉国军、湖州兴利军、渤州清化军、顺化城向义军、衍州安广军、连州德昌军、宁江州混同军及来远城等处的汉军、渤海军，皆隶属东京统军司。东京统军司显然是主持东边防务的高级军事机构。然而《亡辽录》却载：“辽阳路则东京兵马都部署司、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保州都统军司、汤河详稳司、金吾营、杓窳司，控扼高丽”〔《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21〕。《辽史》卷46《百官志·北面边防官》在列举东京地区军事机构时，也首列东京兵马都部署司。同样，东北路的军事机构也首列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既然如此，为什么西北、西南路的都部署司没有这样的地位和权威呢？各地的都部署，性质应是同样的。北宋亦有都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都总管，“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则管句军马事”〔《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北宋的都部署都是战时临时委任的，而辽各路所设都部署，可能是皇帝“亲征”时跟随他的行宫都部署。皇帝离开当地之后，都部署亦随之撤离。辽的都部署并非各地区常设军事机构。东边防务与西北、西南防务有一显著区别。后者对付的是出没无常的游牧部族，而前者则是要防范作为农耕居民的高丽。东边边境能否确保，关键在于城池能否守得住。而守城，正是汉军的长处。契丹部族军在这一方面不具优势。所以，东边的边防，主要靠汉军。辽朝时期，东北地区有大量的女真人，在南部者称“熟女真”；中部地区则有回跋女真，隶属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兵马司；其在北者则是“生女真”。这部分女真人，“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为酋”〔《三朝北盟会编》政宜上帙3〕。他们名义上虽然也臣属辽朝，但并不驯服。不过，如前所述，辽末以前，对女真的防御并不占重要地位，故一直由东京的军事机构兼管。当生女真完颜部最初发动叛乱时，辽朝主持战事始有东北路统军司。阿骨打起兵反辽，是天庆四年（1114年）初的事，同年七月，辽“遂发浑河北诸军，益东北路统军司”〔《辽史》卷27《天祚本纪》〕。由于辽廷对女真起兵一事未引起重视，结果辽军初战即溃。本来，事先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又作萧挞不也）即曾向朝廷上书建议加强对生女真的防御。《辽史》卷98《萧兀纳传》载：天庆元年，知黄龙府事，改东北路统军使，复上书曰：“臣治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章数上，皆不听。及金兵来侵，战于宁江州，其孙移敌巻死之，兀纳退走入城。留官属守御，自以三百骑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萧兀纳战败的地点是在宁江州以东，《辽史》卷27《天祚本纪》明确记载：“萧挞不也遇女直，战于宁江东，败绩”。然后，他又退入宁江州城内。后又渡江而西，城遂陷。他作为东北路统军使，驻节宁江州，此地为防御女真的最前哨。宁江州失守后，同年十月，辽又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以萧挞不也为副。“都统军”的地位，应高于统军使。嗣先屯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境内），“女直乃潜渡混同江，乘我师未备来袭。嗣先败绩，军将往往遁去”〔《辽史》卷102《萧奉先传》〕。萧嗣先战败以后，“天庆五年春，天祚下诏亲征，率蕃汉兵十余万，出长春路。枢密使萧奉先充御营都统，同知南面诸行营都部署司事，耶律章奴副之”〔《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21引《亡辽录》〕。所谓“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可能是自此之后才有的。《辽史》卷38《地理志》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军将燕颇是渤海人，叛辽后，辽景宗命耶律何鲁不（又作耶律曷里必）讨之，“破于鸭渌江”〔《渤海国志长编》卷13《乌昭庆传》〕。当时，渤海遗裔乌昭庆在混同江（松花江）右岸建兀惹国〔《辽史》卷8《景宗本记》〕。燕颇逃脱了辽兵追击，“走保兀惹城”〔《辽史》卷33《耶律吼传》附何鲁不传〕。渤海人自黄龙府逃走以后，府遂废。后来圣宗于开泰九年（1020年）复以汉户重新置黄龙府。这说明，对女真的防御，也主要是靠汉人。例如，黄龙府以西有达鲁古城，天庆五年（1115年）为辽军攻陷。《金史》卷2《太祖本纪》载，在达鲁古城下，“辽步卒尽殖，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是役也，辽人本欲屯田，且战且守，故并其耕具获之”。这些欲在当地屯田的辽军并不是契丹人，当是汉人。不过，由于战争规模越来越扩大，契丹统治者巳感到难以招架，所以，当天祚帝下诏亲征之后，不仅有汉军、渤海军，同时亦有契丹军、奚军作战。出河店之役后，败退临潢府的辽军，即有大批契丹军。《金史》卷75《卢彦伦传》载：辽兵败于出河店，还至临潢，散居民家，令给养之，而军士纵恣侵扰，无所不至，百姓殊厌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儿不能禁戢，乃召军民谕之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今边防有警，国用不足，至使兵士久溷父老间，有侵扰亦当相容。”众皆无敢言者。彦伦独曰：“兵兴以来，民间财力困竭，今复使之养士，以国家多故，义固不敢辞。而此辈恣为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汉之民皆赤子也，夺此与彼，谓何”。卢彦伦是临潢地区的汉人，他是在为当地遭受契丹败兵滋扰的汉族人民说话。正因为辽末在东北地区与女真战事日益扩大，天祚帝不得不增派包括契丹军在内的大批军队前去增援，并下诏亲征，于是才有都部署司之设，此即黄龙府都部署司。在此之前，主持东北边防的，一直是宁江州的东北路统军司。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边防和强弱，关系着一个政权或一个王朝的安危与存亡。辽的边防，自辽初以来，设防重点，一直是南面，其次是西北、西南及东面。辽朝统治者一直忽视对东北部的防范，结果推翻大辽二百年统治的，却正是这些被认为“不知礼义”，备受压迫、掠夺的生女真人〔《辽史》卷102《萧奉先传》〕。
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校对或有疏漏，引用请参考原文。作者李锡厚，汉族，1938年11月生于辽宁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