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本草：山茱萸

山茱萸，入药始见于《神农本草经》，言：“味酸，平。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久服，轻身。”约500年后，《名医别录》载：“微温、无毒。主治肠胃风邪，寒热，疝瘕，头脑风，风气去来，鼻塞，目黄，耳聋，面疱，温中，下气，出汗，强阴，益精，安五脏，通九窍，止小便利。久服明目，强力，长年。”尽管年代久远，词义奥涩，但我们依然可借助后世传承的山茱萸药用用途来揣测早期山茱萸药用功能。如五代时期《日华子本草》解读为：“暖腰膝，助水脏，除一切风，逐一切气，破症结，治酒渣。”《药性论》诠释为：“味咸、辛，大热。治脑骨痛，止月水不定，补肾气，兴阳道，坚长阴茎，添精髓，疗耳鸣，除面上疮，主能发汗，止老人尿不节。”前后对比，秦汉时期对山茱萸的药用功能描述主要是表述其对应的临床症状。但五代时期的解释更多融入了象思维的痕迹，如“助水脏”、“补肾气”的表达。这种表达在《本经》中也有类似的影子，如“温中”，《别录》则说“安五脏”。而今的中药学类著作则讲“补益肝肾”。这或许能为藏象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以探究古人思维改变的历史脉络，也更有助于还原秦汉时期的中医原生态面貌。

《神农本草经》中对山茱萸的药用价值描述中，首要功效是“主心下邪气”。但是，陶弘景的描述是“主治肠胃风邪”。陶氏是否将“心下”理解为“肠胃”，已无法考问。但是就这种书写表述的格式安排来讲，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印证《本经》药用功效的汉医早期临床著作也便是众所周知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以山茱萸为君创制了流传至今的金匮肾气丸，《本草汇言》也引用《药性论》说“能壮精强志，养髓荣筋，故起腰膝，扶痿弱，每称捷剂，仲景八味丸用之为君，其作用可知矣”。不过，清代张志聪在《本草崇原》中也有感慨“仲祖八味丸用山茱萸，后人去桂附，改为六味丸，以山茱萸为固精补肾之药。此外并无他用，皆因安于苟简，不深探讨故也”，张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以五运六气对神农氏强行解读而致，比如他说“山茱萸色紫赤而味酸平，禀厥阴少阳木火之气化。手厥阴属心包，故主治心下之邪气寒热”，这种解读使人更加无法窥见真相。直至近代，张锡纯先生以大剂量山茱萸止汗固脱，这就是现今所了解的山茱萸具有强心抗休克作用。念及此处，方悟这恰与神农氏的“主心下邪气”较为合拍，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个人感想，记录在此以供批判。

山茱萸，自《雷公炮炙论》中提出核可滑精，应去核为用以降，这种用法流传至今。不过，稍加注意便可看到，秦汉时期的山茱萸何来去核呢？《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药用山茱萸并无去核的脚注。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也记载说“既干后，皮甚薄，当合核为用也”。北宋苏颂《本草图经》中也不无遗憾的说“旧说当合核为用”。稍晚于苏颂的当时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也记载说“山茱萸能补骨髓者，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精气不泄，所以补骨髓，今人削取其肉，而用其核，大非古人之意”，沈氏认为核秘精气，这种说法与雷氏所讲完全相左。此外，在古代方书《备急千金要方》、《普济方》、《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山茱萸与核共用的记载也不鲜见。《普济本事方》中的山茱萸更是都脚注“连核用”，可窥见许叔微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丝毫不受社会流俗所影响。近代最善用山萸肉的张锡纯先生也记载说“近阅医报有言核味涩，性亦主收敛，服之恒使小便不利，椎破尝之，果有有涩味者，其说或可信。”现代研究也证实山茱萸肉核的药理作用类似，两者均含较多的鞣质和有机酸，性味酸涩趋于一致，也足以证实雷公之谬了。噫，山茱萸去核之谬何以流传千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