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念龙：李白传说故事评说

在我国历代诗人中，恐怕没有哪一位能象李白那样留下许多和他相关的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它们广为流布，为人乐道，有的还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题材，以至在今日的电影或电视屏幕上不时看到李白的形象。研究这些传说故事，揭示其真实意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认识，并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文化传统。

一、李白传说故事的几个特点

综观历代有关李白的传说故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不只是表现在数量上多于古代其他诗人，呈现繁富的特征，以致难以确切统计其数量，更体现在内容涵意的广度上。首先，这些传说故事和李白一生的生平事迹紧紧相连，从出生、读书、游历、入京直到去世，均有传说故事萦绕。如关于李白的出生就有其母“浣纱于此（蛮婆渡），有鱼跃入篮内，烹食之，觉有孕，是生白”的故事（见《四川总志》），更多则说李白是天上的太白精星投胎，其母生李白时“长庚入梦”。又如对于李白的死，除有正常的病逝说外，另有颇能展示其个性的醉死说，如《旧唐书·文苑传》载：“竟以饮酒过度，死于宣城。”还有富有浪漫色彩的入水捉月而死说，如《唐摭言》载：“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其次，这些传说故事不仅反映出李白的生平事迹，更展现出李白的天赋、才华、个性、气质诸多方面。如关于其天赋才华，《天宝遗事》就有这样的记载：“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李白有天下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再次，这种丰富性还表现在这些传说故事所产生的地域广阔性。从李白出生地四川绵州，到他最后去世的安徽当涂，凡其生平足迹所历，如湖北、江西、江浙、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湖南均有其遗址和与其相关的传说故事。李白根本未到过的地方，也附会出与其有关的遗迹或故事。如李白晚年虽被贬谪夜郎，但行至巫山即遇赦而返，实际并未到达夜郎，可是在遵义府有太白宅，并有题碑记。在遵义桃源洞并镌有“李白听莺处”（《李太白集》）。曹学佺在《万县西山太白祠堂记》中有很好的一段议论：“事在有无，语类不经。人心爱之，夸诩为真。树着曾倚，其色敷荣；泉若曾酌，其声清泠。”

第二，个性化特征。凡和李白相关的传说故事，大都能充分展示出李白的个性特色，他的天赋才华，他的飘逸风采，他的傲岸精神，他的潇洒个性无不充分表现出来。而其中最生动、最精采、最能表现李白个性的是他的傲岸精神。这当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醉倒金銮殿，驱使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故事。此事中晚唐稗闻已有记载，以后逐步添枝加叶，部分被采入堂堂正史，在此姑置无论。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几则同样能够表现李白蔑视权贵和傲岸精神的传说故事：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时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侯鲭录》）

李白游华阴，县令开门方决事，白乘醉跨驴过门。宰怒，引至庭下：“汝何人？辄敢无礼！”白乞供状，曰：“无姓名，曾用龙巾拭吐，御于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店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合壁事类）

类似传说故事，充分展示了李白的气概，集中体现了李白的傲岸精神。

第三，理想与浪漫色彩。历代关于李白的传说故事大都赋予了理想的光环或者是浪漫主义色彩。如关于李白入京，受到玄宗隆遇的事。显然表现出理想化的成分：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替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于调羹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章答蕃出，辩如悬河，笔不停缀。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乎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倩。遂值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井序）

按照这些描述，李白所受到的宠遇，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古往今来，空前绝后，一人而已。这里前二则出自名家手笔，后来两唐书也有采撷，后一则出自笔记稗闻。无论哪一种都有夸张润饰，理想化的色彩。

第四，真假杂糅与雅俗合鸣。所谓真假杂糅是说这些有关李白的传说故事究竟是真是假（除纯粹神话色彩的传说，如骑鲸仙去等外）很难辨别。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传言既多，遂习以为常。或虽有事实，但传闻者加以生衍，或将几种事由，加以组合，遂成大观。如李白字太白，于是使有其母梦长庚入怀的传说；李白以一布衣而受到皇帝的征诏，因而也就产生了许多他在京城受到种种机遇眷顾的故事；又如他性本豪放，又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于是就有奴使高力士让其脱靴的故事，以后又衍入贵妃捧砚一节；再比如李白曾夜著宫锦袍，乘舟与雀宗之等人“过白壁山玩月”，又加之他一生爱月嗜酒，于是便产生了在采石矶江上乘醉捉月溺水而死的故事，如此等等，美不胜收。

二、传说故事中的李白形象

前面我们已简要地论述了李白传说故事的几个特点，那么，这些传说故事塑造了一个怎样的李白呢？

首先，这是一个被“仙化”了的形象。他具有神仙的禀赋和气质，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是被贬谪人间的神仙。母梦长庚而生白，司马子微的“仙风道骨”之赞，贺知章一见而呼为“谪仙人”的叹赏，都是将李白“仙化”的依据，有趣的是，现实中的李白对别人将他“仙化”是十分引以为豪的。

在李白活着时，在那些传说中，他就被“仙化”了，他有“谪仙”、“酒仙”、“诗仙”、“仙宗”之类的雅号，连他的死也是“骑鲸仙去”，“天帝迎之归位”。至于他死后成仙，为后人所见（包括梦见）的事也屡见不鲜。如《龙城录》载：

退之（韩愈）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跋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东走……

又《广列仙传》上载有白居易的后代白龟年在嵩山被李白相招，“其人褒衣博带，风姿秀发”，自言吾李白也，向水解，今为仙矣”，并以《素书》相赠，据说李白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侯鲭录》也载有“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祐中有见李白在酒肆中诵其诗”，也说李白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可见在传说中，李白成仙之说颇为流行，连那些大文豪也是此事的传播者。

其次，他具有超卓的才华。既然李白来历非凡，他当然就有天赋才华。这集中体现在文才上。所谓少时梦所用笔头生花，又有“粲花之论”，就是天予其才。当然天才也还要辅之以学，故又有“铁棒磨针”，感悟愤发的故事（见《方舆胜览》）。但他毕竟少年奇特，《唐诗纪事》所引《彰明逸事》就记有李白小时为小吏做诗的故事。但传说故事中，刻划最为生动传神的还是李白的神采和傲骨。我们从贺知章在长安一见李白的惊叹，从李阳冰“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翁习，如鸟归凤”的形容，从魏颢“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醖藉”的描写，不难想见李白的风采在当时已为人广泛传布叹赏。至于说其傲骨，除前所举《侯鲭录》钓巨鳌惊时宰和《合壁事类》骑驴过华阴县的故事外，最神奇、最精彩和最能使人感到痛快淋漓的莫过醉倒金銮，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故事，在这里李白的个性形象最为鲜明。我们从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这是酒中仙”的传神写照中，不难想见，李白的傲岸精神在当时已传为佳话。宋代李纲称李白“万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读四家诗》）苏轼也说戏万乘若僚友，视祷列如草芥”，这就是传说中的李白的形象。

不拘礼法，摆脱羁绊，豪侠倜傥也是传说故事中的李白的鲜明特征。如《天宝遗事》所载李白恃醉戏见宁王宠妓的故事：

宁王宫有乐妓宠姊，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姊客莫能见。饮故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姊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姊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

这里，与其说是表现李白的爱美之心，倒不如说更能体现其不拘礼法的个性。又如不少记载说他“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不事产业，名动京师”（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谒记》），“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唐书·文艺传》）。

此外，传说故事中的李白颇具知鉴之能。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救援郭子仪的事。见于唐人裴敬毅《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咸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极也。

除上述个性特征外，如果和现实或诗歌中的李白相比较，传说故事中的李白有那么多的激愤不平。在这里，李白往往得到上皇的眷顾，志满意得而又超脱自适，颇有那种“脱屣轩冕，释羁韁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范碑）的神采风韵。他的生活经历与精神世界虽不及现实或诗中的李白那么丰富多采，百感交汇，但显然比后者顺遂、高扬、风光。

总的说来，传说故事中的李白是一位充满仙化与明亮色彩的诗人。神仙的素质，超凡的文才，傲岸豪侠的气概，得意的际遇和经历，昂扬畅达的心情。一位令人钦羡的诗仙。

值得一提的是《警世通言》中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它虽被称之为小说，实际可以看成是历代关于李白传说故事的集萃，因为这篇小说的全部素材均来自明代以前有关李白的传说故事，作者的主要作用是将它们编织起来，累加安排、改动、修饰，较为集中地刻划了一位既能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又能在封建社会里广受尊重，扬眉吐气，凌厉王侯的理想化的诗人形象。小说不仅写了有关李白生死的神话传说，还着重写了他在长安如何借醉草吓蛮书之机，奚落报复杨国忠、高力士曾给他冷遇嘲笑的情景。他受到唐玄宗的格外破例的恩宠，并使杨国忠捧砚，让高力士脱靴，出尽了以前所受的窝囊之气。最后作者还将李白逝后曾被征为“左拾遗”传闻，改为他活着时便拒绝了“左拾遗”的征召而到各地漫游，最终在江上骑鲸仙去，被“上帝奉迎星主还位”。可见这篇小说既融汇了许多传说故事，又有着更为理想化的润色加工，堪称最能集中体现人们心目中的李白神采的佳作。

三、李白传说故事的士文化心态

传说故事中的李白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它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在论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在此着重强调前面已多次涉及到的三个不同的李白，即历史人物的李白、其诗歌形象中的李白和传说故事中的李白。所谓历史人物的李白，是指那位生活在盛唐时代并与那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连的实实在在的李白。不过，由于历史的久远，这是一个已经很难十分客观地描述出来的李白，但从理论上讲他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其诗歌形象中的李白，则是经过了那位历史人物的李白在诗歌中塑造和再现的艺术形象，它既是历史人物的自我，又不完全等同于自我，它是现实中的李白的本质的提炼和升华。当然，由于李白真率明朗的抒情特征和其独特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所决定，诗歌形象中的李白和作为历史人物的李白两者在主要精神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而传说故事中的李白，又是经过李白同代和后代人根据自己的尚好和理想再提炼和塑造的李白，这也是一个艺术形象的李白，不过它的创造者不再是李白自己。本文不拟就这三个李白展开具体的讨论，只是指陈这一事实以便进行本节开头所提出问题的论述。

首先，我们认为传说故事中的李白，是历史人物或诗歌中的李白的部分真实的反映。无论关于李白的传说故事是纯粹创造还是有意的夸大，在本质或精神上和现实中的李白总是密切相关的，或者反过来说，历史人物的李白改作为诗歌形象的李白是传说故事产生的基础。如现实中的李白本来就是一位天赋非凡，神采飘逸，摆脱拘束的诗人，正因如此，即使是纯属仙化的传说故事也能从现实中的李白身上找到原型依据。如他本来就好神仙之道，他曾说“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而那诗中的李白形象更是神仙化了，如：“自是客星辞帝座，原非太白醉场州”《酬崔侍御》“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票如来是后身”（《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这样看来，传说故事中涂抹给李白的浓厚的神仙色彩就决非望壁虚造了。试想，如果将这些故事附会在杜甫身上，那就会使人感到莫名惊诧。因为现实中的杜甫太缺乏神仙的因子。因此，毫无疑问，现实中的李白和其诗歌形象中的李白是传说故事中的李白的原型和基础。历史传说故事，总需要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它要依附于一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托体于曾经发生或揆诸情理可能发生的事实，而完全虚假、毫无根据的历史传说故事决不能取信于人并广为流传。

然而，如果就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事件完全等同起来，那么不仅有悖情理，而且前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一位名人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从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看，后人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理解、阐释，都不是简单地对历史现象的复原，而是渗入了解读者的主体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和其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自身的诸因素息息相关。从这一角度看，有关李白的传说故事可以看成是这些传说者对李白其人和其作的一种解读，他们根据自身的历史环境，传统文化心理及自身的遭际心境，对李白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关于李白的传说故事也可以看成是传播与制造者对李人其诗的一种创造性的理解和接受。从接受主体的角度看，人们对文艺现象的认同吸纳也决不只是简单被动地承受，而有接受者的主体意识活动参与其间；更何况传说故事或多或少还带有文学创作的成分，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这样，这些传播者或创作者就决不只是将历史简单地复原。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而言，关于李白的传说故事决不是历史人物的李白和其诗中艺术形象的李白的如实再现，而是注入了传说故事的创造者、传播者的主观情愫，这些人按照自己的认识、理解、意愿、理想、情趣，塑造出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李白。从前两节，显然可见传说故事中的李白是一位被理想化、浪漫化了的超凡形象。人们借此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自我并表现新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那么传说故事中的李白究竟寄托了传说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首先，它反映了历代士人反对权贵的不平心志。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士人一直处于从属和被压抑的状态，他们的人格尊严常常遭到权豪们的轻蔑，才华总被压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等茎，荫此百尺条”是历代中国封建社会屡见不鲜的普遍现象。事实上从《诗经?小雅》的某些篇章开始，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处于下层的有识之士的被压抑的心态；战国后期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更是坚持崇高品格的正直之士遭受嫉恨打击而倾诉不平的心声；而自汉代开始，“感士不遇”更是抒发文士不平心态的突出主题，如司马迁、董仲舒均有《士不遇赋》，以后阮藉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鲍照的《拟行路难》均是表现文士不平遭际的代表作。可以这样说，“感士不遇”是中国文学传统中长久不衰的主题之一。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得知，中国的士人，特别是大多数下层的士人，一直处于一种愤懑不平的心理状态中，而他们内心积淀的这种情绪需要得到渲泄，特别是需要找到一位敢于蔑视权贵的典型以便痛痛快快地抒发心中的积郁，而李白身上的傲岸气质（如长揖韩荆州，《上李邕》一诗中以大鹏自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高唱等），他特殊的经历（如不走科举道路而以隐居成名得到皇帝的征诏）正好和历代士人受压抑而希望得到渲泄的心态相吻合，这样人们就难免在李白身上大做文章，充分夸张宏扬李白的傲骨和蔑视权贵的精神。象醉倒金銮、龙巾拭吐、力士脱靴、贵妃（或杨国忠）捧砚以及开元见宰相、过华阴县等一系列故事，如此集中典型地突现李白反权贵的精神，决不是一个寻常的现象。从表面看，它们展现了李白轻王侯、凌权贵的豪迈精神，而就其深层看，它们是借李白之酒杯，浇历代士人胸中之块垒，塑造了一位“上为王师，下为伯友”，让广大士人在豪贵面前具有不可凌辱的气概的理想主义的形象。只要稍稍留意历代文人歌咏李白的诗章，他们对待李白的傲岸精神尤为津津乐道，就不难明白其中奥妙。其实，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李白，固然有凌厉权贵的一面，但也时时有“屈己于人”的表现（详见拙文《论李白对权贵态度的两重性》）。但人们既要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历史积淀下的士人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情，使不平的心态在虚构中得到满足，也表达自己的审美情趣，这样人们对李白反权贵的这一面在传说故事中加以渲染夸张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第二，传说故事中对李白豪迈不羁、超尘脱俗风采的描写，集中体现了中国士人要求个性自由、摆脱礼教束缚的心态。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思想自由、个性得以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中国便进入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统治时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质上是维护其政治统治而采取的灭绝思想自由、压制士人个性的举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对自由思想的压抑，此后封建政治伦理统治日益加重。以后历代的名教、道学、理学无疑也是统治阶级箝制士人思想，泯灭个性的工具。对此不甘寂寞而具有强烈人格意识、要求保持个性特征的中下层士人以不同方式进行抗争。魏晋时代敢于同名教抗衡的嵇康、阮藉、刘伶等人便是突出的代表。然而嵇康终遭杀身之祸，阮藉只能作途穷之哭，刘伶只是在酒醪中昏聩。无数事实证明，敢于蔑视礼法、思想自由、疏放个性的士人多不得善终。从汉末至南北朝，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变革时期，著名文士被加以各种罪名而遭杀戮者代不乏例，如仅直接或间接死于曹操之手的名士就有孔融、杨修、祢衡等人。唐代是一个政治和思想稍为开放的时代，特别是开元时期士人的个性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所谓“饮中八仙”，其中更多的是任诞自适的成分。而当时所出现的许多具有“颠”、“狂”色彩或气质的文人故事，也无疑是士人个性得到解放的标志。从初唐王绩“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的感叹到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高唱，都展示出士人新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中国历代士人所向往追求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历史的积淀毕竟太沉重。由于主客观诸方面的限制，中国士人绝大多数无法达到这种境界，在李白以后的历代依然如此，他们只能停留在心向往之的层次，而李白所处的时代和他本身所具有的豪放不羁、任性自适的气质，正好为满足士人这种渴求个性解放的追求提供了素材。范传正对李白的洒脱生活有很好的描述：“……卧必酒雍，行惟酒船，吟风咏月，席地养天，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历代文人对此钦慕不已，反复渲染，正是反映了他们内心对自由个性的追求。那些仙化李白的传说故事，也是追求超凡脱俗与自由境界的表现。其实现实中的李白无论怎样潇洒超脱，他总是难以摆脱现实的束缚。在穷困窘迫时，他不得不向人乞贷；在身陷囹圄时，他只好四处向人陈情诉冤，冀有力者援引以手。然而在传说故事中李白完全被理想化、浪漫化，而这样的李白，既能满足士人摆脱拘束追求自由的心理状态，又成为反对封建伦理的一种手段。

在中国的士人文化传统中，如果说屈原是一位忠而见谤、坚持贞操的爱国士人典型，杜甫是一位忧国忧民、穷愁潦倒的士人形象，那么李白则是一位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自由的士人榜样，而这正是传说故事中的李白所显示出的士人心态。

来源：《天府新论》(成都)199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