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现代性”

我所认识到的现代性之一是：无所事事，耽于空想，比忙碌于某些事甚至来不及吃饭更令人疲惫不堪。现代人需要一个明确的、不断有正向反馈的努力方向，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所有的规章制度，以及细化到每一件事的操作手册，最好的导向是“告诉人们面临此种情况可以怎么做”，而不是“禁止去做，否则有何种惩罚”。流程化的管理就是试图建立这样的体系：你要是想做成一件什么事，下面是你应该走的流程。我认同这样的做法。

没人希望自己做的事遭到批判和否定，这会打击人的积极性，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压抑”。关于这一点，古往今来，都一样。古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现代人也还要面对。具体说到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件事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何创造财富，以及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

在一个保护个人私有产权，保护个人正当权利的社会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极大地激发，人们倾向于去主动做事。相反，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抑制。比如，在一个讲究控制的公司或是社团里，社团或是公司的运作，总要建立在少数人的为所欲为，和多数人的精神压抑之上。

现在，我试着抛出这样的观点：一个令人期待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尽可能鼓励和奖赏积极主动做事的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有更少的精神压抑，制度对人有更少的控制。每个人的出路不止一条，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职位有别，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个行业，都是分工协作的必须。

下面我想提到个人修养的尝试及失效的情况。总体上，按照传统文化所要求的去修身，多半会失败。这样的论断，并非建立在时代多“伪君子”的证据之上。依我之见，“伪君子”确实要看当时的具体环境。人都是求生存的动物，安全为第一需求。如果安全和既得利益受到威胁，人的做法肯定会不同。至于道德上的论断，那都是后来的事。

当然，坚持道德立场，不惜牺牲自我，这种为大义而舍弃小我的精神，自古以来就受到赞颂。反过来讲，若是有这种情况，则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复杂，于人的生存不利。比起设局检验人性，倒不如努力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

总体来说，我们有两种基本的对待人的方式：相信人性本善，天底下都是好人，如果出现了人性之恶，则认为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使然；相信人性本恶，对人性处处设防，设立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

由此，产生了德治和法治两种概念和实践上的争论和对比。德治要求人人成为品德高尚的“好人”，也就是每个人通过不断地自我暗示，且身体力行，给自己树立许多“不要，不得，不应该”如何如何的条条框框。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最终肯定能成就大事业。而这个修炼的过程，却异常痛苦，因为它是以压抑人性为基础，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来获得的。

要是我们在这条路上“修身”失败，倒不一定是坏事。人不是机器，也不能被训练成机器。人有正常的情绪，需要适当表达。相比之下，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虽然表面上看很严苛，却能给人更多自由，也就能孕育出更多的可能。

我干脆下这个结论：德治社会倾向于保守，所想的是不要做什么，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论证是否符合当时的道德秩序。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效果会导致人性的压抑：比如女性的缠足，一旦形成道德和审美，长时间里竟然认为缠足的女性“正常”，不缠足的女性反而是“异类”。

而法治的社会，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研究不断冒出来的新鲜案例。这样的社会，人倾向于去尝试各种可能性，更有可能打破旧有习俗，形成新的风气。

两种形态的社会，各有千秋。相对来说，倾向于法治的社会，人的自由更多些，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更多样。我以为，唐宋时代，就是法治多于德治的社会。

及至明清，控制愈发加强，维护集权的“法治”，到县这一层级，也失去了效用，还是宗族的家规“德治”在维护着底层的稳定。

我所认为的现代性的第二点，是关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人要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渴望：

1、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法律确保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2、人的自由发展。鼓励人向上发展，但也包容人无所作为，消极懒散。

为此，首先需要打破思想上的禁锢，讨论单独的个人，讨论“立人”的问题。这对我们确实是个现代性的问题。在过去，每个人都属于宗族的一员，受家法族规的约束，是集体中的一员，所言所行，要符合集体的整体形象。异类者，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遥想一百多年前那场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些方面异常激进，似乎用力过猛，但改变谈何容易？文化建设尤其是“任重而道远”的任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新任务。

重视普通个人的作用和价值，确实是近代以来的事。

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面临许多古人不曾是问题的问题。社会结构不同了，风俗和道德不同了，以前的解决方案，不再管用，反而受到当今的谴责。因此，我们要另寻他途，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靠不断讨论和尝试得出。

由此总结：每一次尝试，都有价值。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