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人不知不愠”略说
儒家论学，有“乐学”之说。《论语·学而》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章论为学之道，即体现了一种“乐学”的精神。
今人从学，常常感受到的是“苦”而不是“乐”。这是因为，今人为学的态度，多将学仅仅作知识技能的理解，而此知识技能，又常被视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而失却了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这样的“学”，当然只能是苦而不是乐了。
孔子所谓学，乃以成德为内容，其目标是成就君子人格。《学而》首章三句话，在义理上是一体贯通的：首句言学，学而能乐；次句言“有朋而乐”；末句讲“人不知而不愠”，乃为君子。也就是说，“学”也好，“有朋而乐”也好，皆以成就君子为其归宿。因此，了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的思想内涵，对于把握孔子的为学之道和“乐学”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孔子以“人不知而不愠”来标示君子的人格成就，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说法。这里，我们可引几条材料作为旁证：
1．《论语·宪问》：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2．《易·乾·文言》：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3.《易·大过·大象传》：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4．《礼记·中庸》：
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上述4条引文，都可以视为从不同角度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之义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人不知而不愠”所表现的君子人格之丰富的思想内涵。
就《学而》首章而言，其首句言学，这个学，其目标是德性的成就和人格的完成。《论语·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引文1则明确指出：“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由此可以确知，这个由“学”（“学而时习之”）而臻“人不知而不愠”或人不知而不怨尤的君子人格，就是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历程。孔子特别重视“学”。孔子自谓不敢当仁圣之名，而惟以“好学”自许。在诸弟子中，孔子亦仅称颜回为“好学”。盖“学”实为成就君子人格的基本途径。但是，如无“上达”这一向度，则此学便会流为知识技能的口耳之传，而失却其“为己之学”之本旨。“下学而上达”一语，很准确地揭示了《学而》首章三句话的逻辑关系及其义理精神。
不仅如此。《论语》开篇首章与末篇最后一章皆论“君子”，首尾相应，其中颇有深意。不过，《学而篇》首章三句话言“君子上达”或“下学而上达”之义，仅讲到学至于君子，乃能有“人不知而不愠”之境界这一层道理。从《宪问》“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人不知不愠”的君子之德，须臻天人合德的形上境域，才能得到实现。《论语》全书末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则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孔子谓“君子有三畏”，其第一条就是“畏天命”，并把它视为判分君子小人的首要尺度。其晚年亦自述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知天命并由之而敬畏天命，标志人的内在超越性至善价值原则的挺立，由此乃能达到人格的完成和道德的自由。
《易·乾·文言》以“遯世无闷”喻“龙德”，《中庸》则说，“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可知在孔子看来，“人不知而不愠”，实为修养所能达之最高境界。君子“上达”，或下学而上达于天德，有超越性的价值原则主乎一心，乃能成就一种自作主宰，转世而不为世转的独立人格。上述引文3讲“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引文2讲“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可以看出，君子、圣人的“人不知不愠”、“遯世无闷”，正是这种不为外物所左右的独立人格之表现。
儒家既强调道德原则的至上普遍性，同时又特别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儒家看来，对于君子、圣人的人格成就而言，这两个方面实为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儒家常常用“独”这一概念来表征君子人格之独立性和独特性的意义，强调为人要能够做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而不同”、“特立独行”。《荀子·不苟篇》说：“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先秦儒家讲“慎独”，《帛书·五行》的慎独说，更凸显出这慎独之“舍其体而独其心”的意义。其实，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也是一致的。庄子亦特别强调“见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很显然，这个“独”，一方面标识人的内在性和独特性之极致，同时，它又是向着他人和世界的一个完全的敞开性。在这两极的互通动态张力关系中，乃能成就真正的自我，达于个体人格的完成与实现。
这样一种基于天道、天命的君子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决定了人对天、天命、天道的了悟和自觉，必是一种以个体内在的“独知”为前提的敞开性和互通性，而非一种共同性或同质性的认知。王阳明有诗云：“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王龙谿亦说：“良知即是独知，独知即是天理。天理独知之体，本是无声无臭……独知便是本体，慎独便是功夫。”这个“独知”的观念，很切当地表明了知天命、知天道之“知”的特点。“天理”、“天道”、“天命”是普遍超越之体。但它不是现成平铺摆在某处可供人抽象认取的一种东西。它对人心的显现，必是一种经由个体身心工夫之独知独得所敞开之“通”，而非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同”。古人恒训“圣”为“通”，其道理亦在于此。一般人常为习气所蔽或环境的左右而不能达此“通”的境域。故达于此君子圣人境界者，其眼界和所见必异于常人，因而常常会遭遇“人莫我知”的境况，历史上的大哲和圣人常常是孤独的先知和先行者，乃自然之事。所以，一方面，最高的知或人的真智慧必为独得于心的“独知”，“知我者其天乎”，“独知”才能达天人相通。另一方面，人不知而不愠，不怨不尤，遯世无闷，“唯圣者能之”，正是人生修养所至最高境界的表现。
世间有一种人，我们习称之为“天才”者，亦常有“人不我知”之叹。但天才的孤独，常常很痛苦。这是因为，我们一般讲天才，所言不出才性知能之范围。天才之知能，或表现于文学艺术，或表现于数学、科学创造性等方面，其作为气性方面的表现，往往偏而不全。同时，气性生命既有充溢发皇之时，亦易于在其高峰过后急促趋于消竭。天才在其所专领域之外之智能，常低于一般人，故有“科学白痴”之说。艺术、文学方面的天才，亦多会遭遇到“江郎才尽”一类的瓶颈。诗人的发疯、文学诺奖得主的自杀，所在多有，不乏其例。这样的天才，甚至往往缺少正常的个人生活。君子则要通过下学而上达的途径，达于完整的人性实现。人的气性经由“下学而上达”的历练和升华，转变自身为此德性生命的结构性内容，才能使之摆脱自然因果律的束缚而达到自由。君子“人莫我知”，虽孤独而无怨尤，正源于这种人格的自由。
可见，孔子乃以不见知于人而不愠，为修养所达之最高境界。此境界之前提，就是学者为己，为仁由己。而其最终的目标，是要由下学而上达，而至于天人相通的境界。此为最高的境界，亦为最高的快乐，最高的幸福。《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学不能离开知识技艺，但却不能偏执于知识技艺。“游”是悠游自得，既入乎其中复拔乎其表。达于此“人不知而不愠”境界的人，他的为学，乃能有道、德、仁主乎其内，由此转变和升华其术艺而为“道”之呈显敞开的机缘；与此同时，那“学”的内容，亦才能以其自身为目的并实现其自身本有的价值。儒家所谓“乐学”，其意义端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