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花丨《都门纪变百咏》考论
《都门纪变百咏》考论*
【内容摘要】《都门纪变百咏》是庚子事变时期的重要典籍，组诗的两位作者疁西复侬氏与青村杞庐氏究系何人，一直悬而未决。笔者依据查阅的文献确定这两位作者分别是夏曰琦与庄礼本，并对文献记载甚少的作者行迹作勾陈，考订生卒年。组诗版本较多，明确各版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粗疏之处，才能在使用这些版本时注意诸如删改、异文等问题，以免讹传。组诗采用的诗歌与纪事结合的体制是庚子事变时期诗歌新质之一。两位作者为庚子事变之亲历者，诗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载录及对社会百态的观照均具有史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对组诗的评价与定位不能离开创作背景、庚子诗歌史及诗体演进等因素，过高或过低都不合宜，这对庚子事变时期其他诗歌的评价与定位具有参照意义。
【关键词】《都门纪变百咏》；作者考；版本；价值；定位
《都门纪变百咏》是庚子事变时期重要的组诗之一，其史料价值已经得到认可，一些相关的史书均有收录。不过，目前对于该书的研究仅止于文献的整理与引用，其中一些研究在整理、引用时没有辨别版本源流而存在一些舛误，以致传讹。《都门纪变百咏》除了具诗史之用，在文学及文学史上均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组诗采用的诗歌之下附录纪事的体例在庚子事变时期是非常显著的一种诗歌体式。只有将《都门纪变百咏》置于庚子事变诗歌的整体观照与宏观的诗歌发展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才能相对客观的评价这组组诗在庚子事变诗歌、诗歌史以及诗体演进等方面的地位与意义，也惟有如此，才能给这组组诗合适的定位与评价。另外，本书的作者究系何人，长期以来一直视为悬案，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索并确定了组诗的作者。同时对该书的各种版本进行梳理，釐清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是进一步研究此书的前提与源头。组诗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也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都门纪变百咏》作者考
目前所见关于《都门纪变百咏》作者的著录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题“疁西复侬氏 青村杞庐氏”，此种标注源于《都门纪变百咏》清光绪石印
本，《清人说荟》《清代野史》《清代北京竹枝词》[1]等如此标注。其中，《清代野史》将
“疁”题作“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仅标注“疁西复侬氏”，后人引用时亦有只标一位作者的情况。
第二种题复侬 杞庐，见《中国近代文学辞典》[2]。《庚子事变文学集》目录采取此种标注方法，正文标注则与第一种同[3]。
第三种题作复侬氏 杞庐氏，《中国丛书综录》《义和团书目解题》《中华竹枝词》等属于此类，国家图书馆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馆藏目录均如此著录。
第四种是不标注作者，《清朝野史大观》属于此类。
综观以上几种标注方法，都是在石印本标注的“疁西复侬氏 青村杞庐氏”基础上进行删改，涉及到作者的介绍大多摘自复侬自叙，或曰作者不详，或曰“无从考证这两人的真姓名”[4]。近日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二则相关资料，为作者的查考提供线索。其一是徐兆玮日记中的一则记载。原文如下：
后光绪庚子拳匪之乱，故友庄漱润、夏芍宾困守围城，同作《都门纪变百咏》，其体例与《咄咄吟》相同，特未知海澨山陬，尚有此类著述，未经发现否也。予藏有《咄咄吟》原刻本，嘉业堂本却未见。又《都门纪变百咏》余亦有石印小本，不知为夏、庄二人作也。[5]
徐兆玮日记中清楚的记载《都门纪变百咏》的作者是他的两位好友庄漱润与夏芍宾。姚光《与雷君曜书》中说“近蒙检惠庄漱润先生《都门纪变百咏》，谨已欣收”[6]，提到作者为庄漱润。
另一则材料出自《嘉定碑刻集》，集中第九编《赠奉政大夫诸生夏锦书墓志铭》的注释中提到“夏曰琦有《都门纪变百咏》，与奉贤县举人庄礼（本）合撰”[7]，指出《都门纪变百咏》的作者为夏曰琦与庄礼本。查二人资料，夏曰琦，字芍宾，庄礼本，字漱润，与徐兆玮在日记中所记吻合。之后，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到庄礼本存世的《濠隐存稿》，书后收录了二人合著的《都门纪变百咏》，题“疁西复侬氏 青村杞庐氏同著”，由此，可以断定《都门纪变百咏》的作者是夏曰琦与庄礼本。夏曰琦生于黄渡，在嘉定西南，疁为嘉定简称，疁西由此而来。青村属上海奉贤，庄礼本在其《濠隐存稿》中自题“奉贤庄礼本瘦岑”。所以，疁西复侬氏是夏曰琦，青村杞庐氏为庄礼本，“疁西复侬氏”“青村杞庐氏”是二人的号，缩写不合适。
关于夏曰琦与庄礼本所存资料不多，吉光片羽，考录于下，聊供查阅：
夏曰琦（1869-1918），生年见《清代硃卷集成》《嘉定县续志》著录；卒年有《黄渡志》著录[8]。字朗霄，又字芍宾[9]，号圃秋，夏锦书次子，出生于黃渡镇。清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考充景山官学教习，三年期满，由內务府引荐，奉旨以知县任用，指分江西摄吉安府通判、安福县知县。二十四年，率先募资，为黄渡镇東西市购置外国救火设备。宣统元年（1909），被选举为黄渡镇和安亭部分地区咨议局议员、太仓州属常驻议员。预备立宪公会在各省筹备咨议局之际，在新马路梅福里开办“法政讲习所”，夏曰琦主讲《财政学》《刑法》[10]。次年，被选为黄渡镇自治公所议长兼议员长[11]。曾留学日本学法政，归国后任松江中学学堂监督。又为青浦地方审判厅长，规定司法与行政权限。[12]“心力强敏，敢于作为”[13]。《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2号载其《述欧洲狱制之沿革》，署为“太仓夏曰琦”[14]。
庄礼本（1866-1900），生卒年主要依据两则材料推出，其一出自《郑逸梅选集》“庄瘦岑殁于庚子闰八月二十三日。平生酷嗜黄仲则之《两当轩诗》，仲则年三十五而卒，不意瘦岑亦如之”[15]，另外一则出自《姚鵷雏文集》“杨几园称其诗极似黄仲则，年三十八而卒，亦适与仲则同。”[16] 两则记载的相同之处都说庄礼本去世时的年龄与黄仲则相同，但对于黄仲则去世时的年龄记载有异。目前所见资料记载黄仲则死于35岁，故用前说，存此备考。庄礼本，字漱润，瘦岑，奉贤人。《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记其室名为“湘秋馆”，郑逸梅记录“湘秋馆”为庄漱润为所纳簉室居所而题，簉室（字竹亭）未几而死[17]。庄礼本庚寅岁（1890）应试礼部，这与高旭悼诗中所说“十年作客剑摩挲”⑪时间吻合。《清史稿》记他“拳匪初起，即以为忧。洋兵入城，痛哭不食，后以一恸而绝”⑫。姚鸳雏称其“怀才不遇，脏肮以殁……读其集，精警夷宕处，诚有近两当轩者。”⑬有《濠隐存稿》存世，后附《都门纪变百咏》一卷。《金山艺文志》著录庄礼本有《鄂游草》抄本，未见。先生为一时名宿，高旭曾以诗奉质，受教于他，庄瘦岑对高旭亦是推叹标举。庄礼本去世后，高旭撰有《庄瘦岑先生客死燕京哭以诗》《题庄瘦岑先生遗稿》[18]。高旭在《愿无尽庐诗话》中评庄礼本“工文字，为人忼爽有侠气。”高旭叔叔高吹万在1948年曾印庄礼本书稿。
二、《都门纪变百咏》成书及版本考辨
关于《都门纪变百咏》的成书作者在自叙中交代比较清楚，两位作者在庚子事变之时，困处都城“杜门息交，咫尺河山，益無聊賴”，在风声鹤唳、百无聊赖之时，“以小诗自娱”，之后将这些诗作略作编次，邮寄家乡，一是使“故乡人士，得悉危城近况”，一作“平安之报”。可见，这组组诗的写作目的，一为自娱，一为书信之用。而且，组诗写作的时间也不长，序言中所说的“积一月之久”，并非谦逊之语。从全诗来看，确实主要描述的是五月到六月中旬这一段京城的事情。
一些要籍解题认为这组组诗记录庚子三月写到九月之间京师情形，此种说法渊源有自。“三月”确实出现在组诗之中，出现在《都门纪变百咏》自叙、诗句、诗注中，计3处，分别是自叙中 “庚子三月”；“马路”一诗有“无端三月咸阳火”句；“初起”诗歌自注说“团民……今年三月间，流入京师”。第一处为作者回顾初入京之时的情境，第二处为作者使用“咸阳火”典故，项羽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第三处则属追述义和团初起之事，属于追述。八月的记录出现在“置闰”诗后注，“相传闰八月必不利于国家”，九月则出现在“家家”一诗后注，说“团众定期于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等日居民铺户一律不准举火”，属于日期的记录，所以，不能只看组诗中出现的时间就妄论，需要仔细的辨别。组诗中出现的三月之间的情形更多的是一种追述，诗注中提到的闰八月也并不能表示这首诗作于闰八月，闰月不利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同时期很多诗歌中都有记载，并非实指。至于说写到九月的记载就更不可能，两位诗人中的一位庄礼本在闰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过世。作者已经在序言中交代的很清楚“积一月之久”，包括最后一首诗也写道“动魄惊心三十天”，与之呼应。所以诗歌前的自叙时间六月二十日应该就是诗歌完稿之时，百首诗歌，创作月余，是实际情况。创作背景与创作情形都比较清楚，过多的阐释与生发反而会弄巧成拙。
《都门纪变百咏》成书后在当时就有流传，王曾祺《聊园诗存再续》[19]收录《庚子行》一诗，诗下自注写道“顷阅近传《都门纪变百咏》注，衍为此篇，盖亦长歌当哭云尔”，作者以《都门纪变百咏》诗后注衍为长篇诗歌，并在诗句后大量引用原注。其后此书亦有一些流传，谢国桢《瓜蒂庵藏书总目》[20]著录此书，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记录该书，并评
价该书“词虽未尽工而注细密，颇可观”[21]，何芳洲撰有《都门纪变百咏—八国联军之役的史料》一文评价组诗的史料价值。《近代文学大系》在编纂时，孙文光曾提出近代诗坛出现的大型组诗，过去不多见，建议增加一些篇目，其中就提到《都门纪变百咏》，并认为其中“不乏佳作”[22]。时至今日，《都门纪变百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史料被使用，其文学价值还有待深入探究。
目前所知见的《都门纪变百咏》共有9种本子，大致分为抄本系统，石印本系统以及整理本系统：
（1）抄本系统 清末张㭎抄本，温州市图书馆馆藏著录，与《痛定词》一卷《髪逆小史摘抄》一卷《蠡湖异響》一卷王迈园老人《宫井词》一卷合抄，未见。有些书籍将张㭎标注为著者概源于此。
（2）石印本系统
石印本系统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清光绪石印本，不分卷，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前有复侬氏自叙，后有杞庐跋语，收诗100首；第二种是宣统元年石印本。此版本出自《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版本说明，未见；第三种是1942年与《濠隐存稿》二卷合刻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收诗100首，前有复侬氏自叙，后有杞庐氏自跋；第四种是与《团匪肇乱纪略》合刻，清末石印本，不著作者，国家图书馆藏。《清人说荟初集二十种》（1913年扫叶山房石印）、《清代野史》、《清朝野史大观》在收录时均是影印本，故将这三种放在石印本系统。
（3）整理本系统
整理本大致分两个类别，一类是以《清代北京竹枝词》《中华竹枝词》等为代表的“竹枝词”类；还有一类是《庚子事变文学集》所收。将此书单独分列，是因《庚子事变文学集》在收集庚子事变文学方面有筚路之功，其后相关的整理不多见，学者在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大多以此为准，不辨舛讹而直接引用。
目前，学界对于《都门纪变百咏》的引用大多不出三类，一是石印本系统中的《清代野史》《清朝野史大观》等为代表的“野史类”；二是整理本系统中的《清代北京竹枝词》《中华竹枝词》等为代表的“竹枝词类”；三是整理本系统中的《庚子事变文学集》所收。这三类都存在一些特点或者说是问题，在使用这三类作为原始材料时尤需谨慎：
首先，竹枝词系列所收诗歌并不是全部，而且在编选时有删减。《清代北京竹枝词》收诗82首，未收马路、包头、摩西、秽血、东倭、西兵、锡作、蛮邸、大官、联英、胪唱、华俄、税司、纸人、置闰、家家、积尸、动魄，共18首；《中华竹枝词》收诗83首，较《清代北京竹枝词》未收诗作多一首“胪唱”。收复侬氏自叙，未收杞庐跋。自叙及正文都有删节。其中有四处比较突出：第一处是“黄巾赤眉，杀人如草”[23]；第二处是“肇事”[24]第三处是“乡愚无知”[25]，第四处是“街坊无赖辈”[26]这四处都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包含理解组诗的重要信息。诗歌总数标为120首，并由此衍生出与“百咏”相呼应的各种说法。以竹枝词系列为引用书目、解题文献或者相关研究竹枝词的书籍相延袭，几乎都有这个问题。
其次，野史系列在收录时都未收入自叙与跋语，其中有些在收录时不标作者，后世一些相关研究直接题作者为无名氏，概源于此。作为史料，对于诗歌部分没有删减。
再次，几个系列在收录时都存在一些字句的差异，据笔者统计，《庚子事变文学集》共有30处异文，包括缺句；《清代北京竹枝词》有4处；《清朝野史大观》有20处；《清代野史》有20处；《中华竹枝词》有24处；《清人说荟》有20处。情形不尽相同，其中有缺字，如“初起”一首诗，《庚子事变文学集》缺“于”“接壤”[27]；有衍字，如“颐和”一首“之”字后衍入“人係”两字，《清人说荟》《清朝野史大观》《清代野史》[28]三书都是如此；有错字，“尺方”一诗中的“綘”，《清代野史》作“降”[29]；有缺句，《庚子事变文学集》“包头”一诗缺少第三句。有一些异文，如“二十”与“廿”的差异，《庚子事变文学集》这一点最突出，石印本题“廿”，《庚子事变文学集》题“二十”，石印本中题“二十”，《庚子事变文学集》又题“廿”，其他的几部书籍里也存在这种情况，虽不影响文意，但保持原书的样貌是应该遵循的原则。还有一些错误直接影响文意，如“文士”一诗中的“幽闭数日”，《清朝野史大观》[30]《清人说荟》《清代野史》[31]均作“月”，差别较大。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修改比较合理，如“青年”一诗中石印本作“各于黑旗一面”，从上下文看改为“予”更合理，《清朝野史大观》《中华竹枝詞》[32]《清人说荟》《清代野史》⑪都作“予”。总之，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评价时一定要首先确保材料的准确性。
三、《都门纪变百咏》的学术价值
《都门纪变百咏》，百首组诗，非鸿篇巨制，却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
《都门纪变百咏》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两位诗人是当时困守京城诗人群体的一员，困守京城的诗人群体是庚子事变诗人创作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笔者目前查阅的撰写庚子事变诗歌的诗人约有二百余家，这些诗人创作群体大体分几类，一类是困守京城诗人，一类是随扈诗人，还有一类是事变发生之时不在京城或避居他乡的诗人。夏曰琦与庄礼本属于第一类诗人。庚子事变时期，困守京城的诗人有一些有作品传世，如吴鲁《百哀诗》上下两卷，胡思敬的《驴背集》四卷，还有高枏的诗歌，附录在他的《高给谏日记》中，《高给谏遗诗》也收有收录，延清也有《庚子都门纪事诗》《庚子都门纪事诗补》留存。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困处京城的诗人创作成果比较多，不乏大部头的创作。《都门纪变百咏》在规模以及数量上不能与大部头的作品相比，但是在考察京城诗人心境、创作、经历乃至交游等方面都是不能忽略的部分。
其次，《都门纪变百咏》采用的诗歌与纪事结合的体制，是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非常典型的一种诗歌体制，在研究庚子事变诗歌体制乃至中国诗体流变时，都不能忽略掉它的存在。徐兆玮在日记中提到《都门纪变百咏》对《咄咄吟》体制的延续，二者在体制与诗思方面确实有延续。不过，庚子事变时期的诗歌并不止于这种沿革，而是显著的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的《驴背集》《庚子诗鉴》《百哀诗》《长安宫词》《庚子都门纪事诗》等诗集都是整部集子采用纪事与诗歌结合的体制。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是非常突出的一种现象。将《都门纪变百咏》放在这样的诗歌演进与庚子事变诗歌的背景下观察就会有更合理的评判。从这个角度看，诗歌与纪事相结合是这一时期诗歌显著的特征，在收录此时期相关文献时不加说明的把诗歌小注直接删去或者不加说明直接将小注移到注释中，其实会失去诗歌的部分精髓，诗歌演进的链条也会失去一环。
《都门纪变百咏》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位诗人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当时困守城内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以及京师百态：
首先，组诗记录了与义和团有关的事件，范围很广，包括义和团的兴起，义和团焚拆铁路、焚烧电杆、朝廷的招抚、义和团的法术、“上神”、咒语、装束、以及设置神坛，相关的坛事、坛例、供奉的神仙，发布的传单，朝廷的赏赐等等。其中主要的事件如攻打东交民巷、火烧大栅栏等大事件均有提及。
其次，组诗中涉及多位朝廷官员，如联元、李鸿章、鹿传霖、李秉衡、裕禄、增祺、毓贤、聂士成、立山等。这些人物或因殉难（联元、立山）、或因对东南互保的态度（李秉衡、鹿传霖）、或因为议和（李鸿章）、或因战功（聂士成）成为舆论的焦点。时至今日，对于其中一些人物的评价仍是史学研究的焦点，比如对李秉衡的记录，诗注提到当时都中人称其“改节”一事，记录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这是评价李秉衡问题的重要信息，二位作者的记录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切点。当时的大事件如东南互保、勤王、议和等都有涉猎。
再次，京师当时的社会状况据此可见一斑，组诗对京师干旱、官员府邸被占、眷属出京、无赖借机发洋财、查抄府邸之后的消脏、官员请假等均有生动的记录。尤其是其中记录的汇丰银行存银（“华俄”）、翡翠朝珠的售价（“故家”）、依据推背图将“交民巷”改“鸡鸣街”（“交民”）、“四大恒”（“深宫”）、欧墨新书对“写大字”的冲击（“辉煌”）等材料对研究银行业、当时的物价、城市街道的变化以及一些传统手艺的变迁等问题都是重要的史料。
目前，对于《都门纪变百咏》的研究仅停留在史料的使用上，组诗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均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与意义。《都门纪变百咏》仅是庚子事变诗歌中的一粒细尘，尚有大量的诗人与诗作没有进入研究视野，仅就笔者目前所整理的诗人而言，已多达二百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诗人与诗作的研究还未开展，相信随着对于庚子事变诗歌材料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对于庚子事变时期的诗歌会有更客观、更全面的评价，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评价这组组诗才会得到更深刻的体认。
à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词选学史”（18BZW064）、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庚子事变诗歌辑笺”（20JHQ036）、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庚子词作的整理与研究”（1353MSYYB049）的阶段性成果。
[1]赵传仁等主编：《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第874页。
[2]魏绍昌等编：《中国近代文学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该书记载《都门纪变百咏》序跋、诗歌数量等内容都不准确。
[3]阿英《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一文将“疁西”误作“胶西”，见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序言。
[4]何芳洲著：《都门纪变百咏—八国联军之役的史料》，见论语社编：《过年日程》，上海书店，2015年，第67页。
[5]徐兆玮著、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4册，黄山书社，2013年，第2802-2803页。
[6]姚昆群等编：《姚光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76页。
[7]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博物馆编：《嘉定碑刻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59页注释12。“本”字为笔者添加，原书漏写或误写。
[8]生年著录见以下几种书：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186冊，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99页；嘉定县志编委会编：《嘉定县续志》卷10《选举志》，1983年，第3 頁；吴成平编：《上海名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406页。卒年来源于上海市嘉定县黄渡乡《黃渡志》编纂办公室编：《黃黄渡志》，1986年，第386页。
[9]一些书中将芍宾著录为作者号，现据《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嘉定县卷》订正，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95页《当选议员表》。
[10]方平著：《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 1895-1911》，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11]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博物馆编：《嘉定碑刻集》，2012年，第2159页注释12。
[12]吴成平主编：《上海名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406页。
[13]吴成平主编：《上海名人辞典》，第406页。
[14]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中册），1981年，第2107页。
[15]郑逸梅著：《郑逸梅选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第2216条。
[16]姚鵷雏《姚鵷雏文集》杂著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27页。
[17]郑逸梅著：《艺林散叶荟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510页第1610条。
⑪高旭《庄瘦岑先生客死燕京哭以诗》，见高旭《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⑫中国文史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15《清史稿》下， 2003年，第2438页。
⑬姚鵷雏著：《姚鵷雏文集》杂著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27页。
[18]高旭著：《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14页。
[19]王曾祺著：《聊园诗存再续七》，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9-350页。
[20]谢国桢著、谢小彬、杨璐主编：《谢国桢全集》第8册，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21]刘咸炘著：《推十书增补全本》丁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08页。
[22]孙文光《给<诗词集>提几个小问题》，见范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23]《清代北京竹枝词》与《中华竹枝词》此句都作省略号。分见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101页；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24]《清代北京竹枝词》《中华竹枝词》“肇事”两字均作省略号，分别见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第102页；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253页。
[25]，“乡愚无知”四字《清代北京竹枝词》作省略号，见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第103页；《中华竹枝词》则直接删除，见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255页。
[26]《清代北京竹枝词》《中华竹枝词》此五字作省略号，分别见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第104页；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256页。
[27]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19页。
[28]辜鸿铭、孟森等編《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5年，第722页。
[29]辜鸿铭、孟森等編《清代野史》，第724页。
[30]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第156页。
[31]辜鸿铭、孟森等編：《清代野史》，第730页。
[32]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詞》，第257页。
⑪辜鸿铭、孟森等編：《清代野史》，第724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高春花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