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孟子
与孔子一脉相承
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文化大成的基础上，创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中华民族人本主义的精神方向。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战国时期即已著名于世。孟子之学重心性修养，内在生命深厚，被充分理解需要一个过程，故其学初不甚显耀而后续力强大，越来越为社会所看重，其文化地位与日俱增。宋至元，孟子上升为亚圣，人们并称孔孟，《孟子》则由子书上升为经，列为四书之一，学者所必读。以后，不仅孟子在儒学史上具有了不同于诸子的祟高地位，而且他的思想和精神渗透和扩展到一般士人和民众之中，对社会一直发挥着积极影响。时至今日，孟子仍活在人们心中，他的言行风貌仍然颇具魅力，激励着当代有识之士向上向前，孟子的精神生命是不死的。
孟子一生最服膺孔子，谓“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乃“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他的愿望就是“学孔子”。《孟子》一书常引《论语》，或依孔子的学说而立论。孟子是孔子后学中最能领会和继承孔子思想精髓的学者。孔子的学说以仁学为核心，强调仁者爱人；孟子之学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仁义并举，进一步发扬了仁学的精神。孟子效法孔子，以天命之承担者自居，故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道德修养上孔子强调自省自责，而孟子更是反复强调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认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就形成了儒家严以律己的修身态度。孔子是教育大师，孟子继承孔子的事业，在参政受阻之后，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大乐，并总结出教育的五种方式：“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他的教育思想是生动活泼的。以上种种，都足以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传人，在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
孟子之所以成为亚圣，与孔子并列为早期儒家的主要代表者，不仅在于他能继承孔子的思想，更在于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许多新观念，有独特的精神风貌，补充了孔子的思想，提高了儒学的水准，给后来儒学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是一面鲜艳的思想旗帜。
孟子创造性的贡献
仁学与民生密切结合。孔子对民生问题是重视的，但语焉不详。孟子则把仁学落实到政治的措施上，要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在解决民生基本问题上体现仁民爱物的思想感情，中国近代的民生主义即发源于此。
首先，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丰衣足食。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仁政最核心的内容便是解决好民众的吃穿问题，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有起码的保障。
其次，“省刑罚薄税收”。孟子提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人民的负担要有一个限度，过此即有灾难，所以要省刑罚，必须薄税敛。
第三，救济社会上孤苦无援者。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第四，加强教育，德化民俗。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故要在富民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去恶从善，形成礼义之风。于是孟子提出五伦之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孟子提出一条重要原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定要使民众有稳定的产业，在当时主要是拥有稳定的土地，民众才会有稳定的思想情绪，易于为善难于为恶，社会也才能获得稳定。
民本主义的高扬。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孔子讲过：“民无信不立”的话。孟子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相信天命，但他把天命化为民意，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用民本思想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天命论，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地位。他引《太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的感受和意志，体现了上天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王只要能使百姓满意，就等于服从了天命。孟子用民众的意志代表天命，从而限制君王的意志，“君权天授”变成了“君权民授”。
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这个“民贵君轻”的说法，在先秦诸子之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士人独立性格的确立。孟子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中国士人的独立性格，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建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
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完全是相对的，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为昏君而死。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所以他不赞成愚忠。他认为明君必须“贵德而尊士“，“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样，孟子就大大提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
孟子刻画了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气象，此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气度是何等的雄伟宏大，富贵、贫贱、威武这三样东西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节，在生死考验面前能“舍生而取义”，最后成全自己完美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社会进步事业而“成仁”、“取义”的志士仁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思想多少都受到孟子的影响。
首倡心性之学。孟子创造性地发挥孔子的仁学，不仅指出“仁，人心也”，而且用“四端”、“良知”说为仁学建立了人性论基础，又将人性与天道贯通。孟子的人性之学直接启示了宋明的内圣之学，在儒学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性中本有善端为四：“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四种善性人皆有之，扩而充之即是善人，“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他把四端称为“良知良能”。孟子发现了人性的道德本心，他所倡导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人性论史上的主流，宋明理学家所反复阐扬的天理人心，归根到底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德良知。陆王心学更是直接得力于孟子。
孟子进一步探讨人性的终极来源和人心如何回归天道，他提出了著名的命题：“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知性→知天，这是人性回归天道的过程。人通过扩充善良的本心，彻悟自己的本性，从而体悟那作为存在与价值总源泉的天道，这样便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从儒家内圣之学来看，能继承孔子仁学并发扬光大者，以孟子的功劳最大，所以亚圣的称号对他是受之无愧的。
孟子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贡献，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其文化生命至今仍熠熠放光。对于我们来说，孟子的思想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如能认真开发而运用之，对于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民族的复兴，将有莫大的助益。（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牟钟鉴）